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

酒哥

粗鄙化的问题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已提出，参见拙文《成长的印记、网络红卫兵、国学教育、文化教育、公民教育、三俗、钱学森之问等。。。。 。。》 （google 搜索）。
就附近几个论坛而言，铁证犹在永远洗不掉耻辱是一些人对垃蛇等和对粗鄙的崇拜。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是真实的历史。


老高的博客

　　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环境中人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

　　老高按：“粗鄙化”，不自今日始，也不止是“中国特色”。但是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伴生的特有的社会现象，恐怕大家都不能否认。
　　自古以来，争取社会公平平等、为底层民众鼓与呼、争权益的志士仁人，着意强调“下等人”的优良品质和对社会的贡献，很自然地就要介绍、欣赏乃至推崇他们朴质直率的性格特征、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底层普罗大众确实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生机、活力和创意。古人所谓“贲象穷白”“大雅大俗”，当今所谓“高人在民间”之类说法，都反映了这一可贵的趋势。当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辨。
　　以上所说的是从文化上着眼，而一沾上政治和经济，情况就顿时复杂，大有可议。政治人物要利用底层民众，甚至要运用权力来“开一代风气”，社会文明主流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意人看准了人性中的动物性是其经济增长点，不断突破法规和道德的限制，撑大活动空间，若没有法治管束，更让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呈现雪崩塌方。
　　我曾经介绍过赵毅衡教授旅英期间的文章《很笨，更笨，极笨还是得“往下笨”》；曾经介绍过中国作家胡发云在新泽西演讲时所说：其实以粗野著称的武汉人在1949年前是相当“温良恭俭让”的；曾经回忆过在中学阶段、在文革中，我如何为说不出脏话无法与群众（同学）打成一片、对敌人喷不出詈骂之辞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激情而觉得低人一头；我也曾经撰文指出毛泽东对整个中华民族“粗鄙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推崇“痞子运动”，赞美“卑贱者最聪明”，讴歌“黑手高悬霸主鞭”，颂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人才最干净，发出“最高指示”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工人“上管改”大学，甚至在中央全会上纵论“操娘”多少天、在诗词《念奴娇》中高喊“不须放屁”（词牌的名称与毛的诗句，构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我认为，谈论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粗鄙化”绝对是一笔不容忽视，甚至越到后来越显出其重大深远意义的遗产——当然是负面的，价值观的颠倒是一笔数额巨大到天文数字的负资产，需要几代人来偿还，一代一代地洗刷地以“大老粗”为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发出上述议论，是因为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古，一篇论今，转载于下供点评。徐贲教授的文章对为何造成粗鄙化，虽然没有直接谈及中国政治权力因素，但尽在不言中，给读者开拓了新角度，读者自可催发联想，获得教益；王家范的文章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徐贲，网易·评论频道·专业控专栏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自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中国有一段时期，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

　　王家范，澎湃新闻，原载《上海书评》

　　“察变观风”

　　我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中国古代史，没有沾上“王婆卖瓜”的心态，深知中国古代经验不能“包治”现代病。近几年，流行从中国古代去寻找现代化或中国崛起的“历史优势”，我不赶这浪头。搞历史学的，应该知道时空为决定历史态势的两大要素，连战国时代人韩非都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古代与现代之间，仅仅概念的转换，就是件难事。有些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却常常感觉找不上“无障碍通道”。就像现在学界研讨的“社会生态”，中国古代肯定没这个词儿。类似的意思，费力追索，“风气”、“风俗”，似乎与此有一点亲缘关系。
　　“风气”这个词，得益于柳诒徵的提示，我才领悟它或许可以转译成观察“社会生态”的近义词，古人则谓之“察变观风”。柳先生推崇刘咸炘的话：“观风之变，其于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其于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由此，我也可以说，研讨当代“社会生态”，通过“察变观风”，在“已成”与“方始”间，做有益于世的人生“几何题”。最后研判的积极成果（对策），用一个很玄学的名词做广告，也可以称为“知几之学”。
　　在古代，用“察变观风”方法做宏观历史解析的范例，我以为顾炎武的《日知录》可当之无愧。亭林先生将一生平日积累下来的读书札记，逐渐汇辑成书，至死未能定稿。看似尽为具体而微的事证铺叙（参以检索考据），一地“历史碎片”，透出的却是精辟犀利的、有关历史变迁的判断与精彩史识。他自己就非常看重这本集子，在与友人书信中多次说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说说该书的卷十三。先生以“周末风俗”起首，共收二十四条，从纵向（朝代更迭）与横向（风俗表现）两种维度，进退正反两个方向，高度概述了两千余年间社会风俗衰颓与亡国亡天下因缘相连的运行轨迹。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即出自第四条《正始》（实则为历朝“风俗”之魏晋篇）。先生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居然社会“风俗”的好坏与天下兴亡高度相关，我们怎么能不认真研判“社会生态”呢？！
　　我不会因此将“社会学家”的光环罩在这位乡贤的头顶。毕竟，老先生用的是老历史眼光，压根儿不可能知道后世会出一门叫做“社会学”的先进学科。相反，如果执着现代意识去看《日知录》，有些人拿出上一卷《人聚》篇，可能还会拿陈腐保守的大砖头砸将过去。
十二卷《人聚》篇也是讲社会风尚的。先生从汉初直说到自己生活的当下，引证每代典型议论，以及名人诗描述的情景，呈现“风尚”或聚于乡或聚于城，攸关人心聚散、王朝盛衰。短文的中心旨意，先生表达得非常清楚：“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先生写此条时很动感情，自云：“《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评论古代人物，最忌现代意识过强，脱离时空条件，望文生义，妄作是非功罪之断。亭林此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在当时不惟无落后保守之嫌，且具针砭时弊、直指当下的批判勇气。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本社会，即使工商的发展亦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产商品化为助力，社会稳定首先依赖于乡村经济的稳定。而且，细细品味先生所批判的，绝不是什么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现象，而是说兵戎迭兴，赋役繁重，逼使农民离乡弃耕，供应官府日不暇给，矛头指向驱民丛渊的獭鹯之政。至于如何正确看待现在的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有何隐患，亭林先生不及见此，即使如吾等目下亦时有迷惘于“有为不如无为”之惑，给古贤乱扣帽子，过分苛求了。

