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康正果：时势激荡中的革命逆流——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述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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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康正果：时势激荡中的革命逆流——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述评 (上）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05-30 01:02 Thank You for Donating to CND Receive A Special Gift Back - Click for Details! 　请您惠顾赞助商 鼓励其长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CND Amazon Cameras, Books... 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梁启超 一 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梁启超在共和党集会上曾发表题爲《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讲，以上引文即他那次演讲的要点。他所说的“腐败势力”系指以袁世凯爲首的北洋集团，而所说的“乱暴势力”则指包括陈其美丶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至於受到这两大势力阻挠的“改良政治”，可以说，首先让人想到宋教仁竭力倡导，却功败垂成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目的在於限制大总统的专制独裁，自然为袁世凯所忌恨。而议会政党体制更容忍反对派和不同的意见，承诺以公平竞争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明显使革命党好强的暴烈手段英雄无用武之地。宋教仁若组阁成功，出任总理，对两大势力均有不利，宜乎他遇刺的种种迹象让两方面的人物都卷入了涉案的嫌疑。但就梁启超讲话中所主张的“改良政治”而言，则是强调这两大势力之得势缘於中国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其中尤以“乱暴势力”爲害最烈。因此梁倡议共和党先与执政当局妥协，通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途径对袁世凯施加影响，等清除“乱暴势力”之後，再引导袁步入宪政轨道，逐步实现议会政党政治。对宋案的处理，他也力主以法律解决，坚决反对南方的兴师讨袁之擧。 不幸梁启超发表演讲不久，袁世凯即向五国借款，扩充军备，孙中山在南方挑起各地军方，发动“二次革命”，他所呼吁的政治改良最终在险恶的形势下遭到“不适而宜劣败”的下场。梁所谓“革命复产革命”的乱象从此成爲时势动荡的大潮，民初的宪政梦彻底破灭，他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退出政坛，保守主义的声音从此淹没於革命的喧嚣。侈谈革命者一是把革命视爲救亡图强的唯一出路，拒不走渐进改良的途径；二是在改造中国的目标上急於求成，企图用“毕其功於一役”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这一思潮後来也波及新民学会的多数成员，其中持论最偏激者要数蔡和森其人。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一师读书，该校教师杨昌济曾写信向章士钊推荐他这两个得意门生说：“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毛蔡二人的通信来看，蔡的笔锋尤爲雄健，他1918年赴北京途中所写的那首五古《少年行》也比毛泽东早年的几篇习作显得底气浑厚。无怪乎萧瑜和新民学会同仁都公认，与蔡相比，毛明显略输几分文采。可惜蔡职场上运气不佳，据萧瑜所敍，他遇事不愿有求於人，高等师范毕业後一直找不到工作，致使家境困窘，曾一度潦倒到擧家断炊的地步。因此他愤世嫉俗的情绪特别绪强烈，发言之惊世，立论之骇俗，直令毛泽东瞠乎其後。後来他迫於生计，只好带上母亲和妹妹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自踏上赴法之旅，就没把读书求学和拿张文凭太当成一回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名为留学，实际上更偏重藉机去国外寻找新的出路。在一战後的欧洲，左倾的激进思潮在社会上和知识界急剧高涨，对蔡和森这类本来就很想闯荡一番江湖的失意者来説，动荡中的欧洲正好为他们建立国际范围的联络开啓了方便的通道。在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一封信中，蔡和森认爲“往京考公费学校”和“往西洋进大学”都是“随俗迷梦”，劝他们不必在那条路上徒劳。连提说到恩师杨昌济“东奔西走，走了十年”的求学经历，蔡都以轻视的口吻说，杨师“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竟何所得！”对新民学会中更想走“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道路的成员来説，蔡和森这种不无“酸葡萄”味的高姿态言论，不啻为当头泼下的冷水，而对本来就不耐坐冷板凳苦读的毛泽东来説，无疑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蔡和森自以为是地说，赴法勤工俭学，只要能“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就算达到了留学的目的。接着他向诸友人高调发布要与诸恶缠斗，乃至不惜作恶的宣言： 弟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後者，谬也！为学爲事，划分先後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於有权。……曰鸿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据据”而不自觉者也。……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为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於首恶则奋斗，对於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 蔡和森这番激越的议论很有代表性，可谓发出了当时很多无业的或未能造就成专业人才的小知识分子之心声。这类人多因受家庭经济条件或个人能力的限制而在升学和就业上碰到种种障碍，遂不屑认真考虑现实谋生的俗务，很想投入乱世的革命大潮，另做一番理想的事业。明确地说，蔡希望更多涌现的“做事之人”，即苏俄模式的职业革命家。