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两千多年道德传统国人却是世界上道德低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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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跃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缺少道德。道德的核心是真善美。真包括对真理客观的敬畏和诚信，善是与人为善和宽容。美是尊重他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华夏以外的社会里，道德是附属在宗教里边的。国人是世界上少有的宗教情感最淡薄的民族之一。一般认为，没有宗教作为后盾的道德说教及影响力是很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两千多年道德传统的国人道德低下的第一个原因。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人现在道德低下是由于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批判作为传统儒家道德所致。这个判断基本上是错误的。总的来说，国人的道德问题不在道德本身而在社会。
    华夏道德起源于周礼。周礼是周朝宗法式封建制社会的产物，其主要功能是阻止僭主政治。君主对僭主的排斥，导致在宗族里对庶子的排斥。它的作用是阻止一夫多妻下宗族内的恶性竞争，它原本是规范出身、等级和继承权，让社会上的每个人各得其所。它具有华夏各族的习俗积累的因素。后来孔子把它改造成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创立的儒家道德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
    然而，孔子创立的儒家道德有先天的缺陷。在世界各民族的道德中，道德一般不关心政治问题。而儒家道德一开始就跟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学而优则仕”就是跟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例子。在道德的核心真善美中，真和美缺位是儒家道德的特点。儒家道德中基本没有对真理和诚信的思考，也不怎么尊重甚至抵制他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儒家道德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宗法等纵向秩序方面，对道德中的核心之一——诚信则漠不关心。儒家道德是纵向社会的道德，而诚信是以横向秩序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因此，它很难容得下作为横向道德的诚信。就是说，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则言不顺”面前，真理和诚信必须让位。道德一旦跟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兑变成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作为强调纵向道德的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的文宣工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强调自律的儒家道德容易变成约束别人尤其是卑者的工具。
    评价儒家道德不能光从儒家道德本身去分析，更应该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早期儒家道德的出发点是恢复西周的宗法式封建制，他们认为作为宗法式封建制秩序的周礼是阻止社会动乱的法宝，尽管儒家努力恢复封建制的努力失败了，但他们认识到封建制的价值是难能可贵的。据刘仲敬的分析，早期儒家学说的问题是一方面想阻止西周封建制的衰退，另一方面则大力推动启蒙。即一方面抵抗“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有教无类”的启蒙路线。他认为，孔子的这种开创先例所造成的对周礼社会的损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因为启蒙是促成封建社会解体的腐蚀剂。就是说，儒家道德的问题主要在于它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孔子的启蒙主义对群众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平等社会不会像封建社会那样任人唯亲。实际上，“贵贵而尊官”才是群众的本来面貌，儒家在对人性的理解上的确不够深入。孔子虽然不直接主张人性善，但他的思想已经孕育了人性善的种子。人性善具有很好的道德感染力，但它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在孔子看来，人只要受良好的教育，人就会变得有道德，受教育越多，人性善就越多。这种思想到了后来就成了尊者至上，放纵尊者的思想。当然，这一点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主要评价，因为导致对尊者的放纵和不受约束的原因主要不在儒家思想的作用，而在于秦制的“历史的终结”。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作用是有限的，习俗或习惯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现实所起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因此，人们把国人道德低下归咎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践踏并不符合事实。
    “历史的终结”出现后，华夏社会不断地走向去封建化，虽然与早期儒家思想家的理想相背离，但儒家学说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吏治社会的目标是去除大宗族、小宗族，让所有的子民都变成原子式核心家庭，使社会“扁平化”，成为吏治国家的顺民。由于这种扁平化的顺民社会对僭主政治和异族（蛮族）没有任何抵抗力，从而导致华夏社会频繁出现因农民革命、僭主政治、蛮族入侵而产生的改朝换代。频繁出现的社会大动荡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这种情况下道德每况愈下是难以避免的。国人的道德低下绝非一日之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扁平化的顺民社会由于铲除了封建制和大宗族，华夏社会很难形成有效的较大的共同体意识，在缺乏有效共同体意识的社会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很难发挥作用的。道德本质上是熟人社会的产物，在华夏社会，它一般只能在血缘氏族（小宗族）内发挥作用，一旦越出熟人社会就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此为人性所然。