　　明清时代的“公务员手册”

　　平日读得的感觉，古代士大夫，在朝廷为君忧民，在江湖为民忧君，整肃社会风气的议论与对策不算少。正因为是个典型的农本社会，以乡村为基础，省、府、县治是负责治理乡村的“碉堡”。纯粹的官本位体制下，只能以士大夫为治理“天下”、“社稷”的枢纽。这就不难理解，在追究“天下”风气变坏的责任及筹划对策时，他们不会把重点放在“小民”身上（“民可使由之”）。宋儒罗从彦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则下有风俗。俗之美恶，其机固不在民也。”明中期最有治理地方经验与识见的吕坤，在著名的“官箴书”范本《实政录》里，便指着士大夫鼻子，直捷了当说过：“嗟夫，扶世运者吾党，坏世道者亦吾党也！”（卷一“科甲出身”）
　　几位我名下的博士生曾为写地方财政的学位论文，把《官箴书集成》读烂了。我不做论文，不为史料所累，读得自在，所得的是层累的“历史印象”。印象中，作者都是从业“名医”。他们有在地方从政的丰富经验，对习见的官场病、民间病，用心保存了许多真实的“病案”，并贡献出自己精心制作的“处方”。我推荐给诸位社会学家，有空翻翻，看看中间有没有算得上“中观”治理“社会生态”的历史资料，例如乡保、保甲、宗祠、商会，以及乡约、民约、族规、行规等等，能否算是寻求“中间组织”的最初历史尝试？
　　《官箴书集成》类似于“公务员手册”，有不少亮点，但不乏灰暗沉闷色彩。此类书在明中后期、清中后期出得最多，甚至有泛滥之灾（出版商频相剽窃，粗制滥造）。所得的“印象”，在宏观调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体制百病难治，渐成沉疴，医者摇头。秦晖当年因阐述“黄宗羲定律”有幸为领导注意。后来读得多了，发现这不是黄宗羲一个人独具只眼，明清时代许多敢直面时势、不说假话的，发过类似的牢骚很多；每一兴革，政策微调，旨在增加国家财收，民间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比黄氏早二三十年，浙江海盐的胡震亨在他主编的《海盐图经》里就这样说：“法之弊，遂相为救，而渐调于平者（笔者按：此类改革当时动辄冠于“均赋”、“均役”之名，即所谓财政负担公平合理），率渐觭于重。数十年来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敛之日繁，亦时势所必趋也！”（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六）
　　照我的理解，研判“社会生态”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状态，不是指某些个别的社会现象。如果从微观层面观察，单独个体的人性，以全世界而论，依然善恶相兼，或善或恶，时善时恶，古今中外无甚大的差别。因此之故，任何社会，任何时候，社会上都有“病人”存在，带“病”上岗是常态。在研讨“提示”里罗列的“诸如冷漠、浮躁、空虚、嫉恨等负面情绪”，从个体来说，在中国古代都存在，非惟今天始有。无文化的人会犯病，有文化的人也会犯病；有权力的人会犯，无权力的人也会犯。中国古代非常注重个人品格与情绪的修养，针对个体“病人”，治理方案倒算得上是丰富的。
　　我不迷信道德万能，但也深知改善个人的素养，道德宣教是任何社会所必不可缺的。古代县官有一个职能，就是每年都要在“申明亭”宣教，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实行乡保（保甲）制，规定每保都应有类似宣讲乡约的场所。我看到有些县官深入乡间，用白话文向父老宣讲，语词恳切，颇感人。我觉得，劝导官民人性向善、修养品行的那些宣教，宣讲比不讲好，讲多了，会产生效果。“名士”言之谆谆，对听讲者而言，真如宋代理学家常说的，诚则信，信则灵。对不诚不信之人，任何说教都无救（于是，有人主张对贪官、刁民用重典）。
　　这些年接触地方性史料多了些，觉得大凡王朝前中期，民间与地方官员的素养、品质，比晚期为好，贪官劣绅有，但没有那么多；刁民暴徒井喷于王朝末季，在王朝中期以前不能想象。
　　我举一个例子。松江张鼐是明末的一位副部级官员，天启时主动提出辞呈，不待批准便挂印回乡，躲过了魏忠贤的魔掌。他写的《先进遗风》，收在被“四库禁毁”的《宝日堂初集》里。全文篇幅不短，按人物出生前后，逐一记述了松江入仕朝廷的众多官员。从明初一直到成弘、正德年间，无论在外做官，还是退休回乡，都“保持一分秀才气”，为人诚朴敦厚，风范高雅，深受乡民敬仰。我相信他说的这些掌故大多是真实的（有其他文案旁证）。显然，痛感自嘉、万而后，风气日趋恶劣，张鼐此乃是有感而发。在他的家乡，嘉靖四十四年发生了“民抄董宦”这样的恶性群体事件，耸动远近。董宦当时一口咬死是“士抄”，不是“民抄”，欲置“天真”的诸生于死地。张鼐带头联合进士、举人两级乡绅介入调停，保护了反感董宦之品行不端、卷入事件前期、富有正义感的“五学”生员。“民抄董宦”似乎一风吹过，董宦照样仕途得意，但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松江、嘉定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奴变”，众多富豪之家平白无故被抄、被焚，比之当年恐怖得多。彼时不用心根治恶德恶行，对无论是劣绅还是恶奴均严惩不贷，到了此时，历史的“报应”，亡国亡天下诸种乱象，就不召而至。
　　儒家圣贤的教导，普适性的光芒照耀后世，那就是人性的向善，即“仁者，仁也”、“仁者爱人”云云。然而圣贤对利、欲于人性的关系，始终只把恶的后果看得透彻，对利与欲的动源之深、能量之大，缺乏足够充分的估计（先秦荀子、韩非算是难得的异数，故不入孔祠）。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里，为此困境连连，且战且败，直至今日，犹未见有穷期。
　　“制民之产”，“有恒产始有恒心”，是儒家教义里极重要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整个学说的阿基米德支点。在农本社会里，只要“轻徭薄赋”、“使民有时，不夺农耕”，儒家的道德宣教有效，社会风气不难治理。孟子“仁政”的经济指标不算高，五亩之宅，百亩（合明清三十余亩）之田，黎民无饥无寒。贯穿汉唐宋元明清，这低标准清平之世大致还容易做到。明清起，虽然乡民大多已为租田，亦尚能“无饥无寒”。士大夫家有“百亩良田”（食租），就可随时甩乌纱帽，表示对时政不满，悠游江湖之上。据查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除陋巷之破宅外，还有“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宋儒将他尊为“定”得住的典范。然而，到了明代，《明儒学案》所述第一位儒者吴与弼康斋先生，家贫无产，为恪守“敬”、“诚”，常以打坐“定”住吾心。但他坦承，当欠了邻居几斗米，又将讨上门来时，心就乱，“定”不住。自云：“夜病卧思家务，不免有所计虑，心绪便乱，气即不清。”可见，“无饥无寒”是守住“恒心”的底线；经济上失了底线，要一般的人守得住道德底线，极不容易。

