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華盛頓

徐文立

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保守革命？
2017-01-26 政治视野之光（來自國內）

美国的先贤们是依据理性设计、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整套政治制度是可以凭借着智慧的头脑，就这么凭空“设计”出来的。我们不能忽略了背后支撑这种“设计”的、正在生长着的社会。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完全割断本地的发展历史，完全凭空地从头脑中产生的，不论他们的脑袋瓜有多灵。

在美国建立之前，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漫长的英国殖民地历史。就是说，在美国之前，有这么一拨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甚至有的都上百年了。那么，他们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个时候，北美这一块土地上，有13个殖民地，同属大英帝国，可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它们各自为政，自顾自地过着日子，形式也不那么一样。  

最普遍的是领主制，就是英王封地。比如宾夕法尼亚，就是英王查理二世欠了英国贵族威廉·宾一万多英镑，就把这一大块殖民地送给他的小儿子威廉·宾，权充是王室还债了。马里兰也是这样，是英王欠了贵族巴尔的摩的钱，就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他了，现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至今还有个以他的名字“巴尔的摩”命名的大城市。在这 13块英属北美殖民地中，这样的领主制占了7块呢。  

可是，你可别误会。千万不要把北美的“领主制”想像成它原来在欧洲时的样子。领主制在欧洲，可是很沉甸甸的东西。领主下面管着一群农奴或者说半农奴，他们对领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欧洲农奴自己没有土地，活得不好，可走又走不掉。关键在于领主掌握了农耕时代的命根土地。这些辛勤的耕作者，日子是痛苦但还是过得去，全看领主个人的慈悲与否。“领主”这个词一到美洲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关键也在土地。

北美和欧洲相比，即使在今天，都是疏朗得多，更不要说是当年的新大陆了。美洲有的是地，反而愁的是没人种。欧洲领主一到美洲，就再也端不住他那欧洲贵族的架子了。这是一片开放的土地。领主在这里，只是个行政官。移民们假如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拔腿就走了，他们的前方有的是无主的土地。所以，美洲有欧洲的贵族移民，美洲却没有欧洲式的贵族阶层。因为他们存在的必要社会条件，在美洲荒芜的丛林里消失了。

还有一种是由开发公司建立的殖民地形式，最早的弗吉尼亚就是这样。那是伦敦成立了一个商业开发公司，就叫弗吉尼亚公司。在英王批准之后，就在弗吉尼亚建一个自治政府，按照公司章程管理。

长期以来，在北美，土地是现成的，谁有能耐谁开发，开发了就是你的。于是就鼓励大家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开发公司，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自治小镇、小区什么的，只要公司章程得到批准就可以了。既然是公司，当然自治，也自负盈亏。以这样方式建立的殖民地有两个，除了弗吉尼亚，另一个是马萨诸塞。这两个都是老殖民地了。  

另外还有契约制的形式，就是一些已经自然形成的自治城镇，联合起来，达成盟约，形成一个大的自治联盟，盟约也要寻求英王的批准认可。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样的自治殖民地。康涅狄格后来被英国皇家收回，这就成了第四种殖民地形式，所谓英国皇家直属领地，由英王派出的总督管理。  

这些殖民地成立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从制度来说，它们几乎都是在参照模仿英国当时的体制。照搬管理制度，是最省事的方式。北美，也就在一片蛮荒之中，拥有了最先进的欧洲文明。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公司建制”的弗吉尼亚。这是由最早抵达北美的一批商人，在 1607 年 5 月13日在弗吉尼亚上岸后，建立的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和第一块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因此，这新大陆的13块殖民地，它们都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体制。这种体制，正行走在“英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司法越来越独立”的一个民主进程的半道儿上。而它之所以能够轻松移植成功，就是因为北美当时上上下下，主体是来自英国。他们只是搬了个家而已。  

它们都有一个总督，虽然并非个个都是英王亲自委派，可是，总督不论怎样产生，都象征着英王在统治殖民地。但是，就像在英国，英王已经不是惟一的专权者，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也一样。殖民地都有相对独立于总督的立法机构和司法系统。相对英国国内，这里更是天高皇帝远，他们没有英国沉重的传统纠葛和负担，百姓更分散，上上下下的自治程度都更高。  

