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左右之争（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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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与大辩论

随着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登上政坛巅峰，有关这一代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政治倾向“是左是右”的猜测一直众说纷纭，理由在于观察家们认为这将主导未来十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而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光明日报》上刊文，重新解读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政治意义。文中透露，习近平曾在讲话中表示，如果否定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站住，就会天下大乱，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而中国社科院亦在“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中，通过数据分析、比对，结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这一组数据也颠覆了很多观察家以往对于中国民众左右分化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非左即右，隶属两个阵营，正在展开一场“向民主政府过渡”和“建立民粹主义威权体制”的博弈。虽然理性上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左右两派精神领袖，但是在中国民间绝大多数民众将毛邓二人看做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那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如何重新定义“左”、“右”两派？否定左右或者超越左右的探索能否实现？今天中国左右学者动辄以彼此抹黑、谩骂乃至约架来解决彼此矛盾的做法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又是否需要一场大讨论来让两方重新获得某种共识？种种疑问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探讨意义。

  毛邓关系决定左右水火不容

对于左右派的定性，如果在教科书和百科里寻找答案的话，其定义甚至会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座位。然而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传统的左派定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不适用甚至相反的”，例如在其他国家，民族主义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翼势力，而在中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会被认定为左派。

究其原因，在于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左派的政党，而建政者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崇尚阶级斗争为纲的领袖人物。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还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几年内，右派有同情、相信或支持资本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进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意思，虽然这种意向不一定很强烈。相反，左派则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支持彻底革命、支持输出革命，等等。由于右派一度被普遍认为是反动的、消极的，一些政治斗争失败的“极左派”，如“四人帮”，也曾经被定性为“形左实右”。

而在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从此一些人有了“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右派是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共产党领导、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人。“右派”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合称“黑五类”。相反，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红五类被认为是左派的中坚。1967年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左派通常自诩以道义上的正统性，将右派简单定义为“汉奸”。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虽然官方认为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是一种传承关系，但是在中国民众的认知里，毛泽东思想的内核是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是革命，毛本人是中国左派的精神“上帝”。邓小平及其理论的要义是经济发展，是对外开放，是改革，虽然右派不是百分之百支持邓小平，但是迄今为止邓小平有关经济改革、政治制度、新闻自由的很多表述仍然被很多右派奉为“金科玉律”。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邓小平曾三次被贬，而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旋即清除江青等“四人帮”，对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将其拉下“神坛”。可以说这两人虽同为中共领袖，但他们分别所代表的思想也被认为颇有些“水火不容”，关系实难说得上融洽。

但是无论左右如何看不惯对方，在经历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的中共三十余年的现代政治历史中，当局对待左右的思维也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逐渐演化为“两不”——“不折腾，不讨论”，高层在政治上不多做折腾，一心一意搞建设，民间在政治上不多做讨论，鼓足干劲促发展。

薄熙来事件引爆左右之争

但是这一切在2012年发生了转变。这一年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换届年，同时又发生了轰动海内外的“薄熙来事件”。而在2011年重庆最受瞩目之时，这个西南边陲重镇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曾被视作毛泽东的正统代言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开始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罔顾司法程序地大规模打黑。并且高举毛泽东理念中重要的均贫富旗号，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赢得共鸣，一时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今天就有大陆学者认为，回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整合和提升毛泽东主义左派力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持这类思想的学者和民众规模并不小。但缺乏有魅力的领袖、明确的路线、统一的组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重庆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成了整个毛左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一大批毛左学者心目中的“教主”。

自此，在改革开放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毛左再次形成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当时大陆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

在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随后被关闭。事实上，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而被认为是右派代言媒体的《南方周末》也在2013年年初发生了新年献词被改事件。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阻止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

党同伐异偏离学术争鸣

自那之后，随着网络媒体如微博的盛行，左右之争开始转移战场，两派学者语言攻击日盛，互盖帽子，约架、抹黑之事层出不穷。左派被冠以“五毛党”等名头，而右派则被讥为“带路党”“美分党”等，唇枪舌剑。左派学者如孔庆东、司马南、胡锡进、染香等，右派如茅于轼、于建嵘、李承鹏以及一批南方报系记者。


