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xlyyj

文/感悟生活　　
      博主按：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好文章。托克维尔曲线告诉统治者们，必须认清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最好在权力稳固时主动放权、主动变革，就像不丹国王前些年所做的那样，等到社会矛盾激化时再被迫改革只会加速灭亡，还不如奉行残酷的高压政策继续苟延残喘。王岐山同志推荐官员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透露的信息究竟是认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正好主动变革呢，还是认为天下并不太平对主动变革还是小心一点好？这确实令人颇费思量！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托克维尔曲线：解析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清王朝的覆灭
　　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和风惠畅，万里无云。
　　国王路易十六取出鹅毛笔，懒洋洋地在日记本上简单记下一行字：
　　“14日，星期二，无事。”
　　很显然，这一天在路易十六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乏味。因为这一天连他平日非常喜欢的猎鹿游戏都没有进行，所以无事可记。但是，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却成为改写法国历史的重要日子。
　　就在20公里外，巴士底狱枪声如雨，火光冲天。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手持毛瑟枪，向这座监狱发动猛烈进攻。下午1点钟，18个勇士爬上百余尺高的墙头，跳进巴士底狱的前庭，放下了吊桥，市民们呐喊着蜂拥而进，激烈的战斗血流成河。
　　当巴士底狱最终被攻占时，人们发现里面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而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整天，牺牲了98个人。但人们饱含热泪，振臂欢呼，激动不已，没有任何人觉得代价过于惨重。因为在他们心中，这座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相当于1000座监狱。急风暴雨的法国大革命，就从这里拉开了血雨腥风的铁幕。
　　第二天早晨，从睡梦中惊醒的路易十六听了汇报，惊讶地问：“这是一场叛乱吗？”大臣明确地告诉他：“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路易十六做梦也没料到，他调集重兵镇守革命蠢蠢欲动的巴黎，人民还是公然在眼皮底下打响了反抗他的第一枪。尽管他并不甘心王权就此旁落，试图联合国内外力量疯狂反扑，但汪洋恣肆的革命冲决一切的巨大势能，几乎超出了一切人的想象。人民的怒火越烧越旺，最后演变为燎原之势。1792年8月10日，起义队伍冲进了王宫，路易十六被当作囚犯押送进监狱，等候审讯。统治法国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终于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彻底冲垮。
　　1793年1月21日清晨，阴郁的天空飘着清冷的细雨。路易十六被反绑双手走上断头台，心中感慨莫名。他一生喜爱机械设计，有一次发现断头台的铡刀是直的，认为效率太低，便建议改为更加锋利的三角形。万万没想到，数十年后，经他亲自改造后的断头台，直接用到了自己身上。
　　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国王向他的子民们发表最后的演说：
　　“我虽无辜而死，但我宽恕一切。我饶恕我的敌人，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台下的人群吼声四起，路易十六嚅动嘴还想说什么，但群情汹汹的喊叫声淹没了他的话。昨天还忠诚恭敬山呼万岁的子民们，此刻却迫不及待兴奋等待看他们的国王人头落地。行刑的鼓点急促响起，一道寒光闪过，路易十六身首异处。刽子手抓起国王血淋淋的头颅，向四周的人们高举示众。
　　一阵奇异的短暂静默，空气如同冻结成透明的冰块。突然，人群猛地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自由万岁！”“平等万岁！”“共和万岁！”所有的帽子都抛向了空中，所有的怒火都像火山般可怕地爆发了。十分钟后，人们发疯拥向断头台，用手绢、领带、帽子，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涂抹着路易十六的鲜血，小心翼翼地将它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带回家珍藏。
　　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全都震惊得目瞪口呆：臣民，这次居然是臣民砍下了君主的头颅！
　　而更令世人困惑不解的是，路易十六这样一位如此仁弱宽厚而且富有改革精神的国王，为何被他的臣民们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坚定地认为，路易十六不是什么暴君，相反“心地正直、善良”，“他可能是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在革命者的步步为营面前，路易十六步步退让，而实际上如果他不惜流血，从一开始就坚决镇压革命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在有生之年保住王位。因此直到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还认为，虽然处死路易十六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代无法避免，但他坦承“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和明熹宗朱由校喜欢当木匠一样，这位平易近人的国王终生也有一个奇特嗜好：酷爱制锁。他制锁水平的高妙绝伦绝非徒具虚名。他制作的每一把锁，几乎都堪称极富创意的艺术品。为此，路易十六专门在凡尔赛宫设置了一间堪称全法国最高级的五金作坊，四壁挂满了各种工具，锉、锤、钳、夹，应有尽有。为了提高制锁技术，他还谦虚地拜手艺精湛的老铜匠克洛德·加曼为师，恭恭敬敬执弟子礼。加曼无须禀报，即可自由出入王室寝宫。
　　路易十六一生对自己的命运有许多个没有想到。包括他没有想到，自己最终正是命丧这位“恩师”之手。1792年11月，有人在杜伊勒里宫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精制的保险柜。革命者们想尽千方百计，也无法打开保险柜上坚固无比的铁锁，那是路易十六最后的杰作。突然有人想起他昔日的锁艺师傅克洛德·加曼。国民公会赶快派人押来了加曼，果然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那把要命的锁。
　　原来，里面竟然藏匿着路易十六阴谋勾结国内外复辟势力绞杀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密函。国王的罪证大白于天下，整个巴黎愤怒了！1793年1月15日晚，罗伯斯庇尔在议会大厅讲台上慷慨陈词，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记名投票表决结果，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决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
　　高明的制锁匠路易十六，终究没能制造出一把打开人民心扉的钥匙。这其中的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作者托克维尔勇敢地捧出他的钥匙，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托克维尔自己就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吃尽苦头。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当过十多年的书报审查总监。他曾私下保护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免受查禁之祸，还冒险将书稿藏到自己家里。而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议会审判路易十六时，他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如果不是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可能早就人头落地。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通过深入研究，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以至于有人困惑地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路易十六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他真心关爱穷苦百姓，增加基金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救济贫民。路易十六不放心将赈济贫民的部门交给大臣去管，有时自己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人们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给予满足。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后期，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个人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人民变得更加勤奋，更加富有事业心和创造性。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至于其中的原因，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托克维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但事实上，旧制度下的很多规则、习俗和程序都没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遗憾的是，尽管中法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此时的法国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这本如此经典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没能进入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视野，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沉醉昏睡的统治者们及时提供经验教训。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传回相隔一万六千里的遥远中国，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灵深处掀起了起伏跌宕的惊天狂澜，引来的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