要成爲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按照蔡的説法，就得具备“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他理直气壮地宣布，像他们这些“本来痛恨万恶”的“正人君子”，完全是迫於时势，才不惜自脏其手，去从事“公然为恶”的事业。在另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以更加出格的酷论把毛仅作过片段论述的“恶人哲学”发挥到肆无忌惮，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说： 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弟……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少避而勇为之；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微一枉，其所直不知几万万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以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後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 蔡和森与毛泽东先是同学，後为同志，他授毛以马列主义纲要，开啓毛投身阶级斗争的门路，在先知先觉上堪称毛的理论教头。他所发的“正人勇为伪恶”之说比起毛的“恶人哲学”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露骨的“恶行善果颂”满口敢於担负天下罪恶的气势，为中共此後不择手段的夺权斗争奠定了蛮横的“恶行伦理学”基础。蔡当时对列宁的暴力阴谋策略尚无详尽的了解，但从他那“全称肯定自己”和“全称否定敌人”的独断文体已可看出，他与苏俄职业革命家情意结构上灵犀相通。难怪他一到法国，便与共产国际前来策划中国留学生的特派员挂上了鈎。 蔡和森笔锋雄健的文字更多地得益於他的旧学根底，而非一般的留学生到欧洲锐意钻研的新学——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与毛泽东另有一相近的短项，俩人都缺乏迅速掌握一门外语的能力。据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回忆说，蔡和森法文并不好，但他勇於躐等而上。自入学他就轻视学校的课堂教育，仍沿袭新民学会成员那种散漫无序的自学风习，“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张，以蛮看报章杂志爲事。在短时间内，他收集了大量关於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李维汉特别指出，“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後，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连成一个整体。”1920年6月，学会成员在蒙达尼就“改造世界与中国”的议题进行讨论，与萧瑜所主张的温和革命针锋相对，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和森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这几封长信都收在毛泽东所编的学会成员通信集中，毛当时仅有的马列理论知识和苏俄革命纲领，应该说多得自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小册子所做的粗率转述。故在学会成员中，一时有“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之称。也正是靠这位理论家书信中那些囫囵吞枣的零星介绍，实际家的毛泽东後来对斯诺说，1920年前後，他“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爲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 当时赴法留学者数以千计，爲什麽其中多数人能学有所成，海归後均得以发挥各自的专长服务国家和社会？但爲什麽会另有少数人——特别是来自湖南和四川的学生——既不安於勤工，也谈不上俭学，结果走上在当时被社会和家人视爲“乱暴势力”的歧途？ 来自四川的青年党创建者李璜当时也在法国读书，他的回忆文字至少有助於我们站在蔡和森及其同夥的圈子外另换一个角度，对他们遗漏或回避的某些真相作出应有的审查和评判。据李璜的统计，在当时来自各省的留法学生中，广东和北方四省的学生均得到本省公费资助，因而毕业後事业有成，回国服务社会者居多。四川因军阀混战，湖南则因先驱张（敬尧）後反赵（恒惕）而长期内乱，致使两省学生都得不到公费资助，其中有很多人来法後不久即陷入贫困。李璜又将这两省的穷学生分爲三类：第一类学生能较快地掌握法语，他们连翻译带写作，投稿国内，靠赚取的稿费得以维持在法的生活。第二类学生勤於打工，很快转爲技工，有了丰厚的收入，最终多在法国定居下来。第三类投靠共产国际的学生可以周恩来为例作一跟踪説明：周恩来先是赴日本留学，报考日本高等学校，连续几次落榜後败退回国，继而又转赴法国另谋生路。周於1920年抵法，旋即入尔维特工厂去做粗工，他只做了三个星期，便跑回巴黎，见人就说吃不消，认为那是非人的生活。周自从放弃做工自给，便再未潜心学业。在一次聚会中他发言说：“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从此他开始四处网罗留法学生中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青年，代表他们与俄共特派员——用中共今日习用的指称来説，在那时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敌对势力”——接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留学生旅欧的共产党组织。这些人有了活动经费可解决食宿问题，过上了出入咖啡馆，集会公园内的生活，也就有了空闲和精力在组织的指令下发起各类抗议活动。他们扭成一股，在留学生群体中大搞派别对立的斗争，最後閙到与法国警方发生冲突的地步，致使蔡和森丶李立三一干人被驱逐出境。 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群救亡意识强烈的青年人完全是为领取几个卢布才投身共产国际，按苏俄方面的指令去搞活动的，更无意彻底否定他们那曾经幼稚的理想和比较单纯的热情。但要解释爲什麽唯独他们这类陷入贫困的人甘愿听从苏俄的召唤，最终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就不能不对他们那种别扭的失意者（misfit）情怀作进一步的分析。与其他两类勤奋的穷学生能保持自足心态的情况有所不同，失意者为祛除焦虑和空虚，最需要在气势汹汹的群衆运动中找到精神上的庇护。加入群体，他们就敢去做独自一人不敢做或做不成的事情，经过在群体中互相感染，最终便爆发出周恩来所谓“联合起来”的力量。这就是失意者加入群体後获得的“集体心理”。