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次进京：第二次从通缉犯变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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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一生主要在南方和海外策划组织革命，北上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都是他人生的转折。1894年，28岁的孙中山怀揣改良思想北上天津向李鸿章上书，但却未能如愿见到李鸿章，于是又到北京做了短暂的考察，改良无望，失意南归的孙中山于次年选择了在广州武装革命，立志推翻清朝统治。他第二次到北京，是1912年夏，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在京居留近一个月，但离京后的一年间，国内时局突变，孙中山成了袁世凯的通缉犯。1924年冬，孙中山第三次来北京，却因病在京去世。

　　孙中山第一次进入清廷的视野是在1895年，孙中山及其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而失败。12月7日，广东悬赏缉拿起义在逃要员，孙中山名列榜首，赏格花红银一千元。清宫档案中关于孙中山的第一条记载，就是接到孙中山等广州试图起事的奏报后，清廷下旨要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购拏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清廷的通缉，使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但也使其名字开始为国人所知。孙中山本名孙文，1897年旅居日本时才改名中山。不过，在清廷的官书报纸以及宫廷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孙汶”的名字。这是因为，清代习惯在人名旁加水字旁表示污称，如同治、光绪时陕甘叛乱的马化隆就经常被写成“马化漋”。

　　1904年，鉴于立宪运动国内蓬勃发展的形势，慈禧太后曾借自己70大寿之机颁布谕旨，赦免了部分戊戌党人，但与此同时也强调，“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惊慌失措的清廷于10月30日颁旨开党禁赦免党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但孙中山也不在名单之列。

　　有趣的是，1912年清室逊位、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这位清廷的通缉犯，却成了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1912年8月孙中山第一次进京时，不仅得到此二人的热情款待，孙中山还参观了颐和园、北海中海南海以及景山等前清禁地。从通缉犯到座上宾，了解孙中山对清廷从改良到革命到共和的心路历程，或许也是对孙中山诞辰150年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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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第一次进京

　　彻底放弃了改良思想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了《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书长达8000余言，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如何才能使《上书》送到李鸿章手中?孙中山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他首先找到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盛宙怀，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然后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四五月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持魏恒书函至上海，见到了盛宙怀。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予帮助。

　　孙中山在沪期间，与同乡、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并在郑宅见到了著名政论家王韬。除了帮助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外，王韬还给自己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的朋友罗丰禄写信，介绍孙中山。除此之外，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也写信给盛宣怀，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

　　6月，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封信抵天津。盛宣怀接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但据陈少白说，孙中山是通过罗丰禄的关系把《上书》送给李鸿章的：“老夫子把孙中山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和军事，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希望了。随后，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津抵京，第一次游历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29年后的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言及：“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上书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清廷只能推翻无法改良。很快他即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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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第二次进京

　　从通缉犯变座上宾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得逞后，急切想利用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威望与影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便盛情约请孙中山来北京面晤。早在4月初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南下迎接，孙中山以“急回故乡”为由，婉言谢绝。孙中山在广州期间，袁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电报相催。孙中山遂决意于8月18日北上。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经天津抵北京，乘坐朱漆金轮马车，入住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根据《申报》等报刊记载，当晚，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袁世凯设宴欢迎，执盏致辞，态度谦恭地表示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指教和帮助，“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又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而孙中山在答辞中则表达了自己想赶筑全国铁路的愿望，希望袁世凯力为赞助。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动辄攻讦。因为，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逼迫袁世凯为恶。

　　8月28日，孙中山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答道：“余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公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余亦愿表同情。”当晚在袁世凯的宴会上，袁举杯说：“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此番进京，在京居留至9月17日，将近一个月，曾先后13次与袁世凯晤谈。初到北京那几天，更是几乎每天都见面详谈。每次会晤，只有孙中山与袁世凯、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据梁士诒所述，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4时至晚上10时，有几次延至午夜2时。这13次的谈话内容，虽并没有详细资料留下，但根据有关报刊发表之部分内容，至少涉及到政务、财政、实业、铁路等方面。比如，孙中山曾劝袁世凯迁都，说“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至于新都地点，可在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等地选择一处。再比如交谈中得知孙中山建设2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愿景后，9月9日，袁世凯便宣布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等等。

　　由于袁世凯的极力笼络，此番进京，孙中山自认与袁世凯相谈甚欢。只是，谁曾想到，仅仅不到一年，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遂至交恶——1913年7月22日，孙中山发布“告全体国民书”促令袁世凯辞职;并致电袁世凯历数其罪。第二天，袁世凯即宣布撤销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二次革命失败后，9月15日，袁世凯更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据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孙中山的原配夫人)所述，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之后，曾游历各省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此盖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但是，各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以及孙中山年谱，都没有记述孙中山游览前清宫殿名园的记载。是否卢夫人所述不确呢?

