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官员吃皇粮是中国最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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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人民日报曾刊文《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此文主论：在养老金待遇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声称“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而且，一般来说，能考上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也较高，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非要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和蓝领工人水平一样，对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公务员来说，是否也不公平？”文章进而强调，“如果要一味拉平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对公务员产生新的不公。这种忽视职业之间差异的泛公平化做法，最终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运行，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遭之网民的一致挞伐。
此文真是一种强盗逻辑！按此逻辑企业里面就全是蓝领工人？公务员就比工程师贡献大？即便是工人，公务员的劳动（无形劳动）就比工人的劳动值钱？衡量劳动力价值的标准就是付出的劳动力时间。如果要以公平论，就必须建立不同劳动工种的综合比较等级标准或者数据模型，并赋予不同劳动形式和等级一定的权重。凭什么自己就说自己劳动辛苦、贡献很大？就因为手里掌握资源分配权！
公务员不是都唱“为人民服务”高调吗？不是要“无私奉献”吗？不是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不是“公务员是公仆”吗？那么仆人的待遇该由谁决定？非要待遇比主人高又是哪家的“公平”？记得曾一首风靡网络的讽刺诗写道：“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收入差三倍，何以论公平？”。如此，官员们退休可以“高薪养老”，百姓退休却只能“低薪活命”，这就是不“偷换”社会公平？！
公仆是广大纳税人民请来的管家，其待遇及养老金如何理应由纳税人民说了算。公务员不是发财的岗位。要想发财就不要当官。为了高待遇而当官，是对民意的亵渎，也是对自己唱高调的亵渎。党报刊文“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这么多年的公务员高福利待遇，公务员队伍清廉了吗？”，纯系奇谈怪论，已经超越了民众可以理解的底线。权力不受监督的中国，高薪永远无法养廉。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这些年来，公务员们待遇一直很高，其队伍就好带吗？贪官一贪再贪，何曾有过满足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没听说过养老公平还可以导致腐败的。权力与利益具有天然的相互吸引力。当政府的立场缺乏正当性时，当政府的权力不受监督时，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地满足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公平要求，因而政策也就消除不了社会不满。社会需要的是平等的价值评价与价值交换的制度性保障和平等的协商与谈判的民主机制。因此，解决社会公平，防止政府政策偏向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让民众具有足够的制约权。
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缩小社会差距的功能。但是，有关研究表明，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分配差距，这些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却在拉大了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一文提供的数据对此趋势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根据这篇文章，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人均离退休退职费差距由1990年的342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8451元/年，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人均离退休退职费差距由1990年的225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6830元/年。难道这就是公平吗？
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劳苦大众，一面要被捧出来作为“社会的主人”，一面却又被排除在社会服务之外。而那些“满嘴跑火车”，大谈“学雷锋”、“讲奉献”、“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的贵族们，哪个不是以“公家”的名义，住豪华宾馆、豪华别墅，坐高档轿车，并以级别、权力大小不同，配有秘书、保镖、司机、医生、保姆、厨师、勤务人员等等，不仅为他们个人服务，也为他们的家庭无偿服务。他们将“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当作“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的法则已经成为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更具讽刺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说，崇尚普世价值的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
而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当摆脱贫穷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会制度的制约时，首先产生的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然而，眼下权贵利益阶层利益却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这种挤压的结果就是社会始终处于恶性循环，即：权贵阶层凭借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其实，当今中国大陆官员太多、太泛、太滥、太贪，几乎只朝野共知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最大的问题，是30多年来中国躯体上来冒出来的一个肿瘤，是中国最大的腐败。
腐败，不只是个别官员的个体腐败，庞大官员吃皇粮是中国最大腐败。
中国官员到底有多少？这是高度国家机密。根据官方透露的数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央财政养的人。也就是中央机关的不在里面，军队不在里面。其实中国的官员体制延伸的，比如财政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员，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有众多官员，这些人不是财政养，但也都要靠老百姓来养。如果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中国的官员可能要过亿了，8000万只多不少。
