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中国最不幸的人

徐文立

皇帝:中国最不幸的人 （標題不盡準確，難免有點矯情）
2017-01-28 政治视野之光（國內）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民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玩玩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扎浒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单向的环环相扣，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僧越。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  

历代帝王不断增力口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越是向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皇帝的礼仪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的程度。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  

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杨自。所以，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他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皇帝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国人民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清，皇帝就可以做到。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场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第一座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11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圣人“;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在欧洲，国王和皇帝们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在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却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却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们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的命令。“无地王“约翰时期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们却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不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天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招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他们当场开性party。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  

与这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卜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诌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们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武力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OPEN式的、费尔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这种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血流漂柞，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们，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的人开放，但是角斗场却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封建统治者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准、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煌……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乱和杀戮。没有哪一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伏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母后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缤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358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子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 跪而吮上乳，号啕久之“，另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汝南王承明、拒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莺、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皇帝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和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与这个时期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代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的十七岁即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相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金史·熙宗纪》，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

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两千多年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万马齐暗、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 "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鸿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们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