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 77级校园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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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维有话说


三年前，我写了“拥抱希望，青春无悔 - 记 77年高考”(又名“用青春拥抱希望”)以后，有朋友要我接着写77级进校以后的事。我一直觉得这个题目很大，不知道怎么去写，就没有动笔。


近来我想既然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写对我来说太难，那就留给别人去做了。我写点凡人小事还是可以的吧。当封存已久的记忆一打开，还真有一些有意义的故事。于是就凑了这么一个“77级校园点滴”故事集。既然是点滴，就是平凡小事，里面可以看到77级的当年的身影。拿出来与77老同学们分享，也欢迎曾经与我们在一个校园里生活过的78，79，80，81级的同学一起来追忆那美好的时光。


1，半夜惊魂


我接到北大化学系的录取后，告别了插队的老乡们，于1978年2月26日坐火车从家乡出发，经过两天，于28日晚到达坐火车到了北京，坐上北大接新生的大客车。到北大大约是12点了。在大饭厅接待处找到化学系，见到岳素兰老师，她对每个新生都能一眼认出来，准确地叫出名字，并说出是那个省来的。让我们非常惊讶。后来她解释说在我们来之前，她拿着我们的档案材料看，看照片记名字。每天练习，直到看见照片就叫得出名字，看见名字就想得起模样。这种敬业精神，让我佩服，觉得北大的老师真是不一样。


分到28楼3楼(几号不记得了)，与四个分别来自青海，北京，陕西的同学住一间。当时二，三楼住男生，四楼住女生。觉得怪怪的，很不方便。但既然学校是这么安排的，也没有办法。


到校后，因为路途太劳累，每天总是睡得很早也睡得很死。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凌晨，我正在酣睡，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宿舍的同学在往外看。我睡上铺，下去不容易。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室友都起来了，紧张地往外望，然后就开始往外跑，对我喊“快点起来，说是地震了!”。我听楼道里一片慌乱的脚步声，还有叫喊“地震了，快跑啊!”。我往窗外一望，外面黑咕咙咚的，除了脚步把楼道震得有点动，并没有任何震动。我犹豫了一下，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还是爬起来了。披上我的军大衣，穿上棉鞋，不紧不慢地走出门。一看楼道都空了。我走下楼梯，走出大楼，看见大家都在外面，黑压压地站了一片。我是倒数第二走出来的，后面还有一个更不怕死的。


因为慌乱，很多人穿着内衣内裤就下来了，有些还是短衣短裤，其中不少是女生。3月初的北京凌晨，温度都在摄氏0度左右，他们被冻得瑟瑟发抖。也有人穿着内衣裹着棉被下来的，想必很暖和。像我这种穿戴整齐下来的不多。外面很安静，没有任何地震的迹象，别的楼也很安静。我正纳闷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怎么回事，就听有人高声喊：“没有事了，大家回去睡觉吧!”。哗啦啦，大家又冲回大楼里去了。我又成了最后几个往回走的。


我跟在后面回到宿舍，问同学才搞清楚怎么回事。原来是四楼的一个女生半夜上厕所，说是恍惚中看见厕所里有一个黑影，像是一个男人躲在那里，她吓得扭头就跑，边跑边叫喊。因为1976年夏天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一年多，当时波及到北京，北京人都被迫在外面的帐篷里住了很久。所以北京，天津同学对地震非常敏感，听到女生的叫声，有人以为是地震来了，也一阵乱叫。但变成了“地震了!”。接着大家就仓促跳下床，往外跑，边跑边喊“地震了!”。惊醒了其他同学，大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大楼，直到整个楼的人全部都跑出去了。北京，天津同学跑得最快，我们这些家乡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的同学因为不知道地震的厉害，显得比较从容，基本上是最后走出去的。


后来几天，北京同学向我们这些外地同学介绍了一年多前他们在地震时期是如何担惊受怕，如何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起来跑出去躲地震的，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晚上为什么会由一个小误会引发那么大的混乱。


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第二个学期起，男女生分宿舍。从此夏天楼道里，到处可见光着膀子到处走的同学。再也不像原来，就是去厕所也要穿戴好了才能出门，非常不方便。

（2）包伙

我住28楼，楼下边上就是三角地。有小买部，再过去一点是邮局，非常方便。而且大饭厅也在边上。那个时候经济不好，东西不够，肉油粮食都是凭票供应。刚入学，学校食堂是吃包伙。大概是一个月14元，发餐卷，有每天的早餐，中餐，晚餐。比如4月3日早餐餐卷，4月8日晚餐餐卷。你到时必须用当天当时的餐卷买饭。大家吃一样的东西，一般一个菜。偶然有两种菜，你选一种。不是天天有肉吃，隔几天中餐会是荤菜。而晚餐都是素菜，晚餐吃得最多的是醋溜包菜。


当时有粗粮，细粮之分。粗粮票只能买棒子面粥，窝窝头，高粱米饭。细粮票可以买面食，米饭。早餐基本上是馒头或窝头，棒子面粥就咸萝卜。那个时候因为长期没有吃饱，尤其我这做过知青的，觉得能吃饱就好了。


开饭时大师傅用一个大勺舀菜，你能得多少取决与他手抖动的幅度。舀上来，手一抖，再倒入你碗里。抖的幅度大，留在勺子里的就少；抖得幅度小，留下的就多。每次吃肉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大师傅的手别太抖，但越是吃肉他们的手就好像越抖。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很多本来进了勺子的肉，又掉回大菜盆。有细心的同学报告说，有些师傅见到漂亮的女生，手就不抖了。害得她们常常吃不完，又不好意思送人，最好只好将剩下的倒进了垃圾桶。听得我们这些馋肉的男生觉得怪可惜的。


一般我们都会买一个饭盒袋装搪瓷盆和勺子，放进书包里。这样下了课就直接去饭厅，不必再饥肠辘辘去宿舍拿饭盆。有些人嫌带着饭盆麻烦，就将饭盆放在饭厅边上的饭盆架上，吃饭的时候去拿就行了。但是因为大饭厅常常是开着门的，不少人的饭盆没有多久就不见了。尤其是那些漂亮的新饭盆，丢得特别快。而那些旧的，脏的，破的倒很久没有人偷。大家认为这饭盆不是学生偷的，应该是校内的一些不学好的子弟甚至住在学校附近的校外人员偷的。