　　中法两国的高层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君主，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国家盛大极一时，当时的大清称雄亚洲，法国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中心。为了打通中国这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选的科学传教团。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深得热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之喜爱。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等人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他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而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的珐琅彩瓷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国王，这不但是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也是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的举措。
　　正当双方都为这次重要的外交访问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之时，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路易十六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连皇后、皇子也血洒断头台。巴黎街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谋反篡逆”行为，对乾隆来说，完全就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奸臣弑君”。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所激起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多的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当时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而乾隆皇帝却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到一个最大的启迪：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胆敢反抗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顽固自负的老皇帝此时尽管早已昏迈自闭，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拉着大清朝这架沉重的破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方向。也许，他认为路易十六对“暴民”们的优柔寡断正是自取其祸的根由，乾隆的杀手锏则是以血还血，以暴制暴，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的大搜捕最为突出。千千万万的酷吏贪官趁此机会，高喊捉拿白莲教，对老百姓实行有计划的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冤死九泉，要么只能奋起抗暴，殊死一搏。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环顾乾隆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的出现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面对断头台上路易十六的悲剧，乾隆皇帝本应有机会认真反思一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增大僵滞固化的大清朝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动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诚如学者柏杨所说，正当欧洲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起自十四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开疆拓土的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相反却疯狂地发起扼杀思想的文字狱。他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却越来越小，甚至变得可笑可怜。在国际风潮雷动、国运江河日下之际，满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鄙夷、仇夷。这些人对外来文化从来不屑一顾。他们孤陋寡闻，夜郎自大，擅长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往往嗤之以鼻。从皇帝大臣到街头小贩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这样低劣的民族，值得我物华天宝的“天朝大国”去学习吗？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更令人惊叹的是，真所谓“天道好还”，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过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画了一条“托克维尔曲线”。迟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变成为可怕的送葬。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那些富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幅临终速写。中法两个国家斩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出现惊人一致的重合过程。
　　1900年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雨天的官道泥泞不堪，慈禧一行饥寒交迫，狼狈不堪。慈禧后来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说：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
　　这样的惨痛的经历，终于促使顽固不化的慈禧开始有了一些觉悟反省。西逃途中，她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她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其中竟然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戊戌变法，杀气腾腾地质问光绪皇帝：“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前后对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能想到先前拼死维护“祖宗大法”的慈禧，现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误中在一私字”这样类似自我检讨的话来？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中可以看出慈禧历经巨痛，其卧薪尝胆、变法自强之紧迫决心。
　　为了应对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表示清政府应顺应形势，“极意维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动了晚清的体制改革，“清末新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从1902年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时到1908年11月她去世为止，她下令进行许多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力、奖励实业等方面。一场晚清政府自上而下为自救而发动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悖论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极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愿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却是引来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汤化龙、黎元洪等人的集体转身。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是立宪派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通电各省，表达了支持革命的态度，认为新政已是“维新绝望，大陆将沉”。他还与黎元洪一起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表达了他们对于革命派的理解，“清廷违拂民意，靳宪不予，人民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