正如研究革命心理学的勒庞所说，这种集体心理“使他们的感情丶思想和行爲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爲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念头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 俗话説，“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提起此经典的陈言，论者多好持孰先孰後的循环性争辩，却很少能撤销“英雄”这个事後按成败定位的光圈，返回当时的动荡局面，追踪其间复杂的动力关系。被毛泽东描绘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势，其实并非後来所颂扬的那麽气势雄伟。首先应指出，十月革命传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遭到了列宁的扭曲和篡改，它更多的是李大钊曾撰文欢呼其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讽刺的是，这位北大教授虽率先报导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却对自己所评介的“主义”仅知皮毛。在那篇文章中，他用“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的泛泛之词在文中一顿，随後即转入散漫的描述，说这个主义“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麽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经这一连串“没有”的反面界定勾画出粗略的虚綫，所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便很容易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混爲一谈了。毛泽东後来对斯诺说，他在北京认识李大钊，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但同时还“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由毛在当时的知识水平，我们不难想见李大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宣传效果。其实，苏俄的巨变在当时最能引起国人关注的并非其伟大的革命成果，而是它与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其中影响最大者便属口惠性的《加拉罕宣言》。该宣言宣布要废弃沙俄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消息传来，在知识界曾一度赢得普遍的轻信和好感。包括新民学会的成员在内，不少激进的青年都对苏俄发生的巨变心怀向往之情，满以爲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最可取的捷径就是苏俄的革命方式。这样看来，十月革命给予国人的欢欣鼓舞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只是那个後来才发现纯属一纸空文的《加拉罕宣言》。至於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隆炮声送来的东西，恐怕除了逃到上海的大批白俄难民为国人有目共睹外，就再也看不出什麽值得称道的好事情了。没有人全面了解那炮火弥漫下的内幕和实况，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时势的激荡中见机行事，趁势弄潮，实在顾不上深思“以俄为师”的决策可能导致的严重後果。 直到苏联解体二十年後，普京建议把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定爲今日俄国学校的历史课本，列宁及其苏维埃国家的罪行才初次全面揭露，我们才从中清楚地看出，受十月革命鼓舞的蔡丶毛诸人所决意去做的“正人之恶”到底都受到了苏俄的哪些影响。2010年6月，参与编写该书的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陈铁健和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他们所做的采访记录随即在《炎黄春秋》上发表，兹摘要转述该文如下： 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所载，爲了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势力，德国威廉皇帝一直谋划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列宁正好充当了这一人选。他自1915年即受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在德国特种兵帮助下顺利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强调上述事实，并非硬要给列宁扣上德国间谍的帽子，只是要表明，他曾利用德援达到他在俄国掌权的目的，乃是一不争的事实。这个目的就是回到俄国发动社会主义政变。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宣布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接下来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列宁的计划得到德皇的“坚决支持”，德国一共拨出5,000万金马克资助列宁领导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把所谓的十月革命定性为政变，关於这场血腥的“革命”，他们如此评估： 一丶 布尔什维克一反俄国社会尊老爱幼的传统，以彻底砸烂父祖辈的“旧世界”为务。 二丶 与“热爱祖国”的传统观念相左，布尔什维克提倡“无产阶级无祖国”。 三丶 反对偷窃和抢掠本为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却主张废除私有制，发动穷人从富人手中“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四丶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丶“和为贵”丶“积德”等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要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同 上，478页）。 列宁因而指令，“在‘无产阶级’胜利後，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从肉体上消灭”。（同上，129页）苏维埃政权不但杀害了沙皇全家，而且建立契卡，掀起全国范围的红色恐怖，仅在1918年到1922年间，便杀人200多万。