吃一堑长一智。有些人买了新饭盆，就往地上扔，摔掉几处搪瓷，看上去就是很破的了。放在饭厅里的架子上，还真没有人偷。后来放在饭架上基本都是一个比一个破的饭盆。


有些人买好了饭回宿舍吃，也有很多人就坐在饭厅桌子边吃。一般喜欢找同学或熟人一起吃，边吃边聊天。学习，生活，校内，校外，国际，国内。记得当年朗平她们女排辉煌的时候，有关键比赛的时候，饭厅里常常有同学将自己的收音机调到很大音量，让其他同学也能听到实况转播。


偶尔吃饺子，北方同学很高兴。我这个南方来的一开始却不适应。第一次吃饺子，两个师傅在窗口，交了餐卷，饭盆送进窗口，一个师傅一大勺水饺扣进盆里，另一个马上就一勺醋浇在上面。我们老家很少吃水饺，要吃也是放些酱油，没有放醋的。我开始根本吃不惯浇了醋的水饺，如同吃药。后来学乖了，买水饺时，盆还没有递，就先说不要醋。师傅奇怪地看着我，那样子好像在说：“吃饺子还有不要醋的？”。不过后来慢慢地我也习惯吃醋了，变成了吃水饺必须要有醋了。


伙食很差，但我还“不幸”被选入校田径队。除了学习，每天还要训练，吃得又不好，所以难免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过了半个学期，体育组开始给训练的队员补助。开始好像每天三四毛钱。那时钱值钱，五毛钱可以在小南门外的“长征”饭馆炒一个宫保鸡丁或辣子肉丁。我有时觉得醋溜包菜吃腻了，就去长征点一个炒肉的菜，小补一下。


来北京之前，妈妈给我做了伴有腊肉丁，腊鱼丁的油辣椒，有7，8斤重，装在塑料袋里。因为伙食不好，我就常常带上到饭厅吃。北京很干燥，吃了辣椒容易上火，很不舒服。我不能多吃，稍稍吃一点。


腊味的香气吸引了其他同学，纷纷过来尝油辣椒。同学大部分是北方人，南方的除了一个江西的同学能吃辣，江苏，广东，福建的同学都是不吃辣椒的。他们从辣椒中挑出腊肉，腊鱼，抖掉辣椒吃。上面沾的辣椒还是辣得他们张嘴伸舌头，直呼受不了。但下次还会来挑腊肉腊鱼吃。等到所有的腊肉腊鱼都被挑出来吃掉了，剩下的只有辣椒了，大家就不来。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满满吃辣椒，两年也没有吃完。最后自己也不想吃了，就送给一对清华老师老乡夫妇。其实他们也不太能吃辣椒了，最后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吃完了，还是送人了。


包伙的好处就是简单，你没有什么选择。吃也是它，不吃也是它。想多吃也不能买。你不吃，餐卷是不能退的。这可能是因为前几年只有工农兵学员，大学还停留在过去的军队管理的模式里。新来的学生对包伙意见很大，一个学期还没有完，就改成了饭票制了。买多买少自己决定，食堂的选择也多起来了。等到第二学期，学生食堂也开始多起来了，从开始的一个大饭厅，到后来有了从学一，学二，学三食堂，后来又加了学四食堂。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食堂买饭吃。菜的花样，肉菜也逐渐地增加了。而校队队员的补助也长到五毛一天了，而且还可以买教工食堂的饭票，虽然稍微贵一点，但质量更好一些。如果想多吃，你可以多买。你不想吃，不买也没有问题。


可以买饭票了，但粗粮票还是买不了细粮。像我这样肚量大的男生细粮票总不够吃。虽然用粗粮票买棒子面粥很好喝，但窝窝头就比较难下咽了，高粱米比窝窝头好吃些，但还是比买饭，面食差。我们有时就得吃些窝窝头。有些肚量小的女生粮票有多，她们会把吃不完的捐出来，给饭量大的男生。不过，捐出的大多是粗粮票，细粮票不多。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饭量会逐年下降，加上后来肉食增加了，满满细粮票也就够用了，粗粮票一般用来买棒子面粥。


毕业以后就很少喝棒子面粥了，还真的有点想喝，尤其是热的棒子面粥，喝起来是享受。

（3) 数学课

77级考生是文化革命积压了十一年的毕业生，除了老三届以外，都是文革上的学，基本上没有学文化知识。数理化基础都差。加上77年高考是以各省自己命题，考试时间，卷子难度都不一样，有的还是开卷考试，所以入学的标准都不一样。入学以后，学校搞了一次数理化入学考试。结果发现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比如数学，有些会微积分，有些解二元一次方程都有困难。


与很多同学一样，我在中学也没有学什么东西，就是在72，73读初中时，邓小平复出，搞了两年教育回潮，老师认真教了一点东西。高中两年基本上就是学工，学农，加上开批判会，没有学什么文化了。像排列组合，二项式，概率论等都没有学过。对于能不能学好高等数学完全没有信心。两位担任数学课的女老师于秀林，邵仕敏老师频频来宿舍与大家交流，征求大家对于数学怎么教的意见。不少同学表达了自己基础差怕学不好的忧虑。老师们表示理解，说教了二十年的数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给大家补中学的数学，还是上来就讲高等数学，觉得都不妥。而且补中学的课从哪里补起，那么多程度好的同学怎么办？她们其实比学生还愁。


第一次上数学课，于秀林，邵仕敏两位女老师笑眯眯地站在台上，非常和蔼可亲。正当我们准备听她们讲课时，她们却说，对于学生程度相差如此大的情况她们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教，还需要再研究，让大家回去等消息，过两周再来。同时她们建议所有觉得自己程度差的同学去买一些数学书看，补上自己的课。本来一个小时的课，她们五分钟就让大家走人了。


大家也理解老师的难处，回来后赶紧去买书。我们去学校书店，海淀新华书店，甚至去王府井买。我买了排列组合，二项式，概率论的书回来看，做题。因为我想两周以后老师就要讲高等数学，我不抓紧补上这些，到时就会跟不上。两位老师偶然也来宿舍看大家学得如何，辅导同学，听大家的意见。


两周以后，大家再去教室。老师宣布，因为发现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学数学基础太差，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补上中学的数学才可能上高等数学，而用上课的时间给大家补中学的课不合适，对程度好的同学也不公平，所以决定两个月不上课，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好好补上中学的课程。她们油印了中学数学复习资料，大家可以拿去看，上面有很多练习题，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都做或者选做。不要求大家交作业，交了她们也不会改，大家自觉做就行。最后我们每人领了一份有几百页的复习资料回来了。


