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綴唐卡的蘇州別墅裡，法國範兒遇見舊上海

沈文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紐約時報》推薦閱讀

《點綴唐卡的蘇州別墅裡，法國範兒遇見舊上海》
--設計CASEY HALL2016年10月17日

上海——很難想像，一所房子能把法國古董、藏族傳統藝術品以及大膽的珠寶色調配色方案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但蘇州一棟經過翻修的別墅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蘇州是一座大約有600萬人口的城市，從上海到那裡只要乘坐30分鐘的火車。

這棟面積為400平方米（約合4300平方英尺）的別墅屬於42歲的莉莉•吳（Lily Wu，音）和45歲的蘇君（Su Jun，音）這對上海夫婦，被他們用來當做周末度假屋。從事投資工作的蘇君之所以在15年前買下這處房產，是因為對小時候跟家人在蘇州度假的經歷戀戀不忘。有2500年歷史的蘇州以精雕細琢的園林和石橋運河而聞名於世。

「四年前，我們覺得可以花些時間翻修這棟別墅，在裡面享受人生，」莉莉•吳說。

莉莉•吳表示，從一開始，她和丈夫便就翻修最終的目標達成了一致，在承包商大刀闊斧地改造、翻修房子的18個月裡，他們從未動搖過。

如今，別墅門廳處有著以地磚鋪就的地板和枝形吊燈，通過一道拱廊可以向左拐進一個開放式的生活和娛樂空間。

書房最醒目的是一面綠松石色牆壁，上面掛著一幅藏傳佛教傳統唐卡畫，蘇君收藏了若干唐卡，這一幅是他最喜愛的，書房通往主起居室。再往前就是一個環繞著玻璃的日光室，裡邊擺著一張紫水晶色天鵝絨軟墊沙發床和幾把彩色皮面扶手椅。莉莉•吳說，在這棟別墅裡，日光室是她很喜歡的空間之一。「我們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跟朋友相聚的地方，」她說。「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可以坐在任何地方，注視彼此，閑談、放鬆。」

莉莉•吳還很喜歡主衛生間，那裡鋪著裝飾派藝術(Art Deco)風格的黑白兩色瓷磚，安了一個飾有華麗拱門的凸起式浴缸，宜人的自然光會透過鐵格柵窗照進來。

樓上有兩間卧室。主卧面積為50平方米，高挑的天花板離地面足有4.5米（約合15英尺）。退了色的木地板以及中性色調讓空間顯得更為開闊。

在上海從事公關工作的莉莉•吳服務於奢侈品企業香奈兒(Chanel)，對所有法式的東西都很喜歡。她和丈夫聘用了常住上海的法國室內設計師小貝(Baptiste Bohu），來幫他們打造兼容法國和中國傳統的視覺效果。

「我在一家法國公司工作，非常喜歡法國範兒，」莉莉•吳說。「我也喜歡舊上海風格。因此和小貝見面時，我們向他簡要介紹了我們喜歡什麼樣的建築和設計。我們告訴他，我們想要某種既優雅又舒適的東西。我們想讓這棟房子在二三十年以後依然美麗。」

更多新聞內容請參見《紐約時報》中文版，網址：

http://cn.nytstyle.com/style/20161017/a-case-of-french-and-chinese-fusion-outside-of-shanghai/zh-hant/

《金融時報》推薦閱讀

《日本為什麽那麽乾凈？》
--段宏慶 2016-10-18

“安全、放心”是內在要求，如果只是錶面的乾凈、整潔，一個社會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清凈之感。

【前言】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我於2016年9月底抵達日本，將以訪問研究員的身份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度過三個月的時光。我計劃用筆記錄下這段全新的生活，我會關註但不限於日本的法律制度、社會問題、文化現象，希望通過完整呈現一個普通中國人觀察、瞭解日本的過程，讓更多中國人正確認識日本，更希望通過學習、總結日本的經驗，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有所裨益。

無論中國人對於日本有多麽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肯定能達成共識：日本非常乾凈。

日本的乾凈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嚴格的垃圾分類與處理。但如果沒到日本生活過，很難體會日本人對於垃圾分類以及處理的嚴苛，幾乎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垃圾不是想扔就能扔

我赴日本前，通過日本一家房屋中介訂好了單身公寓。隨後就收到中介公司寄來的厚厚材料，其中有專門關於垃圾處理的提示，教你如何正確對垃圾進行分類以及處理。我到達日本當天到房屋中介取鑰匙時，簽署的入住確認書里又再次詳細告知了垃圾分類處理的內容。