    扁平化顺民社会很难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横向社会的道德规范。在暴政和异族统治下的顺民，很难与吏治国家的统治者形成有效的共同体意识，越是大一统的社会，这情况就越严重。在多国体制下反而容易形成有效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另外，吏治社会下的顺民没有自己对道德的独立判断，往往随统治者权贵的变更而不断变化。久而久之，吏治社会的道德就容易变成对权贵的顺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奴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好是道德本质的对立面。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可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能够唤醒人们去与邪恶作斗争。国人做顺民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把奴性当做道德。奴性很强的人不会有道德，只会无条件服从尊者的意志，对权贵者百般曲意相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欺凌。他只会投机地遵守眼前的上下秩序，没有横向的平等意识，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得失。加上具有一定开放性官僚用人制度，更加剧了官场上的恶性竞争。儒家学者没有想到“学而优则仕”“用人唯贤”会导致个人只考虑自己眼前有鱼，不考虑甚至不让人有鱼的结果。在这些顺民的大脑里，到处充满着精明的利己主义，遵守规矩会导致自己吃亏，破坏规矩会让自己获得眼前的巨大利益。人越来越变得自私、内斗、自相残杀。在这样的吏治社会的顺民面前，与人为善的道德是软弱无力、微不足道的。
    国人的道德低下状况早已被一两百年前远道而来的西方人所发现，甚至在明治维新以前，有不少日本人来大清所看到的道德败坏的情况与他们想象中的礼仪之邦相去甚远。这些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把国人道德低下完全归咎于传统道德的破坏缺乏说服力。梁启超很早就发现儒家道德强调的是私德，社会公德是缺位的。
    近百年来，中国出现了两次大的反孔运动，一次是知识人的启蒙运动，另一次是高层玩的政治游戏。前者从民主和反对奴性的角度批判儒家思想，后者则是继续打压小宗族，使社会更加扁平化。前者的批评理由并不充足。民主不是靠批评传统思想和启蒙产生的，它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中逐渐产生的。奴性并不是孔子道德的特征。如：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忠于道义，荀子复述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等与奴性正好相反。三纲五常则是汉儒的提法，与前秦儒家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人道德低下的主要表现有奴性、站队思维、不讲理性、缺乏互信、虚伪（想一套说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化公为私、以邻为壑、内斗、告密、法律观念淡薄、不遵守公共秩序、阿谀奉承、缺乏同情心、缺乏职业道德、得理不饶人、缺乏宽容、记恨复仇、潜规则盛行、不讲礼节、拜金主义、不讲契约和诚信、各种恶习（随地吐痰丢小垃圾、大声喧哗、论文抄袭、不尊重他人隐私、己所欲施于人等）、崇拜权贵、喜欢拳头解决问题、走后门、人情商业化、杀熟、行贿受贿等，这些都给跟孔子他们所主张的思想内容没有关系，有些甚至是相反的。其中大部分与后期的儒家思想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评价儒家道德时，还应注意区别对待前期儒家和后期儒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述国人道德低下的现象，相当一部分是自古以来积累形成的，一部分是近几十年来经济领域开放但法治不到位而形成的。而法治不到位则与我们过分迷信传统道德的作用有关。在许多意义上，道德的思维方式与法治的思维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是在公共秩序方面。道德过分看重他人的内心想法，这一思维方式很容易为权贵者滥用，成为内斗、相互残杀的工具。又比如，国人爱钱如命的德性绝非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说：“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美国人有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的智慧。”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国民，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样费尽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无依无靠，才使中国人对金钱有如此看重的心情。如上所述，在没有大家族保护的扁平化的吏治国家中，国人是很难得到有效保护的。
    一个民族的社会道德主要是由贵族积累、承载和发扬光大的，贵族老早就在被去封建化的过程中消亡了。没有贵族、没有宗教，导致独裁君主的权力不断强化和膨胀，而权力的本性是使人民无条件地顺从。当社会上充满大量机会主义的顺民时，人们就会顺从权贵，顺民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因此，顺民的价值观必定是“实用主义”的，再进一步就是机会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样的顺民社会怎么能有道德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批判传统道德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塌方式滑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弘扬”传统道德也不可能扭转眼下国人道德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趋势。本人无意批判传统道德，也不愿意批评传统道德，认为传统道德中也有不少值得发扬光大的地方，但认为它不是灵丹妙药。我们已经给了它两千多年的机会，这一次，断定它不会有更好的表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减少我们大脑中过多的泛道德主义的荷尔蒙，冷静、理性地思考我们的未来。反腐运动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关键在于法治、理性和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