那两个月我们就天天做数学题，搞不懂的就买书来看，问同学。老师也常常来看大家，解答一些问题。两个月下来，我不但做完了老师的复习材料上的题，还买了很多书看，做了上面的题，收获不小，将很多没有学过的中学数学基本补上了。我中学四年，除了前初中学了两年，高中两年根本没有学东西。相当与用两个月的时间补上了两年没有学过的课。按照后来中学六年算的话，就是补上了四年的课。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用两个月的时间补上了几年的课。


数学程度好的同学，像我们班的老大哥是老三届的，基础很好。还有几个自学高中和大一的数学的同学，他们基本上没有看复习资料。把那些时间花在了别的课上，学得更加扎实。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开学两个半月以后，我们的高等数学课终于开始了讲授了。用的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老师讲得比较快，因为要赶进度。同学们学得也很努力，不过一切顺利，到期末基本上完成应该完成的教学计划。就是说我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学了一个学期的内容，最后考试成绩老师很满意。老师们最后对我们说，这是她们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关，这个巨大的挑战使她们开学的时候自信不足，觉得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不得已想出的办法最后成功了。她们同时感谢77级的同学们奋发向上努力学习的拼命精神，感慨没有同学们这种迎着困难上毅力，是不可能圆满完全教学任务的。


那是特殊的年代，于老师与邵老师她们因地制宜地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同时激励我们，最后完成了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也很感激老师们。我们年龄相差很大，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知道基础很差，总有一种紧迫感让我们不敢放松，很想一下子把过去该学而没有学，现在应该学，甚至将来可能需要的都学会。

（4) 张滂先生

张滂先生的父亲是著名化学家张子高先生。他1917年生，1942年毕业与西南联大，1949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化学上学识渊博，研究硕果累累；治学严谨，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因为北大人才济济，文革前光化学系就有7个学部委员。所以张先生没有被评为学部委员，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水平就是学部委员的水平。


我们78年春天进校时，张先生已经60岁了。他亲自出马为77级教授有机化学大课，并且宣布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大课。同学们得知都大喜过望，殷切期待听剑桥博士张先生的课。


张先生个头不高，国字脸，戴眼镜。浓眉，眼光炯炯有神。腰板挺得笔直，衣着永远干净笔挺，头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走路不急不慢。每次上课提前几分钟到教室，然后开始写黑板。粉笔字洒脱而不潦草，版书整齐有序。上课铃一响，准时上课。每次都将要讲的讲义油印好，助手提前发给大家。张先生不用教科书，他说他看了一些市面上的大学化学教材，包括统编教材，觉得都不满意，于是就自编讲义。说那些书做参考，但并不要求学生买。他的讲义言简意赅，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小题目，然后是相应的反应式加一些简单的解释。每行都留下足够的空间，为学生加注用。他基本按照发的讲义讲。他说他希望大家主要听他讲，而不是埋头记笔记，所以发讲义。听懂了就看得懂，没有必要记笔记。但是可能除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所有其他同学都拿着笔记将张先生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


张先生的讲义反映了他对有机化学的深刻独到的理解。他不像其他教材从简单的烷烯炔讲起，他从羰基讲起。他说羰基是有机化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官能团，是酮，醛，酸，酯的共同基团，还可以还原成醇。几乎涵盖了有机化学的大部分重要分子与反应。而烷烯炔显得要简单得多，他用的时间不多。这种讲法是抓住了纲，纲举目张，对学生来说很容易懂。


张先生将南大编的统编教材<<有机化学>>作为参考书籍，但没有要求大家买。听了张先生的课后，就觉得那本书太简单了。


张先生讲课不紧不慢，非常简练准确，没有一句废话。如果记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所以大部分同学们都尽力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张先生不愿意看到学生埋头记笔记不看黑板，但在劝告过大家几次没有什么效果后，他也就算了。不知是有意照顾学生记笔记还是他的习惯，在说了一句比较长的句子后，他会有一个长的停顿。这样同学们基本上都可以记下来他说的每一句话。张先生每次讲课都可以将授课内容恰到好处地讲完，常常在下课铃响的前一两分钟结束，从来不拖堂。


听张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让你觉得他将我们带到一个有机化学的制高点往下看，让你觉得很清晰，各种化合物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然后带着我们一个一个去认识它们，找出它们的共性，区别。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教你怎么去分析问题。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他的有机课。有些同学不但记录，还买了录音机将课从头到尾录下来，回去再听。


大家对张先生非常敬重，有时会觉得他有一种威严感。他其实对学生很好，有问必答。但同学都不太敢问他问题，去问也是毕恭毕敬的。


开学不久的一天，张先生在课间休息时，突然拿着一张纸条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来了吗。我有点吃惊，同学们也望着我，因为张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叫过学生。我战战兢兢地走向前告诉他我就是他要找的学生，他问我：“你认识邹尚纯老师吗？”我说：“认识啊。他是我老家的邻居，怎么了？”他说：“他来北京了，昨天到我家看我，提起你来，说刚刚考到北大化学系，问我认识你吗。我说你应该在我教的班里，但100多学生，我不都认识。我说我明天上课时问一问，所以刚才叫你名字”。他说着，将手上的一张纸条交给我，上面有名字地址电话，说邹老师让我去找他，打这个电话就行。我接过字条说了“谢谢”。准备要离开，张先生又我问道：“邹老师与我是西南联大时的同学，42年我去了剑桥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他是什么时候去的你们湖南芷江的？”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小时候就知道他了，所以他应该至少从60年代初就在芷江了。我猜测可能是50年代就去了”。张先生又问：“他这么多年都还好吧？”。我告诉他：“他还可以。就是有癫痫病，基本上不工作”。张先生若有所思地“哦，是吗？那时好像没有”。然后我告诉他，我家与邹老师家有几年是邻居，他夫人林梦茹老师教过我初中数学。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大，是老三届的。文化革命开始受到一点点冲击，后来就没有人管他们了。


课间休息时间不多，说了这些张先生又要上课了。他敦促我务必去看邹老师，说邹老师很想见你。


下课后我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原来是邹老师的一个亲戚。他让我周末去，告诉怎么坐车。我周末去见了邹老师，很感谢他到北京来还打听我。他几十年没有到北京了。过去我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物理。邹老师原来是南开的，张先生原来是燕京的，他们都去了西南联大，在那里是同学。看起来，邹老师应该与同期也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是同学，而且都是学物理的。


张先生讲课很严谨，所有的讲义都是他准备。他说，我在课堂上讲的或在考试中考的理论或反应式，都是有化学文献佐证的。因为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有时候理论上可以，但实验室做不出来。有时候实验时做出来了，理论不能解释。化学家应该尊重实验结果，而不能想数学物理那么推演。