簡單來說，不同的垃圾要分開用透明或至少半透明垃圾袋（或者專門的有蓋垃圾容器）密封，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扔指定的垃圾。比如我居住的東京都豐島區，垃圾大致按照可燃性垃圾、不燃性垃圾、資源垃圾（即可回收）、不可回收物品，還有大型垃圾進行分類。每周一和周四可以在樓下垃圾站扔可燃性垃圾，如廚餘（必須去除水分）、廢紙等；每周二可以扔塑料瓶、易拉罐等可回收垃圾；每周三扔廢報紙、紙殼等資源垃圾；每周四在可燃垃圾外，還同時可以扔不燃性垃圾，如皮革橡膠製品、塑料品、玻璃瓶等；每周五扔不可回收物品以及含有陶瓷、金屬類的垃圾。

星期六、星期天呢？對不起，周末以及公眾假日不能扔垃圾，請自己存放在家中。另外，垃圾需要在早上8點以前放到垃圾站，不是一天什麽時候想扔就扔。

這些垃圾是可以“免費”扔的——我的房租里已經包含了垃圾處理費用，但我之前提到分類中的“大型垃圾”不在免費處理之列。比如大家電、傢具等物品，必須專門致電“大型垃圾接受中心”，預約申請並另外付費。

如此復雜的流程，記不住怎麽辦，可以不按規定亂扔嗎？不行！亂扔垃圾在日本屬於“不法投棄”，會被徵收高額罰金。我的租房材料明確告知，一旦我被認定存在不法投棄行為，每袋垃圾要支付5250日元（約合人民幣340元左右）罰款，以及為了回收處理該垃圾的全部費用。如果不法投棄行為嚴重或者屢教不改，租房合約可終止，房租不予退還。

我入住前，房屋中介的員工再三提醒我，將來離開日本的時候，房屋必須恢復原樣，即我拎包入住，走的時候也必須把自己的東西全部帶走，不能留一點垃圾在屋裡——包括入住期間添置的任何家居用品，否則會被額外追討垃圾處理費用。對這一規定我有些難以理解，從資源節省的角度而言，有些可以重復利用的二手傢具為什麽不能讓它們發揮作用呢？但既然要求如此，我也只能遵守。

入住後我去超市購買必備的生活用品，一邊盤算著哪些東西是需要的，一邊琢磨著哪些東西將來離開的時候可能處理起來會比較麻煩，然後竭盡可能縮短我的購物清單。在日本住了兩天後，我實在難以忍受在屋裡只能席地而坐，用電腦得盤腿或跪在桌子前，跑去傢具店買了一個小的折疊沙發。結果住在大阪的朋友來東京看我時大吃一驚：“你在日本就待三個月還買一沙發？你走的時候還得花錢處理掉！”

應該說，正是這種嚴苛的制度，使我從一開始就不想製造垃圾，盡量將生活保持在一種“極簡”狀態。而這正符合了日本人保持環境潔凈的第一理念：減少垃圾的產生當然比事後再處理要容易。

住在垃圾焚燒廠邊上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當然，要生活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垃圾。分類之後的垃圾究竟是怎麽處理的呢？10月8日上午，我去參觀了我所住公寓樓旁邊的豐島區垃圾焚燒廠。

（註：本文題圖為日本豐島區垃圾焚燒廠）是的，我確實住在垃圾焚燒廠旁邊，直線距離200米，下樓後走路三分鐘就到。

我到達日本的當天， 研究所安排了在東京大學留學的李佳楠博士陪同我去辦理入住等手續，並帶我熟悉周邊的環境。我一眼就看到了住處旁邊有個巨大的白色煙囪般建築物。李佳楠告訴我，那就是煙囪，那裡有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已經在日本待了七年的他說這句話時神情毫無異常，他也生活在這附近。

