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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御定全唐诗》关于刘希夷因诗丧命(即宋之问夺诗杀人)这桩公案从何而来？据中唐刘肃《大唐新语》载：“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善掐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这是记载这桩公案现存最早的文献，亦即这桩公案的源头，也是《御定全唐诗》相关注释的依据之一。刘肃把宋之问与刘希夷之死连在一起记载，但并未明确认定宋夺诗和因诗杀人（也许有某种暗示）。末句言刘希夷此诗曾被孙翌编入《正声集》，并认为是“集中之最”，此诗才“稍为时人所称”，说明此前人们并不怎么欣赏刘希夷此诗。孙翌为盛唐人，表明在盛唐人们已认定此诗作者为刘希夷。 晚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云：“刘希夷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韦绚为宰相韦执谊之子，所著《刘宾客嘉话录》内容追记穆宗长庆元年(821)刘禹锡在白帝城的谈话，原书名为《刘公嘉话录》。刘禹锡曾官太子宾客，故今本题为《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与韦绚谈话应该确有其事，谈话内容也应是据实记载，韦绚没有必要撒谎。刘禹锡这段话增补了“恳乞”“之问怒”等求诗杀人细节，明确交代了“许而不与”（答应了又反悔不给）的杀人原因与“以土袋压杀之”的杀人方式，表明宋之问因诗杀人已被刘禹锡坐实。当然，刘禹锡谈话能否作为宋之问杀人证据，另当别论，笔者稍后论述。 北宋王谠宗此说，其《唐语林·卷五·补遗》言：“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文字、语气和文意都基本照搬韦绚《刘宾客嘉话录》，除新增了一句“知其未示人”，没有其他新的信息。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唐新语》云：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人所称。或云：‘之问害希夷，而以洛阳之篇为己作，至今载此篇在之问集中。’”完整引用刘肃《大唐新语》对刘希夷的介绍，只在文末加了一句含糊其辞的“或云”作为旁证，指出宋之问“以洛阳之篇（笔者按：即刘《白头翁咏》，因其首句为“洛阳城东桃李花”，故名）为己作”，将之放入宋氏自己文集中，似乎坐实了宋之问偷诗。但以一句莫须有的“或云：之问害希夷”，就想证明宋之问因诗杀人，显然证据不足。因为偷诗和杀人没有必然联系。 南宋尤袤《全唐诗话》亦记：“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即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人所称。或云：‘之问害希夷，以洛阳篇为己作，至今载此篇在之问集中。’”除了改动几个无实际意义的虚词，文字与计有功《唐诗纪事》形同翻版，毫无一点新意。 
刘希夷（资料图）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希夷，字庭芝，颍川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苦篇咏，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有集十卷及诗集四卷，今传。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前半部分具体详述刘希夷生平及《白头吟》成诗过程和死因，补充交代了凶手和行凶地点，所述刘遇害原因和情节基本雷同韦绚、王谠诸篇，应该也是沿袭前代说法。后半部分议论感叹，替刘鸣冤，并为其感到可惜。同样没有提出新的证据。 明朝张岱《夜航船·爱杀诗人》亦云：“唐宋之问爱刘希夷诗，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恳乞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所载与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一般无二，也是人云亦云。 明朝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宋之问》又云：“汝州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即两存之。宋之问，希夷舅也。爱‘落花’二句，恳乞许而不与，怒以土囊压杀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此诗为刘集中之最，由是大为人所称。”与上述诸篇大同小异，沿袭了诸篇对刘希夷命案的记载，略为不同的是说宋之问因“爱‘落花’二句”（即“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杀刘。 清赵翼《瓯北诗话》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刘希夷诗，无甚奇警，乃宋之问乞之不得，至以计杀之，何也？盖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指出宋夺诗杀人的原因是刘诗“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 一些现当代文学专著和辞书也采用上述说法，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周勋初《唐诗大辞典》、陈伯海《唐诗汇评》、沈起炜与刘德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书籍皆有所记载，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以上诸多文献几乎众口一词，均以宋之问夺诗为杀人因由，依据是宋诗集中存有刘的诗歌。然而这种观点历来也有不少质疑之声。 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率先提出质疑：“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真枉死也。”认为宋诗比刘诗写得好，不至于因诗杀人，公开替宋之问叫屈。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也持魏泰观点：“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之。’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而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王若虚以刘希夷名句为“陋语”虽不能为人苟同，但他认为宋之问因诗杀人“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也有一定道理。笔者稍后详论。 明代李攀龙《唐诗直解》云：“《代悲白头翁》本非其佳处，而俗人专取之。五、六尤卑。”