　　汤化龙、黎元洪等人是一批从晚清官员队伍中转变政治立场的代表，他们属于当时社会上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在开明专制条件下逐步建立起宪政体制，属于“进步的保守分子”。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推动了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转变呢？
　　其实，关于这场改革南辕北辙的恶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神人”，早有准确的预测。
　　他就是久历宦海、洞若观火的张人骏。
　　张人骏长期官居要职，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对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谓心知肚明。从一开始，他就对晚清新政这味“药方”多持否定，后来的历史证明，张人骏的许多洞见神乎其神，完全成为巫术式的咒语般应验了。比如，他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
　　他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称“近日诸如练兵之派，王公铁良之查考，商部之欲派各省商局议员，此等举动，似又欲踵庚子已前之辙，殊不可解”。
　　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声称：“所谓学成而返，好者不过目的、影响数百新名词，全无实际，否则革命、排满、自由而已。”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张人骏，通报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消息后，他大惊失色，随即在家书中凄惶地说：“安徽一案，连得端午桥（指端方——引者）来电，大致已悉。日日言维新，日日言游学，所获效验如此。”
　　张人骏咒符般的预言，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他作为体制中人的切肤之感。他不赞同新政，是他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太多。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这些举措无不需款。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榨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
　　在朝廷，主持朝政的奕劻就是一个以贪赃枉法而著称的国之重臣。1903年，荣禄病死后，奕劻进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即又管理财政处，主持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可谓是无钱不要，无贿不收，官场腐败愈演愈烈。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那桐竟反加嘲讽，声称：“你是个大姑娘，贞节要紧，我则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
　　上梁不正下梁歪。晚清新政中，官吏们忙碌的往往不是千头万绪的改革事宜，而是买卖官职的生意，“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据记载，当时的官场乃是“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清末新政中的腐败，已呈现出结构性腐败和整体性腐败的特征。清王朝的崩溃，就像一栋衰朽的大厦，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崩塌。难怪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行将崩溃时，隆裕太后面对众王公大臣哀叹：
　　“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
　　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势行急速，犹如天崩地裂，江河倾泻，迸发出的新势能推动中国无可抵挡地向前，荡涤着一切旧有秩序的存在，虽至圣巨人恐怕也无能扭转，只好随斯前行。慈禧主导下的晚清新政，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积聚太多的“负能量”，最后终于导致一场总爆发何其相似！这股强大势能积蓄和爆发的机理到底何在？
　　有学者说，辛亥首义只是由偶尔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让辛亥革命给搞糟了，搅黄了，否则中国不会陷入军阀混战，而会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出一个“新中国”来。
　　学者朱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其使用暴力的范围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仅仅在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而其他许多省区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是地方势力离弃清廷归附革命。这一情况表明，当时的清王朝已丧失人心，遭到历史的唾弃。换言之，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结果却不仅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反而人心更趋丧失，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应是“告别革命”的基本途径，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红楼梦》中曾有副对联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才是晚清新政失败的最准确原因。黄遵宪曾经对梁启超说：如果不早点改革，到时恐怕已经太晚。这一点不幸而被言中。
　　纵观晚清70多年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但每当清王朝受到内外冲击时，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一定震动，但只要还能控制局面时，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愿主动变革，总是缺少改革的自觉，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惰性所淹没，改革自强的许多有利时机就这样被错失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只补新而不除旧”，还是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莫不如此。甚至连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无门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俗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19世纪末以来，失去多次改革机遇之后的清政府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怨声载道，信誉全无。清王朝政治权威严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驾驭改革方向和步骤的能力。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这一剂猛药，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而且还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清末新政不仅难以推进，相反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动荡与混乱，最终直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慈禧太后与路易十六导演的改革悲剧，完全如出一辙。古今中外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之前，政府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改革同样加速了自己统治的灭亡。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统治基础逐步解体。而一旦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自己新的统治基础，相反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政府就会陷入孤立，其统治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而恰在此时，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较之往日更加百倍地引起人们憎恨，必欲彻底革除。政府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愿望，或是等待观望，或者中途徘徊，或者百般推脱，必然会被日益失去耐性的人民无情抛弃。清末新政的历史结局，对路易十六如何招来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作了最充分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