　　“太史公难题”

　　恰恰不是儒家圣祖周公孔子，而是史家太祖司马迁，把风尚变迁深层的经济动因看得比较透彻。《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这样的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下面的话更让人吃惊：“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如果把“刺绣文”比喻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倚市门”扩展引申为大商场乃至造币厂、银行、交易所、股市、网购，那我们不能不惊叹太史公确乎超越时空，是两千年前就已诞生了的、“经济物理学”的天才预言家！
　　学界有所谓“李约瑟难题”、“克鲁齐难题”，诘问的兴味不减，近年来还开了好几个研讨会。照此比方，我说在中国古代则有“太史公难题”，解决难度比前两命题大得多，可学界几乎无人问津，不亦冤乎？！
　　《史记·货殖列传》起首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论，全文录于下：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长话短说。太史公给出的命题，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没有因时间的往后推移，解决得更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来越捉襟见肘，甚或背道而驰，地方当局多取与民争利之下策。这并非是人性发生了什么根本性变化，而是经济时势大演进，GDP飞速增长，使人对财富积聚的多寡特别敏感，满足的欲望愈加急迫，“动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层下层、君臣庶民皆所不免。因此之故，基于农本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期望与社会规则，面对工商业的发达和货币经济的活跃，旧药失了时效；精英除了诅咒悲叹“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之外，几乎筹划不出什么良药，不知道怎样去弥合日见扩大的社会感情裂缝。
　　近代学人常喜欢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他们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农、工、商、服务“四业”结构性地如此颠覆倒转，农业的式微到了极限，实业经营之惨澹，乡村田野之凋敝，不忍目睹。基于此，我不仅坚持古代“资源”不能包治“现代病”，也坦率地表示对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不抱奢望，因为这些议论终究缺乏鲜明的当代针对性，并未彻底摆脱“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尴尬。因此之故，只能期望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诸位社会学家，能从当代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伦理秩序等规则的重建入手，为“太史公难题”作出更有效率的当代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