我住的地方絕不是偏避之地，我的公寓樓位於池袋地鐵站北口，池袋站是東京市區三大交通樞紐站之一，這里是東京市區人口最密集、商業最繁華的區域之一。

這樣的地理位置居然建有垃圾焚燒廠，我不禁大為驚奇。所以安頓好住宿後兩天，我就自己跑到垃圾焚燒廠去轉了轉。與中國大陸垃圾焚燒廠周圍環境臟亂、空氣中散發著刺鼻味道完全不同，這個垃圾焚燒廠毫無異味，甚至比東京市區的很多建築還要乾凈整潔：白色的煙囪高聳入雲，卻肉眼看不到一絲煙塵，仿佛只是擺設；磚紅色的底座大樓旁邊還有一幢相連的黑色玻璃外牆大廈。這個大廈在地圖上顯示為“豐島區健康廣場”，樓里有豐島區的市民健康體檢中心，樓上還有一個健身中心以及游泳池。三層、四層則是垃圾焚燒廠的辦公室，四層有一座廊橋可以直接通到垃圾焚燒廠大樓里。

更加不同的是，日本的垃圾焚燒廠是對公眾開放的，沒有戒備森嚴的保安和門衛，我隨意就乘電梯到達了位於四層的垃圾焚燒廠的辦公區域。一齣電梯是寬闊的大廳，擺有垃圾焚燒廠的全景模型展示，牆上貼著各種展示宣傳畫，牆邊桌子上放著各種宣傳資料介紹垃圾廠的情況，還有各種環保數據的實時報告。

但由於不會日語，所以直到10月8日我才在李博士的陪同下正式參觀了這家垃圾焚燒廠，這一天也是該廠對公眾提供開放講解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東京都共有23個區，總計21個這樣的垃圾焚燒廠，除杉並區垃圾焚燒廠目前因重建停工外，其他20個都在運轉。每個月每家工廠至少要有一天對公眾提供免費的開放講解，只要提前電話報名，任何人無需登記也不用出示任何證件，即可在工廠技術人員的陪同下參觀垃圾焚燒的全部運作過程，並聽取專業講解，有疑問也能獲得解答。

當天負責講解的垃圾焚燒廠員工叫倉持，還有一些日本人也來參觀，主要是年輕父母帶著小孩前來，通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孩子接受環保教育。

或許因為有不少孩子參與，倉持帶領我們參觀過程中，講解重點沒有放在關於工廠如何運作等專業問題上，而是不斷在強調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因為日本的垃圾分類後，可燃性垃圾就拉到焚燒廠來焚燒發電，不可燃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等則送到專門的“不可燃垃圾處理中心”進行處理。大型垃圾則先送往“大件垃圾破碎處理點”，經過破碎處理後區分出可燃與不可燃部分再分別處理。所以，如果垃圾分類出問題，不可燃垃圾被來垃圾焚燒廠，會增加垃圾焚燒廠的工作難度，嚴重的還會影響工廠正常運轉。比如金屬物品進入焚燒爐後會破壞機器設備。

過於通俗的講解當然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在參觀流程結束後，我又單獨咨詢了倉持先生一些問題。據他介紹，豐島區垃圾焚燒廠是1997年才新建，於1999建成的。我對此更加好奇：“在池袋這樣的鬧市區興建垃圾焚燒廠，周圍的居民怎麽能接受？”

倉持先生說，過去豐島區沒有自己的垃圾焚燒廠，垃圾都是拉到別的區去處理，但隨著東京人口增加、垃圾越來越多，在豐島區新建一個垃圾焚燒廠是必須的。因為當年池袋北口這塊地是政府原來預留準備開發旅游項目的一塊公益用地，不牽涉私人住宅，所以改為建設垃圾焚燒廠也會減少徵地帶來的爭議，降低開發成本。當然，這里確實距離居民區太近，所以當初也遭到一些市民的抗議，還有的市民去法院打官司起訴了。

“我們也知道給周圍的居民增加了麻煩。”倉持先生用日本人慣有的表達方式一邊對我解釋一邊微微鞠躬：“所以我們盡量將這種麻煩降低到最小。我們也不斷去和周圍的區民溝通，期望獲得他們的理解。可能剛開始比較難，但一年、兩年過去後，隨著我們的堅持與努力，大家也接受了我們。”

據稱，也正是為了避免擾民，豐島區垃圾焚燒廠的煙囪高度最終建為210米，這也是東京都23個區21家垃圾焚燒廠里最高的——原則上煙囪高度不低於150米就符合環保要求，但考慮到池袋地區人口密集高樓較多，所以豐島區垃圾焚燒廠把煙囪盡量加高了。經過多重環節的處理後，煙囪里最終排出的只是水蒸汽和二氧化碳等一些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氣體。