他的考试题常常与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不一样，更加灵活，更具挑战性，大家总觉得不太适应。他说，我出题会有60%的基本题，比较容易，也是你们必须掌握的。20%比较难一些，但如果学懂了也应该做得出来。另外20%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题，考你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要想得高分，你必须要下点功夫，做好这20%的题。


前几次考试大家考得还可以，虽然高分不多，但还说得过去。到了期终考试时，张先生出了一份很难得考卷。前面还是有一些基本题，比原来难，需要花点时间做。后面大约有40%的题很难。记得其中一个10分的题考的是下期才会讲的内容，他也说没有讲的不考，所以没有几个同学看过。这个题大概只有几个同学得了分。最后一个题，是多步合成题。给出的条件很简单，说有一个化合物甲有多少C,H,O，加了某试剂后，生成化合物乙丙丁，乙有多少C，H，O，丙有多少C，H，O，丁有多少C，H，O， 。。。。。。很多步，很大的一个题，最后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别是什么。我们从来见过这种题，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想，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前面的题就难，用掉很多时间，到最后这道题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这种系列反应，如果一步错，下面就全错了。如果错在第一步，那么就可能全错而得0分。果然这个20分的题大部分人就得了几分，或者0分。这两个题30分去掉，其余的70分也不容易。不用老师改，大家都知道这次考得非常差。


考完很久都不公布考分，协助张先生教课的老师们只说考得很不好，卷子不发，成绩也暂不公布，要与张先生研究以后再说。一个星期以后，张先生在课堂上对大家说，这次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很多人包括老师们来求情让他改变评分标准，比如那个10分的题是不是可以不计在内。他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评分标准，这次也不会例外。不过他说可以稍稍变动一下，就是将所得的分数开平方再乘以10为最后分数。这已经是张先生的破例之举了。


回去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开方乘10真是绝妙。你得100分，开方乘10还是100，上面封了顶。你得0分，开方乘10还是0分，下面保了底。但是你得1分，开方乘10就是10分；4分变成20分，9分变成30分，16变成40，25变成50，36变成60。你只要考过36分，就及格了。大家都可以涨分数，只是多少不同而已。


分数下来了，我得了82。如果算一下，原分数应该是67，这也和我自己原来估计的差不多。


后来在美国教数学时我碰到过一回类似的情况。在一次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对一个20分的题不会做，结果分数很低。学生也很紧张，我也觉得分数太低了点，就想起张先生这个开方乘10的办法来了。但最后没有用，怕美国学生不懂，或抱怨不公平。因为加分不一样，比如36分变成60分，加了24，而81分变成90分只加了9分。我采取去掉那个20分，以其余80分算。你考80就是100分。如果做了那个题目得了分，也加上来。所以有几个成绩好的得了100多分。这个办法学生们懂，也认为公平，无人抱怨。


张先生是剑桥的博士，英文很好，加上专业好。有时外国教授来北大做学术讲演，如果能请到张先生来翻译，那是大家最高兴的。别人做翻译，一般是专家说一句英文，就翻译一句，偶然可能两三句一起翻。有时候搞不懂，翻译还得问讲演者什么意思。听起来觉得断断续续，不连贯。而且大多翻译的专业水平不高，在没有听完全文来翻单句，往往会出错，或让人听不懂。


张先生一般会让讲演者完整地讲完一段，五分钟或十分钟，他再用中文讲其内容重复出来，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讲演者的顺序讲，但内容一定是准确的，而且是以大家都能听懂语言来表述。因为他不论是英语还是专业都是最好的，所以他的翻译特别受欢迎。


由于张先生讲课讲得好，使同学们对有机化学的兴趣大增。在四年级选专业方向时，选有机的同学最多。后来考研究生也是考有机的多，报张滂先生的尤其多。


我毕业时没有上研究生，还在政府工作过几年，学的东西都忘记了。十年后留学时才捡起来，到了美国考化学的preliminary exams, 我的有机考100%。这是张先生的功劳，那个有机底子还在。

（5) 室友情

78年我们在28楼住了一年以后，79年搬到了39楼。由原来每间住五六个人变成住七八个人，我们班男生从四间宿舍压缩成三间。我在的宿舍被撤消，我们几个被分到其他三间宿舍去。我是被原来隔壁宿舍指名要的，因为我常常去他们宿舍聊天，他们对我印象不错。


新宿舍四张高低床，住七个人。一个空床位放东西，我们睡其他七个床位。77级来自十一年的毕业生，加上77年高考允许在校生报考，所以其实是十二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就拿我们宿舍来说，老大哥洪天德来自福建夏门，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当年三十。小广东来自广东潮州，在校生，刚刚十六岁。来自黑龙江的宪胜，北京的植源，和我二十。西安的西平应届生十八，山东的兴中十九。


入校一年多了，老大哥还不时看着小广东感叹：“我们俩怎么成了同学了？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除了年龄差距大，个人背景也非常不同。老大哥是工厂化验室技术骨干，宪胜是煤矿工人，植源与我是知青，兴中家在农村，而西平和小广东是从校门到校门。


学习基础也大不一样。老大哥中学基础扎实，文史哲根底深厚，社会经验丰富。而且在工厂期间从事技术工作，还在夏门大学接受培训，所以是各方面比其他同学多好。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像是助教。大家化学上不懂的，问他基本上都可以回答。别人复习考试，他却轻轻松松，有时还出去玩。他的文史哲方面的底子很扎实，可以写古体诗词。不过老大哥为人很谦虚低调，写的东西一般不示人，只是班里搞活动他有时会写一首朗诵一下助兴。社会经验也很丰富，有什么事大家喜欢听他的意见。宪胜，植源与我在社会上独立闯过两三年，兴中生长在农村，对社会有些了解。西平，小广东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社会的直接经验，但年轻聪明。


这种年龄上，经历上的不同，可以使大家从不同角度了解社会，相互学到很多东西，也学会怎样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室友们都很谦让，轮流打开水，打扫宿舍卫生，有什么困难大家相互帮助。北京的王植源还请大家去他家作客。相处很和睦。每天晚上11点，大家都比较自觉去洗脸漱口，上厕所。然后上床。熄灯后一般都会聊半小时的天。学习问题，衣食住行，花边新闻，历史事件，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无所不谈。各抒己见，即是放松，也使得室友之间更加相互理解信任。


老大哥是夏门人，与来自广东潮州的小广东杨伟涛睡头顶头的上铺，两人老家的话又相同，所以常常讲他们自己的方言。伟涛一头乌发，见人还有些腼腆。虽然年龄小，但很聪明，也很会管理自己。记得每年回家都带些潮州的特产花生。那是一种先将花生放些盐煮熟，然后再考干的。很独特，也很好吃，他总会给我们大家尝尝。


