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路秋风：瞿秋白的死和他的＂多余的话＂

老杨

    瞿秋白曾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自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处死之后，中共对他的评价历经一波三折。在他死后将近三十年中，中共一直认定他为革命烈士。隆重安葬他的遗骨，建立他的纪念馆，他的著作被整理出版並被编入中学教材；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忽然被毛泽东亲自认定为革命叛徒，受到广泛口诛笔伐。周恩来为他题写的墓碑被砸碎，他的纪念馆被捣毁，他的著作被禁止向大众开放並由红卫兵专门组织批判，他的妻子被逮捕监禁直至迫害致死。他彻底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才得到平反，重新定为烈士。

    瞿秋白当时被定为叛徒的唯一证据是他临死写的文章＂多余的话＂。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在他死后不久就被公开发表，中共高层在三十年期间对此完全清楚，但仍然一直（包括在四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认定他是不屈的烈士。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夜，才由毛泽东本人一锤定音，＂多余的话＂被认为是如天平天国战领李自成被俘后的自述一样，是丧失革命意志向反動派乞怜的投降书，瞿被认定为李秀成式的叛徒。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家境穷困潦倒，母亲走投无路厌世自杀，他有祭毌诗；＂亲在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在灵前爱子身。＂。可见这个年青人当时的极端悲苦和凄凉。他从小在文学艺术方面就表现很髙的天赋，接受过系统的的中国传统教育，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在＂五四＂前后，他接受了苏俄式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並前往苏联考察，在那里很快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著作，向国内介绍苏俄的革命。他的文章，不论是游记，散文，还是政治或文艺评论，充斥着苏俄式的热情磅礴，尖锐泼棘，很有战斗力，又都行文如流水淸新流畅，在相当时间内，对青年有巨大的鼓动力和感召力。

    由于他的才华和热情，他很快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並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之后，曾一度是中共的最髙领导。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並不适合置身火和血的政治纷争的前沿，不久他就在党内多次被撤职批判，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長征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不让他随红軍长征，指令他仍留在苏区。其时以他病弱之身，在即将被国民党占领的苏区，病死或被俘是肯定的，所以这实际是中共领导人借刀杀人彻底抛弃了他。据说当时毛泽东和周恩來都曾试图为他说情都不行。可见意识型态和党内权力斗争的冷酷无情。果然不久，瞿就于福建被国民党軍队逮捕，並很快在福建長汀被处死，其时年仅三十六岁。

    瞿秋白一生实际反映了上世纪那个動盪时代一部份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他们出身于或大或小的封建家庭，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他们或遭家庭的种种封建传统的朿缚，或家世败落陷入饥寒困苦，因此他们都对当时旧体制和社会不公强烈不满。由于他们有深厚的封建国学的修养，但又普遍没有接受过那个时代的世界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系统教育，所以当他们抱着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投身社会斗争时 ，容易接受激进的理想化的改造世界的观念。他们一知半懂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了，但实际上主导他们的仍然是传统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这就使他们的认知和行动常常表现双重人格，比如在反对旧制度的残忍杀戮，草菅人命的同时，他们也会对敌方施加同样手段，例如瞿秋白一九二七在中共掌权时，就曾主張对地主等敌对阶级实行杀人放火没收一切财产；又比如他们反对敌方的独栽和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又赞成和服从自身党和政权内部的独栽以及在自身阵营内剝夺别人或被人剥夺民主和自由，並认为这是保证自身阵营胜利的需要。

    他们和中国历代王朝末投身于农民战争中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发动和指导民众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也不乏舍身成仁的牺牲精神。但他们中很多人並没意识到，中国的仼何朝代，起义和革命的主体是农民。仼何战争是农民战争，他们只是农民阶层的附庸，当农民阶层掌握了斗争的控制权之后，他们必然会受到自己阵营内当权者和大多数同伙的猜忌，不信仼，排斥以至淸洗。

    瞿秋白的革命生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投身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开始几年中，有着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岁月。但以后他在工农革命阵营的大部份时间，都是被压制打击，排除在体制之外，直至最后被抛弃。事实上二十世纪那一代知识份子受到的如瞿秋白一样的遭遇，延续了近半亇世纪。

   瞿秋白特殊之处是死前留下了那篇＂多余的话＂，公开承认自己对馬列主义，即使在他擅長的文艺理论方面，只是一知半解。他参加中共的领导和斗争，从来就是被動甚至被迫的。他自认自己仅是一亇文人，后悔和厌恶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又被情势胁迫不能自拔。从＂多余的话＂是否能认定瞿为共产党的叛徒，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判断。但我们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一亇传统文人的多愁善感，无奈和软弱。瞿缺乏他同时代的文人胡适等的世界眼光和哲学思辨能力，也缺乏他的好朋友鲁迅在斗争中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精神，这就是他的悲剧人生的根源。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瞿曾在前苏联生活和工作多年，其时苏俄的制度己经显示其黑暗一面，从他在＂多余的话＂流露出来的思虑，对此他应当有所醒悟。但他始终不能象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和他经历相近的陈独秀一样，公开起来谴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独栽和残忍。因而他也不能象陈一样，虽穷死他乡，仍不失一世的坦荡和英名。

    应当说，从通常说的人性，瞿秋白绝不是当时国民党宣传的十恶不赦的匪徒。他是个好人。面对死亡，他在＂多余的话＂中能坦然地披露自己内心的真实，不无忏悔地反省了自己的作为，不企求虚假的身后名声。而且还流露能在世界上再做一奌切实有用的事情的渴望。对这么一亇才华横溢本质颇为善良正派的年轻人不得不英年早逝，今天仍然令人惋惜同情。如果当时国民党和蒋介石免瞿一死，留他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以他＂多余的话＂流露的心态，应会为国家社会做一些贡献。

    瞿是名符其实的手無搏鸡之力的书生。被俘时在中共党内己完全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長征开始被红軍决策层抛弃至于被俘，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应是清楚的。留瞿一命，对国民党当时统治並无大碍，但他还是不经审判匆匆被处死。

    据说在瞿被俘之后，国民党髙层曾开会研究如何处置他，蔡元培等认为中国象他如此有文才的人不多，主張免他一死。但曾受过瞿口诛笔伐的戴季陶等人认为他误导很多青年，其罪该诛。最后蒋还是听从亲信戴等人的主張。

     对侵略自已甚至犯下滔天罪行的异族异国（比如日本法西斯），历来可以宽大为怀，以德报怨。但在国家内部，对政治斗争中派系内部和派系之间的对立面。却是从来毫不留情，尽量斩尽杀绝。这也是中国人的悠久传统了。瞿秋白正是置身于如此内外夾击进退不能的境地，只能交出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