倉持先生還在手機上給我展示了有關垃圾焚燒廠的一些公開信息，包括垃圾焚燒廠周邊的實時空氣質量、垃圾焚燒廠每天的垃圾吞吐量等數據，讓人能充分相信，即便生活在垃圾焚燒廠，周邊也是安全、環保的，而且垃圾焚燒產生的熱量用來發電也已經成為東京都重要的電力供應來源。

如何實現環境的長遠發展

參觀完豐島區垃圾焚燒廠，我不禁有些感概。作為一個曾長期在中國國內關註環境問題的新聞工作者，在很多熱點事件中我都十分矛盾。一方面對於國內環境事件中越來越多的“鄰避運動”現象無可奈何：老百姓期望環境改善但又不願意有利於環保的工廠建在自己身邊；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無論政府、企業如何信誓旦旦保證安全性，不斷發生的各種環境事件、安全事故確實不能不印證老百姓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我曾在池袋周邊向一些居民以及飯店服務人員詢問他們對身邊存在垃圾焚燒廠的看法，通過我英文夾雜中文的採訪，得出結論基本上大家都覺得沒有影響，生活很放心。

“安全、放心”是內在要求，如果只是錶面的乾凈、整潔，沒有內在的環境安全，一個社會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清凈之感。

但建設乾凈、安全的環境豈是那麽容易？日本對於垃圾分類與處理的嚴格連日本人自己也覺得有些過分。“我小時候也沒有這麽嚴格的”，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告訴我，對於垃圾處理這些年日本是越來越嚴，頒布了很多法律。

公開資料顯示，日本對垃圾處理的制度形成於幕府時期的江戶時代，早在公元1649年，幕府政權就在江戶（即今天的東京都前身）頒布了垃圾只能在指定地點投棄的法令，禁止亂扔垃圾。明治維新時期的1900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污物掃除法》，詳細規定了垃圾的收集、處理方法以及相關責任等。

可以說，經過數百年的不斷堅持與努力，日本才最終形成現在的“垃圾文化”，這個國家才能成為世界上最乾凈的國家之一。但即便處理垃圾的習慣與文化傳統已經形成，法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今天的日本，在《環境基本法》大框架之下，《廢棄物處理法》和《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作為兩大支柱，相互促進與補充。然後有分門別類的《容器包裝再循環法》《家電再循環法》《汽車再循環法》等一系列專門法律，使得整個社會系統運轉十分清晰而有效率。

“不過，我們日本也有自己的問題。”作為學者，阿古智子習慣性保持著批判的眼光。

如我前面所介紹，日本的垃圾主要分可燃和不可燃兩個大類，可燃垃圾在焚燒發電廠處理後也會有一些爐灰殘餘，這些燒剩的殘渣和不可燃（且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一起，經過嚴格處理後會被送到指定地點填埋。日本對於垃圾填埋也是有嚴格管理的，絕不會出現中國大陸那樣四處散發著惡臭的地方。比如位於東京市區南部的“夢之島”公園，就曾是東京都的主要垃圾填埋場，是東京灣里因人工填埋最終形成的一個小島。現在島上長滿了各種植物，建有夢之島熱帶植物館，還有體育文化館等設施，是東京人周末休閑的好去處。

但焚燒、填埋並不能完全解決日本全部的垃圾。比如一些舊家電、舊汽車等等，其中的配件含有鉛、鎘、鋰等有害金屬物質。那怎麽處理呢？往往也會通過出口解決，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其中也有很大部分進入了中國，也就是大家俗稱的“洋垃圾”。

對於“洋垃圾”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中國國內存在靠進口“洋垃圾”為生的群體，而且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還離不開這些含有巨大資源的“洋垃圾”，如果能變廢為寶就是雙贏。但為了“變廢為寶”，處理“洋垃圾”所要付出的環境代價是巨大的。

“所以我們一些學者也在反思這個問題，”阿古智子教授告訴我，他們呼籲日本政府應該在垃圾出口問題上更加嚴格甚至可以考慮禁止。畢竟世界不是封閉的，只考慮本國環境保護不理會世界環境安全，最終很難實現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就像中國的霧霾，最終也會影響到我們日本。”阿古教授說，“我覺得日本應該更多承擔起一些責任，不能只是我們這里乾凈，那周邊國家呢？”

據阿古教授介紹，日本環境省在今年9月剛剛決定了修改相關法律，嚴格控制出入口特定有害廢棄物。不過，這只是啟動程序，明確了修改方向而已。何時能真正完成法律修改，尚難定論。