　　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皇皇80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在收入其第80卷的清宫所藏部分《溥仪档》中，就有孙中山参观北海、中海、南海、景山、颐和园的记载。

　　根据《清室优待条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颐和园、圆明园、景山、三海等仍归逊清皇室所有。因此，孙中山要参观这些前清禁地，得先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前一天去函，经逊清皇室内务部代向溥仪奏准后方可成行。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档案记载，“外第一百四十二号，八月初一日，代外交部奏孙文请于初二日瞻仰颐和园，初三日瞻仰三海事。”由此可知，这些参观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初二日(9月11日)全天参观颐和园，初三日(9月12日)一天是参观三海和景山。

　　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黄兴9月11日进京，也曾参观三海。逊清皇室关于接待孙中山的记载，十分简略。而比照其八月十六日(9月26日)接待黄兴参观三海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逊清皇室接待孙中山等民国要员的细节——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著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其坐落处所，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该二处均不敷坐落，随由本苑带领踏看，改在瀛台内瑞曜楼下屋内坐落。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并照例报海司房、知照禁卫军守卫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卷，第377-378页)

　　档案中所说的“世中堂”，是指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可知，为接待黄兴，逊清皇室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预备游览船只、茶水，提前踏勘黄兴等上岸后所乘舆轿的落放地，通知禁卫军注意防卫和放行。可能是陪同黄兴参观的人太多，原定落轿的军机处、东朝房两处地方狭小，最后改在瀛台瑞曜楼下轿并茶歇。相信孙中山参观时的准备工作，比起黄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遍览前清宫殿名园外，孙中山此番进京，还和一干晚清贵胄有着令人感慨的交集。

　　那桐为晚清重臣，入值军机，以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不久，那桐即于3月2日寓居天津。在那桐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城团体、晚清贵胄借其在京城金鱼胡同府邸西花厅设宴欢迎孙中山的情形：8月29日，内务部长赵秉钧宴请孙中山，主客四五十人;9月3日，五族同进会等宴请孙中山，主客三十余人。9月11日，载沣等晚清皇族宴请孙中山、黄克强、陈其美。

　　载沣为何要宴请孙中山呢？

　　原来，9月11日，孙中山亲往后海北河沿醇亲王拜访载沣(巧合的是，此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府邸)。载沣亲自迎入“宝翰堂”会晤。交谈中，孙中山赞赏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同富强。

　　会谈后，孙中山面赠载沣亲笔签名相片一张。第二天，载沣还亲往孙中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回访。而9月11日晚的宴请，据说是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而举办的。

　　据9月19日的《民立报》，原定主持的载沣因病未到，宴会由溥伦代为主持并念载沣的祝词。溥伦的发言和载沣的祝词中，都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表示正是由于孙中山等的奔走宣传，清室才毅然将政权还诸百姓、建立共和政权，希望能赖孙、黄二人之力，“国基从此巩固，皇室受福无穷”。

　　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临终之际，遗命溥仪为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上任不久的载沣，就在一份谕旨中指出“国家新遭大故”，而“孙汶有来华之说”，要求各地督抚严密防范查拿。四年后，形势陡转，孙中山这位清廷昔日的通缉犯，竟然成了逊清皇室的座上宾!

　　1924年，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邀请第二次进京的孙中山，与逊清皇室依然有着往来。《醇亲王府档案》记载，鉴于孙中山是抱病进京，载沣未便登门问候，但“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他前往醇王府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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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第三次进京

　　因病在铁狮子胡同离世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占据京城，囚禁总统曹锟。

　　为控制形势，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决定请皖系的段祺瑞出山，希冀借段之影响，遏制直系曹锟、吴佩孚势力的挑战。此前，为了打倒直系军阀，国民党人已同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反直联盟。为此，段祺瑞、张作霖亦电请孙中山北上。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党人盼望孙中山早日来京，以把握有利时机。

　　鉴于此，孙中山决定北上，于1924年12月4日中午抵达天津，入住张园的平远楼。

　　张园坐落于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有趣的是，其主人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退隐天津。这样的际遇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只是由于段祺瑞、曹锟、张怀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纷纷出面，张彪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据其儿子张挺回忆，张彪下令不允许孩子与孙中山有任何接触，而且在孙中山入住张园的27天中，他竟没有和孙中山见过一次面!

　　更有趣的是，孙中山离津54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入住张园。这一次，张彪不仅亲自出马买来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

　　12月4日抵津当天下午，孙中山即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会谈中，张作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一方面希望孙中山暂缓施行废除与西方各国不平等条约一事。孙中山当即表示不能同意。据载，张作霖公然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两人此番会面，可谓不欢而散。

　　由于劳累和受寒，孙中山自张作霖处返回，便感身体不适，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7日早车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遵医嘱暂驻天津。

　　是否要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来应对当下时局，是孙中山北上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尽管孙中山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但12月7日，段祺瑞在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第二天，段祺瑞更是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则表示明确反对段祺瑞等主导的善后会议，说：“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参加任何会议。”

　　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存在如此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孙中山此次北上，将无功而返。

　　在段祺瑞的促请下，加上医生与随侍人员亦力劝进京就医，12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等约计十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日，孙中山因病入住北京饭店后再未露面，只派代表喻毓西向人们表示谢意。

　　1925年1月4日，时为国民政府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亲赴北京饭店看望孙中山。26日，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确诊为肝癌。孙住院期间，段于31日亲赴协和医院探视。由于孙中山卧病在床，未能接待，只是由宋庆龄“陪谈数语”。2月10日，张作霖也派代表郑谦，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

　　但这些礼节性的探望和寒暄，并未能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也未能缓解孙中山的心结。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壮志未酬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