自然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自由贸易，在生长着私人的利益。我们刚才说过，北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像英国那样世代承袭、在领地内像个小皇帝一样的贵族。而商人阶层在壮大，在天然地代表自己，生出要保护自己权益、和英王讨价还价的念头来。所以，美国独立，虽然直到今天，在这里还是被称为“革命”，可是，殖民地的所谓“革命诉求”在制度上真是再保守不过了。殖民地当时爆发的最大不满是英王征税过度，他们表示反抗的口号是“没有代表不纳税”。  

英国国会有上院和下院，上院是贵族的代表，下院是社会贤达们的代表。英国人通过议会，有了表达自己声音、争取利益的渠道。要交多少税，也可以在国会先据理力争，理论一番。然后，再按照议会通过的税法税率交税，倒也罢了。可现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根本没有代表，那些对殖民地利害完全不关痛痒的英国议员，却随心所欲地给他们制定税法，说交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还价余地，还越交越多，这太没有道理！所以，不干了。  

不干，不是要推翻英王，也不是要推翻英国的议会和政治制度，他们只是从逻辑推理，既然他们和英国的民众一样，是英王的臣民，他们就应该和母国臣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议会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要求这样的权利，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  

他们是在维护他们在辛勤劳动和经商之后，个人所得不被无缘无故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所以，后来托马斯·杰佛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打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实在是有的放矢、针对殖民地人民切肤之痛发出来的宣言。  

英王不让步，就引发了独立战争。打出来的结果就是建立了美国。想当初，是独立、从英王手中夺得自由的共同目标，把这 13 块原来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的。历经八年的艰苦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以后他们何去何从？  

首先，在最简化定义的“专制”和“民主”之间，他们必须有一个抉择。你也许会说，殖民时期，他们已经有了半生不熟的、有着一定民主成分的改革版英国制度，顺应下去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可是，我们假如回过头，看看许多国家在战争导致的变化当口做出的选择，就会明白，延顺以往的制度，并不是必然的。战争就像是一颗炸弹，以巨大的、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力，把历史炸停在那里。而枪炮已经显示了它夺取政权的威力。它可以顺势扭转历史，满足一个个人、或者一些人改造国家的政治抱负。你可以把这样的抱负表述为一个善意的动因——现在，“他”，要为“他的”百姓，谋福利了。权力就这样在武力之下得以集中到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手里。这样的结局，对新生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可能。  

一场战争下来，站在这块土地上，最有力量的就是军队，最有力量的个人，就是指挥掌握这支军队的司令，在美国，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第一个抉择，就是华盛顿将军的抉择。  

经历了八年艰苦战争，1783年年初，虽然外交上还在谈判，《巴黎和约》尚未签署，可是，美国已经独立在望。在这个时候，军中就已经有人在酝酿一个扭转历史的时刻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纽堡政变。

保守的革命军官们手中有枪，英国人都打走了，要打掉个大陆议会易如反掌。他们想除去他们不满意的文官政府，代之以军政府，同时也有人在考虑君主政体。可是，八年仗打下来，作为军人，他们服从自己的统帅华盛顿。于是，一名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信谈了他们的设想，也谈到对政变之后政体的考虑。他说，现在有人把君主政体与暴政混为一谈，使人难以区别，可以先给君主政体首脑一个温和头衔，待条件成熟，再改为国王。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人们的回忆录中、在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他既不能口若悬河，也远非学识渊博，就连当将军、成为总司令，都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故事。他基本上是靠自学，十几岁就找了一个当土地丈量员的工作，名副其实脚踏实地、走遍了波托马克河边的山峦和森林。他是一个谦卑、甚至是刻板的人。珍惜个人荣誉，追求人格完美，是他终其一生要去努力的事情。他总是认真地在为公众服务，就像一板一眼地丈量着土地那样。他严格要求下属，可是他也在更严苛地默默要求自己。这是他在军中威望的重要来源，并不仅仅是依仗战场上的功绩。  