生活有时也会有插曲。比如我的湖南普通话总是不标准，那个“湖”，总念成“福”。因为我们h, f不分。没少被大家笑话，说你是“呋喃甲醛”(一个很常用的化学试剂)。自己也常常发现别人问我哪里人，我想我说了“湖南”，但总有人会问：“福南是哪里？”。要搞半天才清楚，让我很丧气。过了两年才终于没有人要我重复了。


而山东来的徐兴中，也有口音。有一年冬天晚上下了大雪，早晨从窗户往外一望，白茫茫一片。兴中很高兴叫起来：“下大雪了”。那个“雪”听起来有点像“梭”。后来我们每年见下雪了，就喊“下大梭了”。大家哈哈一笑，兴中也跟着大家笑。


除了老大哥，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文史哲方面欠缺，需要补足。就自己买书看。我当时除了能背诵几首毛主席诗词，对诗词一无所知，连李白杜甫都是上大学后才听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感到羞愧，就想恶补一下。买了两本唐诗宋词选，背诵里面的一些诗词。记得比较喜欢有岳飞的“满江红”，气势磅礴。也喜欢苏轼的“赤壁怀古”。都上大学了，才开始学，往往并不很懂里面的内涵，难免囫囵吞枣而不求甚解。有一天我在宿舍摇头晃脑背诗词，老大哥见了，笑称我在“充斯文”。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潜意识，懂点古诗词，显得“文雅”。后来就只读不背了。到今天，我也背不出几首古诗古词来，还是不怎么“斯文”。


兴中与西平喜欢听广播里面的河北梆子与豫剧，还有就是评书杨家将。每天晚上准时听广播。我们这些被动听的也慢慢觉得好听，不由得也常常听听。最后我能学说几句评书，哼上几句豫剧，像<<朝阳沟>>里的：“你前腿弓，后退蹬，。。。。。”，“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啊”。还满有味道。


当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我丢钥匙的事情。


过去我在家乡，不论是城里还是下农村，从来就没有锁过门用过钥匙。当年社会很穷，但社会治安不错，加上我们家和邻居关系很好，所以我们从来不锁门。下农村知青点也不用锁门的，因为农民很纯朴，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而且大家除了棉被和几件脏衣服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宿舍一人发一片钥匙，我拿了就把它放进口袋里。但是我是田径队队员的，天天要训练。加上那个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走路常常跑跑跳跳，钥匙不知什么时候就蹦出衣袋，掉到地上。一片钥匙掉到地上，声音很小。尤其掉在土地或草地上，根本没有声音。很快就把自己的那一片丢了。丢了就只好借室友的钥匙用，周末再出去配钥匙。没想到，借的钥匙也被我弄丢了。那就只能再借另一个室友的，结果也弄丢了。好像一连丢过三个室友的钥匙。这下大家不干了，开始批评我。原来对我有好感，没有想到我这么马马虎虎。我一面检讨，一面努力寻找不掉钥匙的办法。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买几个钥匙环挂很多钥匙，让它变得很大，不容易掉，而且掉下去声音大，回头找的话也容易看见。我去收集了很多废钥匙，挂上七八片钥匙外加指甲剪刀什么的，变成了一大串。从此我没有再丢过钥匙。


四年一晃而过。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很少联系。我只见过留在北大做教授的荆西平，还有就是小广东杨伟涛。


伟涛毕业时考上公费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与82年来美国留学。我91年来美国留学时，曾经想转学，索要了一堆申请材料。一天在看Duke University的材料，惊奇地发现一个新教授的名字是Weitao Yang， 一看照片果然是小广东。后来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知道他在做量子化学。听一个校友说，伟涛在美国量子化学界是属于权威式的人物。一般学化学的人都不去学量子化学，因为量子化学是很理论的，只有做教授一条路。而且还必须去一些名牌大学做，因为很多一般大学不会有专门的量子化学教授的位子。他却做了Duke 大学的教授，而且不到40岁就在Duke做到正教授了。


2005年夏天我去北卡看望朋友。我先给伟涛打电话，他说这次他会在家，而且说就住在Chapel Hill。我说到了朋友家再给你打电话。


我先到原来威斯康星的朋友后来到UNC做教授的刘稚家。吃了晚饭，我们到阳台上休息。他家的阳台正斜对邻居家后院，晚霞余辉里，隔壁后院里有小孩玩耍。一个爸爸在看着孩子，背对着我们，脑袋顶上没有什么头发。刘稚告诉我，那个是Duke的中国教授，人很好的。不一会儿，那位教授转过身来，见到我们，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


等到天黑下来，我想伟涛应该下班回来吃了饭了，就给他打电话。他问“你在那里？”，我说“在朋友家”，然后告诉了刘稚家的地址。他一听就说：“你就在附近，离我应该很近”，我让他告诉我他的地址。然后我问刘稚：“你知道这个地址吗？”。刘稚看了看说：“这应该就是中国教授邻居吧？”，我问怎么街名不同，他说这是两条接的交接处。他让我打过去，伟涛接了电话，我把电话交给刘稚，果然就是他说的那位Duke教授。我们两相隔只有二十几米，却都没有认出来。只记得他的一头乌发了，谁知道知识多了，头发就少了。我自己的知识没有见多，头发也是见少了。


立即去了伟涛家，聊了个把小时。第二天，伟涛夫妇请我与刘稚夫妇在他家吃饭。小广东变成了大教授，说话也很成熟了。他说他带了很多研究生，总是很忙，讲课，做研究，满处做讲座。


我们聊起当年北大同学的日子，很感慨当年大家有缘在燕园同学四年。回忆我们晚上睡前的聊天，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如果还回北大，再做学生，晚上要谈的话题可能很多还是当年谈的那些，像什么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等。就像一个82级的师弟说的：你们77级的“毛病”就是忧国忧民。可能有点。时代造人，那个年代的人就这样。还是书生气太足。

（6） 学英语与“宝钢工程”

77年高考没有考英语，这也是中国有高考以来的头一次没有外语考试的高考。78级考了英语，但不计入总分。到了79级英语才被列入正式的考试科目并记入总分。这反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77级除了老三届学了英语，其他人都是文化革命上的学，不是一点没学，就是学了一些口号式英文。我上中学是有英语课的，但学的是些口号和与革命有关的内容。比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 "Down with Liu Shaoqi", "Down with American Capitalism", "Father is worker, Mother is present, I am student"等。


