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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子天下第一”?为什么印度“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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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8 05:5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唐朝以道家为先,儒家为次,佛教为末;有人说这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来历,而孔子只能屈居第二,故被反对者称为“孔老二”,因佛教来自印度,所以中国人至今称印度人为“阿三”。

  隋朝末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道改,老君子孙治世”、“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政治谶语。这些谶语,一方面动摇了隋朝统治,统治者因之下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另一方面,有志之士也利用这一谶语大造政治舆论,蠢蠢欲动。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为“真主”、“真君”,开仓献粮,支持起义军。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道士的附称,实际上是利用老君李姓,附会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神授,以此来号召社会民众,推翻隋朝腐败的统治。

  唐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胡戎交替侵犯、南北分裂的纷乱局面,创造了欣欣向荣、刚健乐观的社会局面。伴随着门户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景教等纷纷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道传入中土,在长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现了礼拜寺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传教活动。多民族的交往,多种文化思想的交融,多种音乐艺术的交杂,表现了多元文化的形态。与此同时,社会政治中也有一种以宗教作为统摄意识的中心目的,将道教与儒学、佛教综合起来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宗教鼎盛时期。

  李氏唐朝建立后,尊崇老子为“圣祖”。武德初年,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同时,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赐赏丰厚,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推崇的政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梁武帝崇道尊佛、周武帝抑道毁佛,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并不迷信道教,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旧唐书·太宗纪》曰:“南朝梁氏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子之教,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儒教居中,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认为:道教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教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氏王朝的建立,实赖老君的功德。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祭祀老子,下诏重申:“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邃古,原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同时,朝廷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命朝内百官研习《老子》五千文,科举策试增加《老子》条目,设立宗正寺,掌管道士佛徒。由于政策的优惠,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道馆林立,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围绕着道、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华夷先后之争,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僧法琳等作《辩正论》驳斥道教,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等反驳佛教。由于唐王室的支持,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随着道派的涌现,经典的编纂,宫观的兴建,仪轨的修定,道教逐渐成为国教,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玄宗在武则天、韦后专政下度过青少年时代,对两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称帝专权深恶痛绝。即位后,一改中宗、睿宗旧制,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他在天宝改元诏书中声称:“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混元圣记》卷八)设置老子在佛儒之首,称为“万教之祖”,确定了道教的领导地位。

  唐玄宗在治国经略上,主张“发挥道教,弘长儒风”,即以道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以儒家纲伦整治社会。

  唐玄宗一再强调以道治天下,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又言:“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所以,唐玄宗认为帝王好清静之化,施无为之治,“同归清静,共守玄默”,那么,为臣者可以保身,兼济于人,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安分守己,乐于家业,知善而不犯刑。上下合道,天下同心,社会昌盛。这就是唐玄宗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唐玄宗竭力推崇《老子》,尊封为《道德真经》,视为李氏王朝的“家书”,诏谕天下“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诏庆唐观》)希望“同心同德,化流四裔。……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再诏下太上老君观》)玄宗还亲手注释《道德真经》,颁于全国,命令设立崇玄馆,招收生徒,研习《老子》以及《庄子》、《文子》、《列子》,命贡举加试诸策,以明经例保举后,可获得崇玄博士称号。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加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又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又进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建老子庙,两京改称太清宫、太微宫,毫州老子庙亦称太清宫,天下诸州的改称紫极宫。诸宫皆拟宫阙之制,祭献太清宫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玄宗又命名地铸老子像,或绘祀老子像。老子不仅是唐王朝的“圣祖”,而且也成了护国、护教神。

  盛唐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派,有正一派、高玄派、昇玄派、金明派、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等。各派间俱有严格的经戒、法箓传授次序,有不同的斋醮仪式。出现了众多有名望、有道术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张万福、史崇玄、叶藏质等。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又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河内温人。出家于嵩山。得潘师正亲口传授《金根上经》、三洞秘箓,以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研习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

  景云二年(711),司马承祯奉旨入宫,睿宗问其阴阳数术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道教思想的“顺物自然”、“淡漠无为”为宗旨,向睿宗说教,深受睿宗的赞许。

  玄宗时,司马承祯被多次召见,并向皇帝亲授法箓和上清经法。司马承祯认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上书请别立斋祠,玄宗听从其言,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祠内诸神形像、冠冕、章服、佐从神仙、殿宇设计,以及祠内的各项制度,皆由司马承祯按道教经典推意创造。由皇帝亲自许令道士在五岳重镇按道教传统建立斋祠,主持祭典,这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少有的。从道教方面来看,创立道教斋祠,主管五岳祭祀,是由司马承祯首开先例,从此,道教得以参加国家重要祭典活动,并与儒教祭祀山川的礼式抗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随着道教宫观的建立和发展,道教科范仪式的完善,道教更加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入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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