尼古拉上校并无恶意。在当时，君主制可以采取君主立宪，也不是一个很“反动”的建议。可是，在华盛顿将军看来，这封来信似乎是在暗示：他为公众付出的背后，其实有着暗藏的个人权力欲望。同时，华盛顿将军对君主制极为反感。所以，他几乎如条件反射一般，把这看做是一个羞辱。华盛顿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回信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如此要求。”  

军官们对文官政府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参加这场独立战争的都是义务兵，可是整个战争期间，这个临时文官“政府”——大陆议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军饷和供给。结果造成前线士兵的冻饿和无谓死亡。其原因之一是，大陆议会虽然向国外募款，可自身并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财权。没有收税的权力，也就没有充足的财源。能够说明这个状况的一个经典故事是，1781年约克镇大捷。代表美国的独立义军在那里大败英军。消息传来，大陆议会大为振奋，待到喜气洋洋的议员们略为平静下来，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信使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这才想起，所谓的“国库”空空如也，就连这点信使酬劳都付不出来。最后，议员们只好各自掏出腰包，每人拿出一元钱才总算应付过去。事后，大陆议会苦恼地向各州要钱，筹款信发出，杳如黄鹤。

战争打的是钱。以这样的财政状况应付战争，就连一向以沉得住气著称的华盛顿将军，都在给国会的催款信中怒气冲冲：我们的士兵“有病没病都光着膀子，就连被敌人俘虏时，都光着膀子”！如此捉襟见肘的战事，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还能打赢。  

现在，仗打完了，老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没有收税权，大陆议会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所谓的美国政府，还欠着一大笔士兵的军饷和伤亡者的抚恤。军官们回来一看，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政权，却让一群穿着齐整、怎么看都是养尊处优的文官给管着，居然还要不下钱来，气自然不打一处来。他们起初希望华盛顿将军领着大家去要钱，可是将军坚决反对这个行动。  

当时，一个军官写了煽动的匿名信件，在军官中流传，攻击国会，要求得到军饷，号召在1783年 3月11日开会商讨。华盛顿宣布，禁止这个私自组织的军官会议，可是，他同意让大家在3月15 日的军官常务会议上，就这个议题诉诉苦。3月 12日，那名军官再次传布匿名信，宣称华盛顿背叛了他们。

3月15日，常务会议如期召开。此刻，要向国会讨公道的很多军官，对华盛顿也很不满。一些军官计划自己带兵进军大陆议会，要不下钱来就把议员们赶走。这样的常务会议，华盛顿一般不参加，而且，军官们知道华盛顿将军一贯注重自己荣誉的风格，就估计他会回避这种场合，以和谋反的军官撇清关系。可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华盛顿将军闻讯赶到，从后门进入会场。  

军官们战功赫赫，为国家出生入死，自然是有权得到军饷和抚恤。一片愤慨声中，华盛顿将军苦苦劝说阻挡仍未奏效。眼看着军人们就要出门，这时，华盛顿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要求给大家念一封议员的信。他手持信纸，却读不出来。军官们渐渐静下来，看着他们的统帅在一个个口袋里摸摸索索，找他的老花眼镜。他只是轻声地说，“先生们，请等我戴上眼镜。这么些年，我的头发白了，眼神也不济了”。  

一瞬间，军官们以满腔怨愤支撑起来的激昂情绪，突然崩溃。他们想起了将军和他们一起在树林里挨冻受饿的日日夜夜；是的，他们是劳苦功高，却没有拿到军饷，可是他们知道，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华盛顿将军本人是没有俸饷的。八年共同的生生死死，现在，将军也老了。他就站在他们面前，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一个他信奉的原则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胁文官政府的议员。那些从战争开始就跟随华盛顿的军官，突然有人开始失声痛哭。  

就在这一刻，新生美国的一场可能的兵变，被化解了。  

在战争年代，华盛顿将军的高明之处，是他在打了几个败仗以后就明白，在北美这块远离英国的土地上，对于义军，定出的目标不可能是“消灭英军或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要用自己的军事存在，向英王表明北美独立的决心。北美义军的关键是“存在”，只要持久存在，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北美最终获得独立，正是由于这支军队存在的坚韧。可是，在华盛顿将军心中，“枪杆子”只是带来了追求自由的一个可能。惟有民众的授权，才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  