即使有英语课，学校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没有高考，也没有对外交流，大家看不到学英语的任何好处。70年代 有一个很著名的“马振扶”事件。河南马振扶公社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受到班主任老师和校长的严厉批评，被责令写检查，她一时想不开自杀了。结果这事当年惊动了中央，派来工作组调查，把班主任老师和校长抓起来了，说他们迫害无辜学生。从此学校更加不管学生学不学英文，学英文成了更加无关紧要的事了，所以大家学得都很差。毕业以后插队农村，就更加不摸英文了。所以进校以后连学过的那点英语忘记得差不多了。


77级入校后，接着就是对外开放，英语一下子从冷宫变成大热门,个个觉得学英文重要。可惜我们大部分人，也有少数人因为父母是知识分子，有远见，也有胆魄，让自己的还在偷偷学英语，所以他们基础好。比如我们系一班的丁克俭，在长沙参加了英语专业的考试，同时报理工科专业和外语专业，结果同时被北大化学系，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他最后选了北大，但英语达到了上英语专业的水平。还有不少同学尤其是北京同学，父母是知识分子，有些基础很不错。但我们这些人就是属于差的，基本上是入门阶段。


78年秋天举行了第一届首都大学生英语竞赛，我们系的丁克俭获得第一名，王江华获得第三名。而且其他没有获奖的同学中也是高手如云。可见当时北大化学系77级藏龙卧虎。学校做了入学考试。英语教研室将学生分成三类：免修，快班，慢班。像丁克俭，王江华这样基础非常好的，就免修英语课；其他基础不错的进快班；我们这样的就进慢班。当时大概有接近十来个同学免修英语，五分之一的同学在快班，剩下在慢班。有些免修英语的同学也去快班上课，常常让老师备感压力。因为很多老师是工农兵学院留校的，英语水平也不是很高。这些同学后来还是被劝退了。


因为人数很多，慢班分几个班，每个班在30个人左右。慢班的人也不一定就水平差，有些还是水平很高的，常常有阴差阳错被分在慢班的。这样的人，在慢班待不长。有些是本来基础好，有些是进步很快，这些人后来陆续转入快班。也有快班同学转为免修的。总的来说是快班人越来越多，慢班人越来越少。


我和一些同学就一直坚守在慢班。套句现在的话说，我们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赢在起跑线上当然好，免修英语和英语快班的同学基本上是最先出国留学的一批。当然输在起跑线的不一定都会输在终点线。小广东杨伟涛最开始也在慢班，可后来做得很有成就。


77级同学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这也表现在学英语上。每天天还没有亮，很多同学起床跑步，跑完步有些同学就在路灯下开始背英语单词。但朝霞刚刚出现的东方的天空，校园里到处是学英语的同学。据老师们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而且后来77级毕业以后也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盛况。


不过这英语与其他科目不同，其他科目一般都可以短期提高，比如数学可以短期强化提高；有些可以跳过去不受影响，比如文科科目。但是英语却不能，既不容易短期提高，也不能随便跳，需要日积月累。对于年级大了才学英语的人，难度更大。我全力以赴，花大量的事件来学英语：背单词，读课文，学语法。但虽然有长进但比起快班的同学距离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加大的迹象。像我这样备感学英语压力的同学很多，包括老大哥。年龄越大，学外语越难。老大哥虽然其他科目学得游刃有余，但英语却学得很辛苦。他多次感慨地说：希望有一天中国强大，外国人都想来中国，我们不用学外语，而是外国人必须学中文。


为了提高英语，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没有电视，没有VCR，一般是买一台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买些英语语法书来读。最先进的设备就是砖头录音机。基本上是进口的，尤其以日本产的为多。很贵，一台三洋录音机要120元。那时我们这些插队或家庭困难的享受的一等助学金是每月21元，基本上可以够吃饭加零用钱。我们需要6个月不吃不喝才能攒够120元，所以只有少数同学有。而这些同学大多是基础很好的同学。


通过努力，我在阅读，语法上进步还是很大，但听说写还是不行。大约是二年一期，学校在一教放英语教学录音，每周一次。选的是“A man who escaped"。当时很多人去听，第一次我也去了。那是第一次听英国人说的英语，觉得又快又含糊，根本就听不懂。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了。还有一次我的田径标枪队队员，生物系78级的同学鼓励我去听一个美国老师的英语讲座。去了以后，完全听不懂。看见她和其他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笑得前仰后合，而我却不知所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非常尴尬。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少，北大有少量留学生，大半是非洲，亚洲，东欧国家来的，欧美来的很少。没有地方去练习听说。很久了这英语听力一点也没有进步，也一直没有找到办法怎么提高英语的听说能力。


痛定思痛，我终于决定买一台索尼的录音机。那个时候，我是靠全额奖学金生活，每月21元加训练补助几块钱，不到30元。吃饭去掉17，8元，再买点别的，一个月有时剩不下钱来，有时可以剩过3，4块。父母会寄些钱来，一个学期顶多100块。一般用来买火车票和不回家时暑假用的。所以这120块对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的巨款。我的这个想法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同学的批评，说我这是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劝我别犯傻。


我决心已定，攒了几个月钱，加上找家里要一点，手头可以拿出60元了。然后就找赵新生同学借60元，因为他入学前工作过三年，按政策是带工资上学。是我们班少数“大款”之一。新生很爽快就答应了。我说我可能要两年以后才能还你的钱，他也没有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无息贷款，这种超前消费的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我去买了一台三洋录音机，开始听录音磁带。感觉是做了一件人生的重大决定。我的这个举动还是让不少同学们吃惊，批评之声持续很长时间。主要是认为我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而买一个负担不起的东西。有同学将这件事比喻为“宝钢工程”。那几年，国家在上海建立了宝山钢铁公司，但因为论证不严谨，上马以后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上海不产铁矿石，不产媒，原材料需要从外地运来。而上海也没有什么重型工业，产出的钢材大部分需要运到外地去，额外增加很大的成本。预算的资金缺口也很大，需要不断地追加。因为资金断链，宝钢工程几次被迫停工，后来又上马，反复几次。很多年都没有建成投产，悬在那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当年“宝钢工程”变成了专有名词，用来形容不顾实际情况，做远远超出自己能力而且劳民伤财的事情。在一些同学眼里，我买录音机就像一个“宝钢工程”。