更多新聞內容請參見《金融時報》中文版，網址：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9723

《紐約時報》推薦閱讀
巴黎華人血灑街頭，種族暴力何時休
MARTIN DE BOURMONT2016年10月16日

法國奧貝維埃——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中國裁縫張朝林在2006年偕妻子與兩個兒子移民法國。他們在巴黎郊區的工人階級聚居區奧貝維埃市安頓下來。經過十年的奮鬥之後，更好的生活終於近在咫尺。

張家兩個兒子如今都二十多歲了，已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小兒子在去年生了第一個孩子，讓張朝林當上了祖父。

然而，張朝林安居樂業的夢想，卻在一個陽光宜人的八月天裡破滅了。那天，49歲的張朝林和兩個他兒時就認識的老友正走在奧貝維埃街頭，一群剛夠得上開車年齡的年輕人動手打了他。

這群年輕人用種族主義的語言大聲怒罵，從張朝林等人身上搶走了一個小包，還狠狠地揍了他們，任由張朝林及其朋友們血跡斑斑地倒在人行道上。被搶走的那個小包裡只有糖果和香煙。張朝林在五天後死亡。

這場命案把巴黎及其郊區的種族關係緊張問題推到了頂點，這個已經積累了好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問題，在今年夏天進一步加劇，給問題火上澆油的原因包括，在這些以移民為主的貧困郊區，長期存在著一種偏見：即華人比較軟弱，但比起其他移民族群來，卻異常地成功。這種緊張關係通常源於不同移民族群之間的競爭。

雖然張朝林的死並未讓大多數亞裔法國人吃驚，但這個案子確實揭示了法國極不穩定的種族問題，比法國多數人口與其較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之間的問題複雜得多，後者融入主流社會的難度已受到很多關注。

9月初， 6萬名華裔及亞裔民眾走上巴黎街頭遊行，譴責暴力與歧視行為，並向政府施壓，讓其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來保障所有法國公民的安全，不論公民屬於哪個民族。抗議民眾揮舞著法國國旗、穿著印有紅白藍三色的體恤衫，還唱著法國國歌《馬賽曲》。

許多亞裔法國人對長期得不到解決的種族歧視與暴力問題表示失望。 6年前，位於巴黎市10區的貝爾維爾一帶就曾發生過多起針對亞裔的種族暴力襲擊，當地的華裔民眾也曾發起過類似抗議活動。貝爾維爾是許多華裔法國人的聚居地。

「2010年，那裡發生過很多偷竊和毆打事件，」張朝林以前的房東費德裡克‧周(Frédéric Zhou)說。他也細數了自己遭受過的惡語攻擊和肢體威脅。「我們抗議過了，當局也說過會設法制止這些攻擊。但6年過去了，情況卻變得更糟，現在還死了人了。」

「死了一個人，可不是小事，」周先生又說。「人不是狗。」

雖然貝爾維爾的情況確實有所改善，但針對華裔與亞裔的暴力案件似乎在其他地區有所增加。奧貝維埃市的居民表示，張朝林的死，是當地暴力事件越演越烈的後果。

花園屯業主委員會副主席喬艾兒‧胡(Joelle Huy)也講述了一件7月13日晚間發生的攻擊事件。花園屯 (La Résidence du Parc)是緊挨著奧貝維埃市的新庭市(La Courneuve)的一個以華裔為主的住宅小區。

「有一群孩子，大概有十來個，開始朝我們的汽車射煙火，」胡女士回憶道。小區住戶把這些青少年趕走了，還打電話叫了警察。胡女士說，「警察來到後，我們對他們說，這種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警察卻說，這不算什麼事兒。」

警察離開後沒幾分鐘，這群青少年從黑暗中再次出現，這次還帶著手槍。「他們朝著各個方向亂開槍，」胡女士提及此事時顯然心有餘悸。「有4個人中彈受了傷。」

奧貝維埃市居民超過7.7萬，其中3千人是華裔。僅在2016年的頭7個月裡，警方就記錄了105件針對該市華裔居民的暴力搶劫案。這些有記錄的襲擊案可能只佔實際案子數量的一小部分，因為很多人覺得找警察也沒用。

「光是報案就需要3個小時，警察說他們無法跟華人溝通，或是說他們不受理報案。」胡女士說。他指責暴力問題的製造者，也譴責政府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幹嘛去報案呢？你上門想報案卻碰了一鼻子灰。」