这一批左派学者，被认为是以恢复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尊严与道路作为底色，间以建国以来历史与领袖的褒赞的思潮，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政策，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身体力行的一大批现任官员是“买办”性质的，出卖中国利益，并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而右派学者本着以自由主义作为前驱，兼谈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人道主义的施行，带着不容质疑与缺乏宽容的质素怀疑左派过于崇毛将把中国带回文革。他们认为崇拜毛的绝大多数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对毛泽东的信仰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左派学者韩德强掌掴八旬老翁的事情。

无论是左还是右，这种近似“党同伐异”的心里折射在现实生活中就变成了公诉茅于轼以及约架吴法天，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左右之争成了中国最大规模的行为艺术，两派学者正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争鸣的路上越走越远。

超越左右更需达成共识

鉴于中共政权的特殊性以及今天的左右矛盾如此难以调和，思忖能否有观点或者人能够超越左右呢？目前外界抱以最大期望值的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从目前习近平的种种表态来看，首先在上任伊始即提出中共首先要明确“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的问题，“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一针见血地展现出自己意图超越左右的姿态。随后又在省部级官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两个不互相否定”的理论，更是将这种思想拔到要融合左右的高度之上。毕竟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一直在强调要继续改革，而继续改革的前提就要各派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前提就是大家消除误会和不信任感，互相理解与信任，甚至超越左右观念上的分歧。

多维新闻此前在分析中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不能割裂，不能否定”并非错误。尤其是“不能割裂”的背后反映出，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所取得的成绩和所犯下的错误，为邓小平提供了执政经验，让邓小平、陈云等人明白了“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而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官民关系紧张等问题也需要从建政前三十年吸取经验，这种将历史统一、不割裂来看的思想方法符合中共的辩证统一的唯物历史观。

当然，也可以更加“阴谋论”地认为，习近平的此番话可以被认为是在调和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薄熙来事件”前后，中共党内关于“做蛋糕”还是“分蛋糕”存在一定争议，而在很多官员的眼里，“做蛋糕”代表着邓小平的继续改革理念，“分蛋糕”则意味着更倾向于毛时代共同富裕的政策。习近平作为“新主”，在亟须党内共识的情况下，向党员发出号召，无论是毛，还是邓，都是中共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两者不能分割、否定。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始建立自己党内的威信，为下一步执政奠定基础。

虽然毛泽东直到逝世都坚持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结合目前的舆情，可以发现，认同习近平这种超越左右观点的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增多。毕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左”、“右”标签。左、右的概念在中国几经变换，有很强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色彩，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能开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历史表明，左右之争只存在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30年来一直如此。而自由派提到政治改革必称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许多左派至今跳不出苏联国家主义的影响。左右派都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推崇的理想之路，但生硬的主义很可能让中国误入歧途。

当须坦言，左右派各自给中国改革提供了内容上的选项，中国之大，必能容各种异见甚至极端，左右的碰撞有它的功绩。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理性论辩的环境相当差，宽容缺失，一争论就相互攻讦如仇雠，彼此很难实现思想交流，更谈不上达成共识。如果中国社会的改革被左右派操控，社会很容易走向分裂和不稳定。

中国需要一场大辩论

而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历史的经验证明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后，再进行一场全新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大讨论。这个大讨论缘于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客观现实，又是当局近几年来有目的地对舆论进行放松而产生的惯性结果。上承上世纪80年代大讨论的余音，重新开启新一次初级阶段的百家争鸣。甚至可以说，由“重庆经验”和薄熙来事件开启的左右之争恰是这场大讨论的序幕，只是其中演绎的谩骂和约架，显得不是理性之举。

当然，由于左右之争这个议题的庞大和中国社会分化的复杂性，毕竟左右派系的分化某种意义上简化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导致很难在一篇文章中梳理近几年来中国左右势力的演变。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30年来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初期。各种思潮汇聚碰撞之下，自上而下、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层面都会一如既往。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这种情况在整个宏观历史中所代表的意义和造成的影响，更需要长时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