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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金正男的遺體30日從吉隆坡中央醫院太平間運走，直接送往馬航貨運中心。
據悉，馬朝談判時達成協議，馬來西亞警方此前通緝的兩名躲在朝鮮駐馬大使館的朝鮮籍嫌疑人也於同一天離開馬來西亞。
兩天前金正男遺體已經運抵北京機場轉往平壤，兩名朝鮮籍嫌犯返回平壤。
朝鮮領導人將如何處理自己派人謀殺的哥哥金正男屍體，無人知曉，金正男家人、兒子，包括國際也干預不了。
所有革命型運動的特色：極端而未必公允，但它的確改變了時代，創造了歷史。有時候它會使社會變得愈來愈好，有時候愈來愈糟。
歷史的評價，往往百年後才能平靜地看待其貢獻與摧毀。
而只要是「革命運動」，這兩個面相幾乎兼而有之，只是身歷其境的當代人，往往或者誇大了它的貢獻，或者過度解讀它的毀壞。
以下是一篇關於五四運動的主要刋物「新青年」，百年後的評論。
「文學革命：《新青年》的營銷策略？」
撰文 | 楊早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二卷五號時，這份已創辦兩年的雜誌正處在難以為繼的危機之中。
1915年《青年雜誌》初發行時，只印1000份，其中還有部分屬於贈閱。1916年3月改為《新青年》，銷量並不見長，到了1916年底，還是慘淡。據吳虞觀察，《新青年》在整個成都地區只賣了五本。
這種經營狀況一直持續到1919年初才有了爆發式的改變，五四運動後曾一度達到15000份以上。雖然1917年底，發行《新青年》的群益書社威脅要停掉這份雜誌，但經陳獨秀反復交涉後得以續辦。續刊理由，一是銷數雖然不廣，一直處於上升中，到1917年3月，成都的《新青年》已經可以賣到30本了；另一個理由，是1917年初，確實出現了一個拐點，讓《新青年》的名聲已經與前大不相同。這個拐點，便是二卷五號、二卷六號的兩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
「快慰無似」
陳獨秀「發現」胡適
1916年2月，《青年雜誌》已出滿一卷六期，卻並未得到預期的反響，陳獨秀自我期許的「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不但看不到曙光，還因為刊名爭議被迫更名。周作人晚年回憶當時的觀感：「（《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而陳獨秀「其時他還沒有什麼急進的主張，不過是一個新的名士而已」。
1935年鄭振鐸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撰寫導言時，也記錄了同樣的看法：「當陳獨秀主持的《青年雜誌》於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時，——那時我已是一個讀者——只是無殊於一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
因為各種原因，《新青年》二卷一號發行，已經是1916年的9月1日。這六個多月的停頓並非全無好處，至少作者欄的名字大有變化，除了熟悉的陳獨秀、易白沙、高一涵，老輩名士如謝無量、劉叔雅不見了，換上來的是李大釗和胡適。
胡適這個時候還在美國忙他的博士論文。他在美國倒是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但遭到身邊同學友人如朱經農、梅光迪、江亢虎的一致反對。反而是大洋彼岸的陳獨秀，從胡適寫給《甲寅》主編章士釗的信中發現了胡適「輸入文明」的主張，大為欣賞，當即托汪孟鄒向胡適百般約稿，甚至不徵得胡適同意便將《藏暉室札記》在《新青年》連載。
陳獨秀辦《新青年》，最大的問題是他希望從《甲寅》的「政治改革」轉向「文化建設」，但是苦於提不出較為成體系的文化主張。當時國內知識界討論最熱烈的文化命題是「孔教」。陳獨秀認為孔教與帝制頗有關係，是「國人之公毒」，但這不是新鮮的觀點，只是陳獨秀一貫姿態激烈，只有他喊出了「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但在論及「古文與孔教」時，陳獨秀似乎有力不從心之感，只能籠統地反對「文以載道」，主張「結構之佳，擇詞之麗，文氣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動人」為「美文之要素」，他甚至不反對「偶爾用典」。
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上比胡適在美札記《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退了一步，但提出的「八事」極為清晰簡明：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難怪陳獨秀讀到後覺得「快慰無似」，因為這篇文章為陳獨秀與《新青年》提供了一個適時的「議題」，可以幫助《新青年》解決影響不廣的問題，也能打破國內死氣沈沈的文化格局。
「鮮明確定」
強調推倒的《文學革命論》