事后，华盛顿将军代表这些打下美国的军人，和议会商定，解散军队，给复员军人再发五年军饷。半年后，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英国终于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又三个月后，华盛顿将军向大陆议会交回他作为军队指挥的委任状。那一幕，我已经在几年前的信中，向你讲过了。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他为此后美国武装力量在国家中的位置，定下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们见过历史上的许多领袖，几乎是本能的娴熟运用自己的声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华盛顿将军利用自己的威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替新生的美国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要国王的专制，也不要以枪杆子维持的军政权。  

可是，为什么不要专制而要民主制度呢？民主制度，就是能够帮助民众得到自由的一种方式。具体操作中，民主制度是一整套管理国家的运作。所以，“民主”当然不会只是一个简单定义，它必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想我们先从简单理解开始，渐渐接近它的复杂性。这也是美国民主走过的历程。  

相对来说，绝对君权，才是千年来自然形成的、比较单纯的社会统治方式。当人们开始摒弃绝对君权，试图对它进行制约，即是所谓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之后，就一直是在面对一个复杂的目标，并且试图搞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所要的自由？他们又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够获得自由？  

美国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从华盛顿将军开始的一大批上层军官、文官和政治家，所谓美国的创建者们，为保障民众自由，想到的第一个措施是：“散”。军队散了，军官和文官们散了，那些建国者们，都散了。原来的 13 块殖民地，现在成为美国的 13 个州，也在散开，各自自己过日子。  

他们认为，现在好了，各州有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州原来就充分自治，现在也可以遂自己心愿，自治地自由地过下去。所谓联邦，只是一个“牢固的友好联盟”。这个说法来自 1777 年 11 月 15 日，那是他们策划独立时成立的大陆议会所通过的章程《邦联条款》（1781年生效）。其实，这个“友好联盟”的松散程度，比今天的联合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联合国还有钱有人办事，美国联邦差远了。  

人若是飘散的，就不需要什么政府。可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扎堆才能生存。没有管理机构，一扎堆就混乱。所以，就逐渐形成了高于社会的上层管理。可是，最终，管理反过来变成了对民众的压迫。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制专权令人生厌，民主思想由此产生。而任何政府，它掌握的权力和它的规模有关，政府越大，军队就越大，警察就越多；管理越有效，百姓的自由也就面临越大的威胁。所以，警惕专制的人们，最自然产生的念头就是对政府的警惕、对政府发展规模的警惕。甚至，产生对政府本身的厌弃。  

所以，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美国建国者最早的思路，是联邦小政府、弱政府的思路。这是对自由非常看重的人们很自然产生的想法：政府即使非要不可，也要个小的、弱的。州自治，老百姓自己做地方管理，不要强有力的、凌驾在上的联邦政府，这就是1783年的美国人理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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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評論——

這四篇剛好是一個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故事敘述，在美國，關於獨立戰爭和制憲會議有非常多的歷史敘述也有非常多的其他角度的分析，如法律和哲學等角度。我聽過三個不同教授的美國早期歷史和美國憲法的課程，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學與耶魯大學的學期課程。我不認為通過講歷史給歷史一個任意的定性是合適的，例如說，"美國獨立戰爭是一場保守革命"，因為歷史敘述本身不包含這樣的推論過程，而且，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美國獨立戰爭歷史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有創新性的與革命性的，美國創國先輩受到的事約翰洛克的《政府論》的影響，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影響而不是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獨立宣言第一句話就是約翰洛克的，不是狄德羅的，法國起草人權宣言也是傑斐遜幫忙起草的，仍然充滿明顯的約翰洛克的思想，這一點是我聽到所有課程的所有教授的共識，而且他們都能夠說出原因來。

我正在翻譯介紹的哲學課教授就明確提出了《政府論》的突破性，在道德上，社會秩序上以及抗爭手段上都是如此，他的評論幾乎可以用「全人類首創」來形容，根本不是保守的因循英國傳統的。

我通常對此類敘事性文章持懷疑態度，因為歷史本身並不總結定性歷史，它是由敘述者理解的內容，但是卻極可能是不恰當的定性，因為結論與歷史過程之間沒有關聯，是突然跳躍到結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