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政脱钩：欧美制度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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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执政党、国家、政府三者不分彼此，是政治的大患。政府可以失败，国家不可以；把执政党、国家和政府绑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结构，只有国家、政府和政党而没有社会组织、宗教组织。现代制度文明的民主政治、选举政治，因为阙如，更与民众的生活无关。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政府失策，危及国家存亡。日本二战亡国，就是样板；党即宪法，宪法即党。政党瓦解，导致国家瓦解。苏联一夜分崩，就是前车。】

中国大陆的目前的经济形态，是一种新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理论界对中国经济的定性，除了官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民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定性。
于中宁和赵瑜指出，过去35年的改革，只能说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成功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失败则在于，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得到了一个在改革之初并不想要的经济社会结构。100多年前的欧美社会，被当时的與论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强盗资本主义”，而中国今天的社会则被广泛认同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严家祺也认为，六四以后，中国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资本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治气象学---中国和全球政治风向的变化》）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性质，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
用“权贵资本主义”描述中国社会。“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定性，看到了在中国市场里权力的主导作用，但没有追问权力的来源。中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土地占有。“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集团，而不是这个集团背后的政治系统。
现今的中共体制，认为它“既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还说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有人批评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体制是毛泽东沿袭苏联一手创建的，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帝制。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后面是假的，前面倒是真的。最大的中国式是什么？就是几千年不变的帝制。假如是社会主义的话，那至少要有起码的平等福利。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和主义可言，可言的只有权力，中央权，最高权，帝权。在帝制下，最有作用力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帝权，其余的权力都是依附。”（施化：《中央高层权力斗争形势逆转》）
“权贵资本主义”概念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色彩比较浓重。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描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本末倒置之嫌。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因此，吴思认为更恰当的概念是“官家主义”。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吴思:《官家主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从中国朝代历史延伸的角度，或者可以得出“官家主义”的结论，然而，中国当下社会制度，不是从历史的专制集权演变而来，而更多的是继承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加“资本主义”阐述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现状。所谓极权主义，是一个由国家拥有对社会的绝对权威的政治系统，国家试图对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所涉及的所有方面都加以控制。与现代资本主义结合的，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权力系统。
极权主义政治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姻”，产生了当下中国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当下的社会性质，可以用“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界定。极权主义下的政治体制，加上国有土地的金融化、资本化，既是中国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严家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今天欧美的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今天中国，是社会经济上的这种“老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结合体。要改变中国今天“老资本主”和专制主义结合的现状，怎么办？在我看来，唯一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弊病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保障新闻自由，厉行法治，走议会民主的道路。（《“老红卫”遇到了“新问题”》）严家祺的观点，有两种制度结合的合理之处，但是，他把制度结合的问题归之于“老资本主义”，而忽略了结合的主体“极权主义”，从而试图通过解决“老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方法，解决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中国的出路，在于把国家、政府、执政党的功能区分开来，而不是绑在一起。目前中国是一个执政党--国家--政府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中，执政党--国家--政府形成一个铁三角。国家就建立在这个铁三角的基础上。这种国家政治结构，用代表政党意志的军队和警察维稳，用国有土地，国有金融、国有企业三国经济体制提供国家经济支持，用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科层政府管理社会。看是铜墙铁壁，但却是一个政党、国家与政府的功能混淆的与现代文明脱节的政治体制。
亚洲历史上成功区分国家和政府功能的当属日本。早在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指出国家与政府不分的弊端。他指出：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德川幕府）。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 林思云译）
福泽谕吉“脱亚”的关键，在于把政府从国家和天皇剥离出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认清了国家与政府必须脱钩的现代政治哲学的精髓和欧美制度文明的密码，从而吹响明治维新的集结号；遗憾的是，4年以后的戊戌变法，远没有达到福泽谕吉的认识高度；甚至到了今天，国人的认识也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执政党、国家、政府三者不分彼此，是政治的大患。政府可以失败，国家不可以；把执政党、国家和政府绑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结构，只有国家、政府和政党而没有社会组织、宗教组织。现代制度文明的民主政治、选举政治，因为阙如，更与民众的生活无关。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政府失策，危及国家存亡。日本二战亡国，就是样板；党即宪法，宪法即党。政党瓦解，导致国家瓦解。苏联一夜分崩，就是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