新庭市發生的襲擊事件引起人們極大的擔憂，促使在法華人致函法國內政部，警告政府情況正在變得越來越糟。

「他們在信裡寫道：『什麼事情才能讓政府採取行動呢？』」巴黎華人社團雅集社(Chiniese of France-French of China Association)的社長雷丹宇(Tamara Lui)憶道。「『一定要死人不可嗎？』」

幾周後，張朝林死了。

事態變得如此兇險，政府的毫無反應令人如此憤怒難當，以至於華人社區裡有些人開始自己採取保安行動。

「他們組織了小隊，在人們出門時陪伴他們。」巴黎東北郊的米堤─莫西市市政顧問林春來(Sun Lay Tan)說；林春來也是Change.org網站上發的請願書作者，該請願書譴責針對亞裔族群的暴力行為，已有逾1.5萬人在上面簽了名。「這種做法會持續下去，因為他們打電話叫警察時，警察不來。」

莎賓娜‧戈德曼(Sabrina Goldman)是國際反種族歧視暨反猶太歧視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Racism and Anti-Semitism)的副主席，她表示，政府的不聞不問加劇了華人社區中的「宿命感」。不過她也指出，自從張朝林死後，針對亞裔族群的暴力事件已受到更多的關注。「針對華裔與亞裔族群的歧視長期以被忽視，現在社會上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戈德曼說。

今年9月，位於巴黎郊區柏比尼市的一家法庭對三名年輕男子進行了有罪宣判。他們涉及一起針對一個華人家庭的暴力搶劫案，法庭還首次提到該案犯案動機中的種族因素，作出了「從重量刑」的判決。

法國前總理暨2017年總統選舉候選人阿蘭‧朱佩(Alain Juppé)也在9月前往奧貝維埃，並呼籲民間法華團體對「不同社群和諧共處」的可能性保持希望。

法國內政部長伯納德•卡澤納夫(Bernard Cazeneuve)已承諾向奧貝維埃加派警力，奧貝維埃市長瑪麗安‧戴爾卡維(Meriem Derkaoui)則誓言要擴大監視攝像機的使用。

張朝林被殺害的數月前，奧貝維埃市警察局已開始僱用一名隔周到勤的兼職翻譯員，以協助處理報案事宜。警方希望此舉能夠改善他們與華裔居民的關係。

然而，包括法國警察工會大巴黎地區分會(CGT Police Ile de France)在內的部分人士表示，加派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需要與當地居民關係更密切的警力，他們能預見社區中的問題，」警察工會大巴黎地區分會秘書長阿克塞‧洪德(Axel Ronde)表示。「我們放棄這類工作已經好幾年了，所以情況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

其他人則表示，種族問題的解決有賴於在民間建立更深的了解。「我認為，我們需要創造讓不同族群相互交流和調解的機會，」米堤─莫西市市政顧問林春來說。 「我對政府不抱太大期望。」

更多新聞內容請參見《紐約時報》中文版，網址：

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1016/french-chinese-racism/zh-hant/

【歌曲中見詩意 巴布狄倫諾貝爾文學獎】

最近這幾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的對象都非常特別，2015年頒獎給一位白俄羅斯寫實文學的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2013年頒給了擅長於短篇小說的加拿大女作家孟洛（Alice Munro）。這些事情都顯示，小說不見得撰寫者必須來自於中南美洲，來自於一個孤寂的年代，這一次頒獎給巴布狄倫。

評審委員認為他的歌詞幾近於詩歌。

巴布狄倫是在美國1960年代崛起的歌手，你如果稱他叫抗議歌手，他是不同意的。我曾經看過有一個訪問，訪問者問他說，你是抗議歌手嗎？他說，我不是，那是你自己說的。接著記者問說，你最喜歡哪一個抗議歌曲？他說，你連你自己在問什麼問題，你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回答你？記者繼續問他，你覺得很多事情是可以抗議嗎？包括可以抗議麥克風？他是一個很特別，很討厭被貼標籤的人，所以他也不喜歡別人稱他抗議歌手。

他曾經在那個年代寫過很多反省的一些歌詞，很棒的詩一樣的歌詞。從年輕開始，他不斷地顛覆、改變他自己。當大家都想聽他彈吉他唱Blowin' In The Wind，他改編電吉他。他在Newport音樂節上彈著電吉，最終這位歌神被底下的觀眾轟下台，他並不在乎。當年賈伯斯在拍蘋果廣告的時候，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突破你自己，那時候他說，他的典範是巴布狄倫。