陳獨秀迫不及待地致信胡適，邀請他回國同編《新青年》。蔡元培邀請陳去當北大文科學長，他說「不去」，因為要編雜誌，反而向蔡元培推薦胡適。他對這位素未謀面的安徽小老鄉的欣賞，達於極點。
陳獨秀的好處，是一旦打開了思路，確定了主張，他就能以最激烈的極端姿態，將這種主張喊到最響。孔教問題是如此，文學革命問題也是如此。一個月之後，他就拿出了《文學革命論》，許胡適為「首舉義旗之急先鋒」，自己則「高張文化革命軍大旗」，提出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兩文比較，你會發現《文學改良芻議》有可操作性，針對的是改正「弊病」，而《文學革命論》著重的是姿態，強調「推倒與建設」。前者是「知乎體」，後者是「公號文」。
這兩篇文章的推出，確實有著爆炸性的傳播效果。據張國燾回憶，1917年前，「北大同學知道這刊物（《新青年》）的很少」，直到《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發表，「才引起同學們廣泛的注意」。
鄭振鐸這樣評價兩篇文章：「後來改成了《新青年》……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應為《文學改良芻議》——筆者注），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還持著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著非寫作白話文不可。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
《文學革命論》比《文學改良芻議》「鮮明確定」，主要區別在於作者態度的激烈程度。充斥著「革命」、「推倒」、「宣戰」、「排斥」之類決絕性語詞的《文學革命論》，讓原意是「引起國中人士之討論，徵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的胡適嚇了一跳。胡適主張「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則認為：「白話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鄭振鐸因此贊揚陳獨秀說：「他是這樣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著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挑起爭論
真正引起公眾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二卷五號、六號這兩卷雜誌之間，正好隔著一個「北上」。編《文學改良芻議》時，陳獨秀還在上海，發表《文學革命論》，他已身在北大，「一校一刊」的結合，風雲將起。
從此之後，陳獨秀似乎找准了《新青年》的調性，在更新銳的編者錢玄同、劉半農的幫助下，一連串的組合拳打出，從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的「雙簧信」，到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再到《新潮》《每周評論》的創刊，「文學革命」以一種運動的方式展開了。
「文學革命」新的尷尬點在於：雖然已贏得了崇尚新奇的年青學子注目，當這場革命仍然處於魯迅所謂「不特沒有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的尷尬境地。比陳獨秀更激進的錢玄同喊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固然是「為文學革命找到了對象」，但那些謬種與妖孽都不來理會，所以才有了錢玄同、王敬軒的「雙簧信」。
「王敬軒」的來書和劉半農的答書中，各有一大段是關於林紓譯文的，這是公開的挑釁。之所以選擇林紓作靶子，大約因林紓以桐城古文譯西洋小說，在公眾中影響較大，而從舊學問系統的眼光看來，他又算不得一個純正的學者。像嚴復就嘲笑林紓說：「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
然而練過武術的林紓，有著一副剛烈的性格，受不得這種公開的嘲笑與諷刺，他的還擊，從《荊生》《妖夢》到《致蔡元培書》，才讓「新舊論爭」不是左右互搏的自說自話，而真正成型並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究其實，「文學革命」的提出，是袁世凱、張勳兩次復辟造成的政治壓抑氣氛下，人心思變的必然結果。從洋務運動仿造堅船利炮，到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學習西方制度，再到民初議會政治失敗，新式知識分子轉向文化建設，「徹底重估、改變中國社會一切」的心態蔓延在許多人心中。
「古文/白話之爭」是這種決絕心態的一個突破口，新文化陣營相信，死文字不能帶來活思想，舊文學無法配合新思潮。語言文字只是一種工具，而背後的意識形態衝突，才是百年後仍能引人深思的要點。
发表于 2017-4-3 0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