按照列宁的説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不是什麽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认爲，只有建立这个专政，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永立不败之地（同上，561页）。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後，列宁随即把德国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做法转用於中国，但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们那时候摇身一变，已不再是自己国家的失败主义者，而是在不择手段地壮大他们掌控的苏维埃政权了。1919年3月，列宁指示建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总部就设在莫斯科。这个共产国际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它一方面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灌输“无产阶级无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却利用此观念为他们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服务。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就这样双管齐下，打入中国，不只在旅欧的华人留学生群中收买像周恩来这样的代理人，同时也爲维护其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派出专员与中国最有实力的军阀暗中挂鈎，洽谈交易。在北方，有维经斯基经李大钊牵头与吴佩孚部下接触，而南方则由马林出马，直接去找陈炯明商谈。直到马林认爲军阀们难以合作，无机可趁，转而试探性地拜访孙中山，考察了广州方面的形势，发现国民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联盟”的松散组织，这才向共产国际提出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认爲，像陈独秀丶李大钊诸人仅停留在写文章丶办刊物和理论探讨阶段的共产党组织，可能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终究难成大事。他指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就很暗淡了。”因爲他发现，国民党的党纲为“各个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马林因而建议立即着手帮助国民党发展壮大，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国共合作，从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发展共产党的组织。马林当初提出他的建议时未尝不想建立国共的党外合作，无奈孙中山不接受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等合作的做法，只许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孙中山这种形同吞并的容共方式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倒给他们“本党”内部拉进了大量的木马。 对这种屈就他党的合作方式，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起初均有抵触情绪，因此中共内部对此事一直都争议很大。但争论归争论，作爲共产国际的下属党组织，中共只得绝对服从上级的决定。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谈判後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内容与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并不完全一致，它更重视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因而更关注俄国与国民党的关系，扶植中共的任务仅处於从属地位。双方认爲，“中国最急之问题，乃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并同意孙中山坚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於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然而共产国际的运作却与苏俄政府的外交辞令有所冲突，两者虽都肯定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但共产国际自有它长远的的战略布局，其终极目标乃是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壮大中共的力量，在推翻北洋政府後统一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丶将发展成爲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这个分两步走的谋划不难令人联想到列宁领取德国金马克回国窃取二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步骤。在共产国际拟定的棋局中，国民党暂时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等到它被用到像一颗榨乾的柠檬，莫斯科自然会毫不吝惜地将其丢到局外。国民党内的老派人士不是没警觉到容共之擧的危机，无奈孙中山乾纲独断，执意要把那班激进的年轻人收罗进来，自以爲国民党阵营庞大，很容易就会将他们消化吸收。孙当初手中没有枪炮，只是光杆司令一个，他本想借助陈炯明的势力在广东落脚，建立营盘，不料双方不但没能搞到一起，反而碰撞出敌对的冲突，弄得他在突发的炮轰中仓皇逃出广州。四顾无援的孙中山为尽快组建党军，尽量吸收可徵集到的力量挥师北伐，只好放弃一直对美丶英丶法等国所抱的幻想，在别无选择下转而联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英美政客对孙中山的吁求一推再推，最後把孙推进了苏俄的怀抱。《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布後，孙中山收到苏俄200万金卢布和一整船军火的援助，同时接受了莫斯科派来掌舵的顾问，并放手利用中共跨党人士融入的活力重组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但对两党混合过程中已经出现的麻烦问题，他一时还无暇作深远的考虑。不幸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抱憾而终地走了，却把那致命的後患留给了他身後“仍需努力”的同志。 来源：《纵览中国》5月29,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