有人会说，国外的公务员也不少。可是国外的公务员和中国的官员不是一回事。国外的公务员是教师、医生、公交车司机、垃圾清洁工，只有警察列在中国官员的行列。而中国财政中养了一些教师和医生，但教育和医疗市场化，财政只出部分钱，公交和垃圾工都市场化了。当然交通部门公路收费员之类的数量巨大，但这些人基本上多是靠路吃路的官员和官员关系，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差不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官员数量可有以下比较：
首先，与国外比较。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这是市级领导。按人口算，铁岭市级官员是纽约的41倍，按GDP算，铁岭官员是纽约的1000多倍。而中国的官员是很贵的，一个市长仅公务消费一年会有100多万，而美国的市长有的可能不领工资，更没有什么三公消费。
市长、议长是一定要有的。正处、副处、正科、副科，中国的一个市级机关会有几千人，而纽约、东京的这类官员也就是两三百人。
具体对比，西方国家是没有乡镇这个管理层级的。也就是说，乡镇没有政府机构。中国大陆有乡级单位44821个，一个乡以100个吃财政饭的官员计算，共计4482100人。有的人统计，中国的乡镇虼财政饭已经超过200人。那么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万人。
西方国家县级机构很小，是一个立法委员办公室，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没有其他部门。中国县级机构是五大班子，各个部门齐全，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县里就对应成立什么部门。副县级以上干部就超过20人，总人数会超过1500人。中国县级单位共2861个，每个县级单位的部门官员不会少于1500人，总计4290500人。这是编制人员。中国一个大县财政养的人会超过3万人，小县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万人计算，仅县级财政养的人就是5722万人。
西方国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长，也就是省长、州长、市长，是选出来的。市、州也只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数不会超过百人。而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差不多百十人。一个市的官员差不多会有3000人。省会有部门，但人数都较少，一个一般办公楼，把联邦派驻机构和省的机构以及当地市的机构全部装下。以办公楼来比较，中国的省市机构都会超过上百倍。
有人说中国官员数量超过美国500倍，应该是差不多的。
其次是官民比例对比。不算进临时工等，就按6000万吃皇粮的计算，如果按中国13.5亿人口计算，有人推算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21。这种算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官员平均有三口之家，这三口之家，应该是1.8亿，都是人民养的，就是1：6。另一个算法，是13亿人有3分之1劳动力，就是4亿多劳动力,其中6000万是官员，还有3.6亿是劳动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个官员的花费肯定超过2个普通人，实际的比例可能就是1：3。还有古今对比。比如：清朝康熙时，5000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民国是4000人养一个。现在是29个人养一个。1949年前，中国乡镇是没有机构的，县的官员很少。有人对贵州一个县做过研究，1949年前县衙只有12个人，其中有两个警察，还有一个伙夫。即使是到了文革时期，一个公社也就是十几个官员，县级机关也不过百人。
官员消费占GDP比重的3分之1以上。以2012年为例，中国GDP超过40万亿，税收突破10万亿，另外政府的各种收费超过3万亿，仅土地费就超过3万亿，其他如高速公路收费、计划生育罚款，都是政府的重要收费项目，即使是税费13万亿，也占到GDP3分之1。这些钱基本上都是被官员们消费了。有人会说，我们还搞了一些建设投资，也花了不少钱。要算进这些去，他们花的就更多。因为所谓投资基本上都是举债借钱，地方债少说已经40多万亿，有人估计已经接近百万亿。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正如有人大代表所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员”。
这么多官，靠劳动创造的财富根本养不起，就有了房地产，有了多印钞票，有了通货膨胀，地方债也就出现了。总之，就是变着法的掏光人民手里财富，用来养官养政府。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成为中华房地产共和国，再印钱，再搞房地产，再靠借债过日子已经不行了，乡镇的猪蹄店已经挂出横幅讨要70万元猪蹄钱。因此要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不再搞房地产，不印钞票了，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先让官员们待业，还不敢讲让他们下岗。可不推高房价行吗？不印钞票行吗？不给地方政府借债行吗？地方政府马上活不下！
中国拿什么养活6000万官员？中国要不要养活6000万官员？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问题。人大代表还有另一句话：“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中国这些年城管暴力，武装拆迁、群体事件等不稳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官员们抢夺利益引发，都是官灾官祸。因此反腐败，就要对这个吸食人民血汗的庞大官员群体动真格的，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只是转变职能，而是要彻底精兵简政，让这些官员下岗，消除他们的官位特权，成为人民一员。
只要这些官在位，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对抗中央，抢夺人民，作威作福。
如果不触及中国的官僚体制，不割除庞大的官员群体，毫不客气地说，改革就是假的，反腐败不会彻底，改革根本走不通，中国的矛盾只会越积越多，走到总爆炸的那一天，也就是革命到来，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埋葬这个官僚体制。
回到人民日报《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的问题。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说，每一代人都应有平等的起点，也就是“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具备平等的物质条件”。有位法国革命家意味深长地说过：“每次变革或每次革命，只要没有使我们朝理想迈进一步，没有随着政治进步取得社会进步，没有给贫困阶级在物质方面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善，就是违反人民的意志，把他自身降低为派系斗争，即各自谋求非法的统治，那是一种欺骗和一种罪恶。”而今日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各种矛盾累积，社会各界对权力腐败的一致公愤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官民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贪官、大款等少数社会成员一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的少数人所享用。而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在没有民主监督的国家，政府政策的屁股一向都是坐在利己的一边的。
立论公务员待遇高才“公平”，养老金待遇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正是官员既得利益者在借“公平”反击民意，拒绝社会分配动了自己多得的奶酪。因此本质上就是在向社会公平说“不”。由此也就预示了官方“改革”的取向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