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美国的政治制度？

徐文立

一家之言：

周立波到美国为什么要持枪？
陕西渭南  千山踏遍
周立波在国内是大明星，是达人，是大v,但不管他是什么，他有完整的人权吗？跟民众一样，他有屁！他一样只能在这个社会许可的夹缝中混。
到了美国，他要啥？他最急着要啥？他最需要满足什么？是人权上的饥渴！枪是杀伤生命的利器，在美国人有合法持枪的权力。尽管连带发生过许多惨案，尽管一直都存在争议，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剥夺人合法持枪的权力。枪就是一把标尺，这把标尺正好卡出----美国人拥有了持枪的权，就拥有了一切人权！
周立波是一个几十岁的老大男人了，他持枪不是贪玩儿戏耍，也不是图高一头大一膀立马就有了英雄形象，他迫不急待地持枪、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就是满足心里深处的亏欠，就是补偿人权饥渴的缺憾！想一想不久前、前几天疯传的这国关于枪的定义标准，想一想摆射击气球摊的老太因为玩具枪身陷囹圄，你就知道这国人该是多么想这玩艺，到了自由的国度咋能不顺理成章拥有这东西？
周立波去美国了持下枪很正常，就是心情急了没有合法手续，也断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美帝的法官能判取保就说明情有可原。我们国内的人更没必要给自家人上钢上线，大谈什么人格沉沦，把人黑得里外不像人。
我对幼年记忆最深的物件是一把木头手枪，很简单的样子，很粗糙，但它几乎承载了我童年全部的快乐经历。那份快乐只属于那个稚嫩的年代，此后一个男儿做梦都想亲近一下真枪，但现实中从来都没有。同样，做人的权力，自由的权力，也没有，没有的太多太多。
不要说周立波老大爷们到了美国持枪，你贬损人家呢，使撕逼人家呢，想一想你能到美国吗？你有随心所欲持枪的机会吗？我心情一直郁闷，要是哪天去了美国，我不持一般的枪，他妈的端直持一尊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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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美国的政治制度？ 2017-01-21 政治视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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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如果没有人努力实施它，制度本身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为美国20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宪法，也不过是7000多字的文本而已。在美国，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这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呢？其中最清晰可见的，恐怕就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了。

　　在我眼里，美国人捍卫权利的意识几乎到了"过敏"的程度。这种"过敏"不但表现在人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权利的"风吹草动"都"大惊小怪"，而且表现在对"别人的权利"也感同身受，并因此"多管闲事"。05年底当布什政府秘密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电话电邮的消息被抖露出来之后，媒体、政界、公众一片哗然，其"如丧考妣"程度，简直令人感觉"国将不国，日将不日"。前副总统戈尔甚至为此发表演说，激情洋溢地宣布"美国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关塔纳摩的500多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则成了美国反布什力量的最大旗帜。媒体公众对那500个人----虽然其中不乏要袭击、摧毁美国的" 基地"成员-----之"牵肠挂肚"，简直超过了他们对被恐怖分子砍掉了头颅的本国公民DanielPearl的关心。03年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俘事件造成的"公愤"，又仿佛是在伊拉克发生了一场南京大屠杀。哪怕后来犯事者都被依法审判了，而且布什还签署了"反虐待法案"，民众对政府之"咬牙切齿"，仍然几年如一日地经久不散。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亲自跑到伊拉克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更是生动注释了美国人"权利观念"胜于"敌我观念"之精神。什么样的民众早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常常导致民众的"过度防御意识"：被碰一下，就迫不及待大喊"杀人了！杀人了！"过度防御未必总是好事----容易造成对政府过度的不信任和愤世嫉俗心态，但是相比"防御不足"，对权利的"过度防御"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很多权利侵蚀活动、政府的专断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里"，使这个制度的纠错机制及早被启动，从而防止一个小错变成一个大错，一个喷嚏变成一次伤寒。

　　从美国民众对权利杯弓蛇影的态度来看，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比某些国家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在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制度就象是钱，如果没有人去"花"它，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堆废纸。而不断"消费"这些"钱"的习惯，则是文化。如果不是美国公民200多年来一直在代代相传这种权利的"消费"文化，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写下的宪法再美轮美奂，今天肯定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中，公民一次次地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斯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07年夏天《时代》杂志曾经发表一篇文章"MeGeneration"，指出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大多注重个体生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此文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讨论，有些年轻人忿忿地指出："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我不想说这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论调是"不道德的"，但我想说，它是"不自然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妈妈买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饭，哥哥洗碗，妹妹扫地，但有一个弟弟却说："我就是不关心做饭怎么了！"一件事情明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却非要说它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说，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制度和文化障碍遮蔽了公共生活的自然状态。

　　说美国人"权利意识"强烈，对自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天赋人权"斤斤计较，并不难理解，这合乎美国人个体主义的一贯形象。而美国政治文化的另一面，同样重要的一面，却常常被忽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公民责任意识"。很多普通美国人为苏丹达福尔难民发出呐喊、为"全球变暖"奔走呼告；"消费者行动主义"运动是民间自发的消费者运动，目的是保护世界各地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利益以及穷国农民的经济利益；美国现在的慈善捐款中，私人个体捐款占总额的83%（中国不到20%）-----中国人常常嘲笑美国人小气，跟朋友吃饭从不请客，但"小气的美国人"人均税后收入的2.2% 用于慈善捐款，而大方的中国人人均捐款额为人均收入的0.06%；一半的美国人都从事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很多人为了动物权利而变成素食主义者；每次选举年，都有无数普普通通人走街窜巷地"做群众工作"……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参与意识、公益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这当然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只掌握了"权利意识"，而没有掌握"责任意识"，只是学会了民主精神的"皮毛"。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阶段，它的民主制度肯定还是夹生的。一个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只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激活民主，否则各个利益群体各自为政，也许可以因为力量对比而形成暂时的妥协，却没有共同的理念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

　　当然公民责任意识未必就意味着人人要争做"活雷锋"，成天为国为民振臂高呼。事实上，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认为，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化，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毕竟，一个社会不仅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民责任意识最好的起点就是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制度的尊重和实施。当人们普遍缺乏" 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时，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建设性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这样看来，避免矛盾激化时的过激参与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励常态下的温和参与，只有允许民意的细水长流，才能避免它的山洪暴发。

　　而这又将我们引领回到制度与文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人们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能够大大降低一个制度实施的成本，但是也正是一个制度提供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使得人们得以操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美国的民主有秘密吗？与其说这个"秘密"是某个神奇的宪法文本，不如说它是一个个公民具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当警察对某些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者政治异议分子，或者新闻记者，或者异教人士，或者普通刑事犯，或者他国战俘刑讯逼供时，你是决定转过头去说"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还是决定走上街头或者给你们当地的政治家写信表达自己深切的不满呢？所谓民主的秘密，就藏在你作出选择的那一刹那。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悲观地写道："由于民主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极左年代里。极左年代里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极左实验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民主"，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今天的中国，对民主冷嘲热讽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并不奇怪，从文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到今天的"民主虚无主义"态度，历史不断表明，乌托邦主义者总是最先堕落成犬儒主义者，从乌托邦到虚无论，不过是同一种懒惰的两种表现而已。然而今天的中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分化的利益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理由有条件生长民主。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和乌托邦实验的中国人，也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心智去接受民主：接受它的利，承认它的弊，小心它隐含的陷阱，但也试探它后面的道路。近200年前，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后，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主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这话可以做多样的解读，我的理解则是，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