既然花了”巨款”买的，那就得充分利用。我买了一些英语录音带，也借一些，花大量的时间来听录音。虽然听力没有惊人的进步，还是觉得要好多了，自信心增加了。感觉对后来的学英语有帮助。所以我认为，我上“宝钢工程”还是值得的。因为越年轻学英语效果越好，等出去工作了有钱了再买虽然经济压力小，但我又老了几岁，效果要差一些。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钱买了时间。这种账有时候是很难算得那么清楚的。


快毕业时，我才攒够了60元，还给了赵新生。

(7) 青春燃烧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只能跳忠字舞，交谊舞在文革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禁止。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40多岁的人没有见过忠字舞一样，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听说过交谊舞。78年以后，社会上开始恢复交谊舞活动。


大概是79年，北大也开始举办交谊舞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很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很好奇，想看看这交谊舞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舞会举办是严格控制的，不但次数很少而且需要票。这票也不知道是哪里发的，外面也没有卖的。反正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票，不过就是给我票我也不会跳。从小就被教育跳舞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男女一起跳舞几乎等同“流氓”行为。


不过作为年轻人对于这种神秘的交谊舞还是很好奇的。记得办舞会的时候，有节奏的舞曲音乐从由餐厅装饰成的舞厅传出，吸引了一些没有票的同学趴在窗户上往里看。我虽然没有爬上窗口，但也多次在窗口边上驻足观望。发现里面其实看的人多，跳的人很少。因为真正会跳的不多，而且大家还很胆怯。就是进了舞场的人，真正下舞池跳的就是三四对，其他人都站着看。


老实说，潜意识里我也想跳舞，大部分同学也想。只是不会，也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机会(舞会票)。所以大家只是好奇地看，必不寄希望自己会去跳。


可能是79年冬的一天，记得天气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衣绒裤。那天在二教上课以后，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吴晓兰站起来宣布：二班的同学留下有事情要讲。等其他班的同学走了，她说让大家跟着，去一个地方，做什么没有说，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跟着大家走，觉得有点神秘。问其他同学，有点说不知道，有的说“别问了，到了就知道了”。


我们一路走过化学楼，那时地上还有雪，我穿着北京那时很流行的黑灯芯绒面，塑料鞋底的老棉鞋。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很是奇怪。还注意到大部分同学穿上了只有正式场合才穿的中山装(那时还没有人穿西装)，甚至穿上了皮鞋。那时是冬天，天气还很冷，地上还有冰雪，大家都穿老棉鞋或大头靴，所以穿皮鞋很打眼。我心里就很纳闷：“这是去干吗呢？”


到了图书馆左侧的一教，我们上了二楼的一间教室。一进门，很多同学就将桌椅移到墙边，还是没有人说话，大家表情很严肃，气氛有点压抑。


这是吴晓兰走出来了，对大家说：“我参加了学校交谊舞的培训班，学了一些舞，今天来教教大家学跳舞”。我这次明白为什么一些同学穿得那么正式，而且穿上了皮鞋的原因。


吴晓兰开始做示范，就是三步与四步。她边说边做”一，二，三，左，右，左”。做了两遍以后要大家跟着她一起做，她在前面领。结果没有一个人上去，大家都站着看，不动窝。她喊了几次，也没有人动。大家都害羞，不敢上。


刚开始我觉得这是怎么没有人通知我而有点不愉快，加上自己的大棉衣，厚绒裤，加老棉鞋，根本就不适合跳舞。想看看那些穿得笔挺，脚登皮鞋的同学跳。我没有跳过，就连爬在窗台上看也才两次，还没有看清楚。所以很想看看这舞到底是怎么跳的。


那些穿得“全副武装”却不敢上“战场”，把吴晓兰晾在上面，成了“光杆司令”，很是尴尬。我觉得这可真不好，有什么羞可害的，我就一身“土八路”的行头就上去了，还对大家说：“站着干吗，来了不就是要跳的嘛!”。我一个人穿着老棉鞋跟着吴晓兰踩起舞步来了。见有胆大的带头，慢慢地开始有人也上来了。吴晓兰身后跟的人越来越多，几轮下来，大家都跟着吴晓兰学起舞步来了，气氛终于轻松起来。


以后班里又举办过几次学舞，大家逐渐开始掌握三步，四步舞的基本步法了。而且学舞的劲头越来越高涨，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周末还找教室办舞会。记得那时跳得很多的三步舞曲是<<青年圆舞曲>>：


蓝色的天空象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年青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


这是五十年代的舞曲，但是却是很欢快，很有活力，我们很喜欢。过去男女同学之间很拘谨，经常跳舞以后就没有那么拘谨了。大家苍白的脸也变得红润，人也精神多了。后来大家都穿着皮鞋跳舞，只有我没有皮鞋。一直穿老棉鞋，解放鞋，塑料布鞋跳舞，比较打眼。


开春后，我们出去郊游，有时在公园僻静的地方的土坪上跳，记得有一次春天的周末，气温很低，我们去八大处游园。爬到山背面无人的树林深处野餐，吃完了跳舞。大家棉衣，绒裤，加解放鞋或布鞋。穿得很厚，有点像大熊猫，在山风中随着“蓬恰恰，蓬恰恰”的音乐在土坪上跳舞，尘土飞扬。像极了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褚琴他们跳舞的样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舞兴逐渐降低，跳得就很少了。


我毕业以后，分到湖南农学院。第一次发工资后去买了一双皮鞋，终于穿上皮鞋了。虽然买皮鞋主要不是为了跳舞，但后来确实穿上它跳过很多次舞。感觉还是比穿老棉鞋跳要轻松多了，也自信神气多了。


(8) 运动会

入校以后，我入选进入校田径队。因为体育好，大家选我为班里体育委员。


77级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夜以继日地学，锻炼心里也重视，但往往没有时间也就疏忽了。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挤时间去锻炼。我们班很多同学体育都不错。利群的短跑是校队水平，足球踢得也很好好。篮球我们有刘迪嘉，原来是北京一家大工厂的篮球队主力后卫，打过北京工人篮球联赛，在首都体育馆比过赛。我虽然没有他打过那么高水平的赛事，但也入选了我们县队，上大学之前刚刚集训过两个月。加上我跑得快，体力好，投篮准，也和他一起成了系队的主力。配上其他像水力，阎文斌等水平也不错的同学，我们班的篮球在我们系是公认的第一。


不过系里一般没有正式的篮球比赛，我经常组织一些业余篮球赛，都是与兄弟班打友谊赛。偶尔组织一下晨跑，辅导同学练达标的项目。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系田径运动会。


