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是中国进步的第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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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是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
    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步。
    不但没有进步，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中华文明在近十年还在大踏步倒退。
    经济状况与文明进退在很多国家不是同步的。希特勒前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短期内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可文明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后退了一大步。
    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主要取决于文明水准，而不是当时的经济高度，没有文明进步的经济发展是拔苗助长，是在沙堆上建造摩天大楼，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纳粹德国的快速崩溃和前苏联的解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
    从文明层面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是进取的时代。
    第二个十年是迷惘的时代。
    第三个十年是堕落的时代。
    可第三个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后十年的综合国情是：经济扩张化，体制封闭化，文化沙漠化，公权山寨化，人性本能化，文明丛林化……
    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主要取决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内涵。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资本学说已被绝大多数信奉马主义的现代极权国家实践证明是伪科学。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总体战略不是“全民奔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而是重组被钱权腐蚀的社会价值取向，拯救濒于干涸的文化土壤，培植公民社会，用民主法治理念整合日益山寨化的公权，努力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准……
    提升文明水准的第一步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说真话政府”。
    中华文明在近代倒退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谎言政治”。因为谎言盛行，对外族的优势视而不见，沉溺于“国内形势大好”的谎言意淫，才会“闭关锁国”，拒绝学习借鉴外族文明先进经验，放着已被先进国家实践证明科学进步的现成文明成果不用偏要花费巨大社会成本“摸石头过河”。
    一个理性稳健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及时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问题积重难返“质变”为无法承受的社会灾难。要想及时发现问题就需要公民勇于“说真话”提出问题，政府拥有虚怀若谷倾听“真话”的胸怀智慧。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暴力革命和社会失控？一看这个国家的“公文”和媒体就能找到答案。这个国家的公文和媒体没有一句“总结成绩”的“空话套话”，全是一针见血地提出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结果美国在百年历史中没有“总结成绩”而成绩辈出，从不入流的“边缘国”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经济文化中心。
    美国政府一再告诫他的国民：如果你知道你的国家正在犯错误而不及时指出来，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我们再回头看看慈禧太后王朝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奏章（公文），就会明白这个王朝为什么逃避不了“血腥清算”的悲剧轮回，中国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中不断“暴力革命”了。
    都是“谎言”惹的祸！
    当政府沉溺于“总结成绩”，视“真话”为“逆耳危言”；公民宁可说“脏话”也不敢讲“真话”，文化人宁肯围着“性幻想”转圈也不肯触及“敏感问题”时，国家就离下一次大灾难不远了。
    中国在整个近现代时期，从慈禧满清到民国到毛中国，一直都没有走出谎言政治的困局，结果付出了无法挽回的惨重代价。满清被“革命”掉；民国逃亡台湾小岛；毛中国则在文革中撕裂……
    当谎言成为体制链条的一个不可或缺要件时，教育体制也会堕落成“谎言教育”，国民从摇篮到坟墓都会受到谎言的强制性毒害，国民总体素质会因此大幅下滑。在“谎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国民，多数不是奴才就是暴民，朝野广为流行的要么“口号”要么“空话套话”， 真正对国家社会有益的“现代公民”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只是部分突破了旧体制内的经济枷锁，但一样没有走出“谎言政治”的怪圈，政府对“总结成绩”的热情远远大于“发现问题”的热情。改革开放设计师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及时告别“谎言教育”，没有澄清历史真相，没有揭开毛太阳的真实面目，听任毛中国时编造的“伪历史”和“伪命题”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结果造就了一大批迷恋毛主义和呼唤文革的顽石脑袋，使未来中国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把毛太阳的真相解密，中国走回头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并非危言耸听。
    克里姆林宫在1988年年终下达紧急通知，暂停所有大中学校的历史考试，等重新编印出“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后再行补考，理由是：再也不能用谎言毒害国家的青年一代了！
    被谎言折磨了大半个世纪的北极熊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明白了“说真话”的重要，在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后下决心告别谎言“说真话”了。
    结果俄罗斯成功避开了倒退回斯大林时代的巨大风险，告别了野蛮的暴力革命，走上了理性健康之路。
    这是俄罗斯几百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革命”。这次革命将成为俄罗斯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人对小孩上的第一课就是“说真话”，“说谎”是比“偷盗”还要难为情的最大耻辱。中国大人则谆谆教导小孩长大后要当大官做人上人；要发财致富。为了当官发财就算谎话说尽也是必要的，千万别说他人不爱听的“实话”。
    谎言的最后受害者都是说谎者本人，所以中国人活得很不快乐，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多不快乐。所以中国人才会宁愿去国外洗盘子扫大街也不愿在国内当“人上人”的教授。
    对于中国这个“谎言成习”的民族来说，真正的革命就是赢得“说真话的权力”。因为中华文明的没落是从“说谎话”开始的，要想文明进步也只有从“说真话”开始。按这个“中国革命标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革命”都只停留在“出头夺权”层面，没有实质性的革命内容。
    只有坚持“说真话”，文明进步的砖头才能找到坚实落脚点，国家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并寻找尽快解决问题的途径，社会才能步入不断自我更新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如果“说真话”没有列入重要的位置，我们就不能对口号嘹亮的“变革”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
    所以“说真话”是中国进步的第一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