為大家介紹今年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布狄倫，也讓我們懷念美國美好價值的那個年代。

一個人要經歷多長的旅途
才能成為真正的男人
鴿子要飛躍幾重大海
才能在沙灘上安眠
要多少的炮火
才能換來永久的和平
答案啊 我的朋友 飄散在風中
答案飄散在風中

1963年的「新港音樂節」，Bob Dylan受「民謠天后」瓊拜雅邀請，合唱「Blowing in The Wind」。22歲的純淨大男孩開始以沙啞的嗓音，憂煩多愁的簡潔詩意，撼動整個時代樂壇。

巴布狄倫，原名羅伯艾倫齊默曼，1941年出生於明尼蘇達州，大學輟學在紐約格林威治村演唱，因為崇拜詩人狄倫湯瑪斯，改名巴布狄倫。64年他繼續參與「新港音樂節」，一把吉他、一副口琴，清新的歌聲，吐露出意象繁複森冷的世界。

然後帶我消失
穿過意識的層層煙圈
墜入霧氣籠罩的時光廢墟
穿越結凍的寒葉
遠離陰森悚慄的樹林
來到多風的沙灘
遙遙隔開瘋狂憂愁的曲折邊界
是的 在鑽石的天空下起舞
一隻手自在地揮灑
側影伴隨著海水
身子被一圈圈沙子圍繞
帶著一切記憶與命運
深潛到波浪之下
讓我忘卻今日 直到明天

嘿 鈴鼓先生 為我奏上一曲
我還不想睡 而且無處可歸
嘿 鈴鼓先生為我奏上一曲
在這叮噹響亮的早晨
讓我與你同去

記者問他，你是否曾經看著歌詞，想著自己怎會寫出這樣令人驚喜的音樂？
他回答，以前會，現在不會了。我不知道我怎麼寫出來的。
記者問，什麼叫做不知如何寫出來的？
他說，那些早期的歌詞，幾乎是魔幻般寫成的。
(歌詞)
黑暗出現在正午，銀匙也得出陰影
手製的刀刃，孩童的氣球
日蝕與月蝕並行
你了解的太早，嘗試並無意義

狄倫的「Blowing in The Wind」，幾乎被視為反戰抗議運動的聖歌，其實這並非他21歲創作時的初衷。自傳中多次強調，受夠了被神化為「反叛的老大」、「抗議的祭司」，說自己只是音樂人，但歌曲衍生的社會和文化意涵，早已遠超過他能掌控。

1965年初，狄倫推出單曲地下鄉愁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揚棄口琴木吉他的民謠編曲，改用搖滾樂團伴奏，成為首支打入排行榜前40名的歌曲。

1965年7月25號的新港音樂節，他第一次使用電吉他，在觀眾的掌聲和噓聲中，演唱三首歌曲就被趕下台。這次表演被認為是狄倫從民謠轉向搖滾樂的轉捩點。同年發行第一張搖滾專輯《重訪六十一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其中的《像一塊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登上美國排行榜第二名，英國排行榜第四名，「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將它列為狄倫最偉大的歌曲，當時不少民謠支持者卻始終視狄倫為叛徒。

許多音樂人都認為Bob Dylan僅僅這短短三年的創作，就足以在樂史上印刻下不朽的傳奇。他一生的事蹟，狄倫演唱會開場時的引言人，屢屢說明地如同墓誌銘般精鍊。

「各位先生女士，讓我們一起歡迎搖滾樂的桂冠詩人，六十年代次文化夢想的代言人，他逼民謠上了搖滾的床，在七十年代化過一臉濃妝，而後消失在藥物濫用的迷霧中，接著他信拜耶穌，八十年代末期，他被當成過氣角色，忽然在九十年代末，推出他最厲害的一些音樂作品。各位女士先生，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藝人，巴布狄倫。」

巴布狄倫贏得奧斯卡和金球獎最佳原創歌曲榮耀，11座葛萊美獎。2008年，獲頒普立茲特殊貢獻獎。

三年前自由作家在紐約時報撰文，如果說村上春樹值得一座諾貝爾文學獎，BoB Dylan以其優美的歌詞、恆常關懷的主題，以及長達半世紀的影響力，更值得敲開文學獎的大門。

剩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布狄倫，以表彰他在偉大的美國歌唱傳統中創造出新的詩意表現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