系田径运动会大多是在四月底举行。78年春天我们刚刚入学后举行过迎新田径赛，新来咋到，我还没有搞清楚头绪，所以没有参加。第二年我当上了班体委，才开始认真组织班里同学参加运动会。四月运动会，所以三月份我就开始动员大家报名参加运动会，以便让大家有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在运动会上能取得好成绩。我们班利群同学的100米不错，曾经在短跑队训练过，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退出了。与其他三个班相比，男生有一点优势，女生除了吴晓兰能跑能跳，其他同学好像都没有体育细胞。


男生方面比较容易，我了解他们。比如利群的100米，跳远都是系里最好的。所以就报这两项，加4x100米接力。其他同学也是根据特长建议他们报什么项目，原则上是尽量都参加。大部分同学都报上一项，体育好的报两项。争取每个项目我们都有人参加。


男同学好说话，女同学就比较难了。我们班女生一共12名，比22名男生少了近一半。我先让大家自己报名，但除了吴晓兰，基本上没有人报名。我就一个一个地去问：“你能参加那个项目？”。这样又有两三个报了。但远远不够。大概有8，9个女子项目，每个项目取前八名。那是只有76，77，78三个年级。76级人数少，而且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还对运动会感兴趣。很多女生项目根本就报不满8个人，参加者除了最后一名，全部都有名次。我的目标是所有点项目都报上名，这样就容易多得名次多拿分。


我看这女生不积极，就决定去动员。但平常上课大家都忙，下了课也没有几个要留下听我讲的。我只好去她们宿舍动员。那个时候，男女之间还是很拘谨，见面没有事都不讲话的。女生从不来男生宿舍，男生也很少去女生宿舍。像我这样老跑女生宿舍的男生极少，但为了运动会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般给女生们先讲参加运动会对班上的荣誉如何重要，大家都应该踊跃参加。如果还犹豫，就再说参加运动会可以促进参加体育锻炼，对个人健康有好处。还把报上看得一些理论拿来，比如说，报上说研究表明，8-1>8， 就是说8个小时学习或工作，如果拿出1个小时锻炼，比8个小时完全学习或工作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我曾经把<<新体育>>杂志从创刊号一期不拉地看过，理论有的是，这套不行用那套。一般同学想参加，就怕不会，或太差了面子上不好看。我一般都会说“你如果不会，我可以教你”。因为我是田径队的，跑跳投都懂一点，后来还获得过学校运动会的五项全能冠军，所以教同学的一些基本动作没有问题。那些原来不想报名的女生，最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也就同意报名了。不过对此有些女同学对我“软硬兼施”让她们参加运动会还是“耿耿于怀”，把我说成是“日本教练”，逼迫她们参加运动会。


这个“日本教练”指的是原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他以高强度大运动量的“极限训练

法”使日本女排在上世纪60年代异军突起，她们顽强的意志，坚固的防守，让身高占优势的欧美各队一愁莫展。日本女排1962年夺得世界锦标赛冠军，1964年夺得东京奥运会金牌，还创下了连续118场国际比赛全胜只负9局的纪录(另一种说法是连胜157场)。欧洲人称她们是“东洋魔女”，大松博文先生被称为“魔鬼教练”。东京奥运会后，大松先生率“魔女”到中国进行表演和比赛。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曾经邀请大松先生来华对中国运动员进行训练。


说我是“日本教练”这可不太公平。我不就是让她们参加运动会，有那么一点点软缠硬磨，与“魔鬼大松”的极限训练毫不沾边。和他的训练比起来，我那种训练应该叫“轻松训练法”才对。


接下来，如果有时间，下课后我会召集大家去田径场，指导大家练习。通过练习，大家提高了水平，增加了自信。尤其女生，进步很大。看到我那么尽职努力，抱怨归抱怨，但还是积极练习，为运动会做准备。最后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参加运动会了，所有的项目都有人参加，是系里参赛人数最多的班。


果然，运动会一开始，我们班虽然夺金摘银的同学不多，男生只有我和利群，女生只有吴晓兰。但取的名次的人很多，大部分项目都有人拿分。看到我们班捷报频传，大家都很高兴。只是当我看到有些体弱的女生在跑道上跑得跌跌撞撞的，脸色发白，心里真还怕她们摔倒起不来了。心里不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点“日本教练”的味道？


运动会结束了，我代表我们班上台领取了男子总分第一，女子总分第一，男女总分第一的奖状。当我拿着奖状走回我们班的集合的地方，大家都热烈鼓掌表示祝贺。确实很让人开心，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拿三个总分第一，而且大家都出了力。一种集体荣誉感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80年运动会，大家就要积极多了，我们也顺利地蝉联三个第一。


到了81年运动会，情况有些变化。这时有77，78，79，80 四个年级的同学，参赛人数比以前多多了。有人出来挑战我们了，挑战来自80级的一个班，公开要挑战我们男子4x100米的霸主地位。我们连续两年第一，优势明显。接力队员有利群和我，100米在11秒8，阎文斌12秒8，水力13秒2。81级这个班有两个校短跑队的，也是11秒8。其他两个不是校队但也都在12秒多。其中校队的W同学和我比较熟悉，他告诉我，今年是他们要拿第一了。


实力上他们比我们强一点，但优势不多，关键在发挥。为此我做了一点小调整。利群起跑好，跑第一棒。阎文斌第二棒，水利第三棒，我跑第四棒。W也跑第四棒，我们的跑道相邻，我在外道，他在里道。接力区是20米，一般接棒人是站在接力区始端，启动后在接力区中间或后半段完成交接棒。我却站出了接力区，在离接力区始端线6，7米左右的地方， 我想在接力区外开始启动，一进入接力区就完成交接棒，这样这个接力区完全由我跑，让比我慢的水力跑少一点，整个接力成绩会提高零点几秒，这可能就足够让我们战胜W他们的接力队。这样可能是不允许的，不过系里运动会，要求不也严格。裁判只看是不是在接力区完成的交接棒，和有没有犯规。


比赛的情况与我预想的差不多。他们的第三棒队员在弯道时从内道超过了水力2，3米，看到水力接近了，我在接力区外开始跑动，一进接力区，我就接上了棒，开始加速。虽然这时W他们还领先我2，3米，但他们还没有完成交接棒，W只能慢跑，不能加速。等到他接上棒加速时，我已经加速超过他2，3米了。我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终点，保住了这个有份量的冠军。到现在W他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输的。


我们再一次拿下三个总分第一，实现了三连冠。


毕业前同学们相互留言。女同学给我的留言中出现得最多的词就是“日本教练”，还有就是我用过的那些理论，包括“8-1>8”。只要大松博文没有意见，只要我们班拿第一，什么头衔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