直指《代悲白头翁》并非刘诗佳作，认为五、六两句尤其不好（即“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与魏泰和王若虚对刘诗的评价遥相呼应。 明祁骏佳《遯翁随笔》（上卷）亦云：“余谓此诗不过如沿街唱劝之语，实为鄙俚。以之问之才，岂欲窃此鄙俚之诗？且之问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诗不得，遂杀其人乎？”认为《代悲白头翁》为“鄙俚之诗”，宋之问固然品行不端，但以他的才华还不至于为了两句诗去杀人。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云：“刘庭芝藻思快笔，诚一时俊才，但多倾怀而语，不肯留余。如《采桑》一篇，真寻味无尽。《春女行》前半亦婉约可思，读至‘忆昔楚王宫’以下，不觉兴阑人倦矣。钟氏盛称之，独贬其《代悲白头翁》。此诗悲歌历落，昔人之赏自不谬，特亦微嫌太尽。《孤松篇》极多佳思，及观宋延清《题张老松树》诗，便觉宋劲净，刘沓拖，大有老稚之别。余尝谓刘诗如花落鸟啼，宋诗似云蒸霞蔚，不徒手笔迥异，各有所长。宋实出于刘上，何苦夺其句而杀之！况‘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亦甚无奇，弇州之辨良是。”直陈刘希夷诗“多倾怀而语，不肯留余”“微嫌太尽”诗意直白的缺点，并将宋之问同题材作品《题张老松树》与刘希夷《孤松篇》比较，“觉宋劲净，刘沓拖，大有老稚之别”，认为“宋实出于刘上”，宋没有必要“夺其句而杀之”。 现当代学者也多有认为这场公案不可信者。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地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谶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由文中“编故事的人”一语可看出闻一多认为夺诗杀人之说多半出自虚构，纯属子虚乌有。施蜇存《唐诗百话》引述辛文房《唐才子传》时，也指出“这是唐人小说中所记的一段文艺轶事，未必可信”。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也说：“《唐语林》亦载此事，殆小说家言也。”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引《本事诗·征咎》云：“果以来年之春下世。”并作出结论：“皆不云（或未确言）之问害刘。” 这些质疑具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稍加考察，不难发现后世持阴谋论者，都是受了刘肃《大唐新语》和《刘宾客嘉话录》的影响，把这两部唐人著作当作了坐实宋之问因诗杀人的依据，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但如果仅凭这两部文献的记载，就据此推断宋之问杀了刘希夷，却很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关于宋之问因诗杀人《大唐新语》仅存暗示，并未坐实，刘肃所言“为奸所杀”之奸是否就是宋之问，仅凭一句“或云宋之问害之”（连说话人姓名都没有，说明只是传言），很难断定，难以作为证据。《刘宾客嘉话录》中刘禹锡的谈话也只能视为对《大唐新语》所载内容的一种演绎，亦不足为证。刘禹锡与刘希夷之死相去已一百多年，刘禹锡凭什么断定刘希夷为宋所杀？他坐实宋之问因诗杀人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又从何得来？是受了刘肃《大唐新语》和当时社会传闻的影响，还是因鄙薄宋之问无良品行而生出的臆断？ 据晚唐孟棨《本事诗·徵咎第六》载：“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遘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本事诗》并未留下宋之问偷诗杀人的记载。孟棨只言写诗，不言偷诗，更未提杀人，比韦绚所记要谨慎得多。如果真有其事，那么与韦绚同为晚唐人的孟棨为什么不在《本事诗》里留下记录？从《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看，刘禹锡的谈话明显缺少权威史料作为依据。作为老师的刘禹锡在给弟子韦绚授课时，多半只是据传闻推测而已，不然这么大一桩文坛公案，如有新的证据材料，他肯定要给自己的学生大讲特讲，而韦绚也不可能不在《嘉话录》里留下更多的具体线索。 后晋刘昫等所著《旧唐书·文苑》亦载：“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笔者按：刘肃《大唐新语》诸篇均为“不为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只说刘希夷“为奸人所杀。”但“奸人”是谁并没有说明。而北宋欧阳修等编著的《新唐书·文艺》对刘希夷更是只字未提，可见宋之问杀刘希夷之说于史无据。 其实，因诗杀人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从宋刘现存诗歌的数量来看，两人的差距很大。《全唐诗》存刘希夷诗1卷23首，《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拾》补诗7首，共30首。《全唐诗》存宋之问3卷187首，仅数量就远远超过刘希夷诗，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虽然，这并不能证明宋不可能偷诗，但至少说明他偷诗的可能性很小。至于诗歌的质量见仁见智，往往无法比较。但史书所载，对宋之问却十分有利。《旧唐书·文苑》云：“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而刘希夷则“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旧唐书·文苑》又云：“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此事《新唐书·宋之问传》也有载，不赘述）。宋之问《龙门应制》虽是一首应制诗，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兴完成一首四十二句，二百八十六字的长诗，又能获武则天的锦袍之赏，说明宋的写诗水平非同一般。盛唐张说认为：“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旧唐书·文苑》）《新唐书·文艺上》评曰：“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将“沈宋”并称，并比之“苏李”，可见对宋之问评价之高。这些历史记载足以说明宋之问在文坛上的声名、地位和影响都远在刘希夷之上。何至于为博名夺诗而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外甥？ 平心而论，宋之问诗集中也确实有不少著作权存疑者。据《御定全唐诗》所载宋之问传世之作共三卷187首诗歌：其中卷51存疑5首，卷52存疑11首，卷53存疑1首,三卷合计著作权存疑者17首，存疑率高达9%。 其中，卷52第74首《饯中书侍郎来济（一作太宗诗）》，可以排除恶意剽窃的可能性，当官有瘾的宋之问，应该没有偷太宗诗的贼胆；卷52第19首《冬夜寓直麟阁（一作王维诗）》和卷52第73首《驾出长安（一作王昌龄诗）》也可排除，二王属于后辈作家，宋之问要剽窃他们，需要穿越到盛唐，也不可能。 当然宋之问诗集中与同一时期作者诗作相同而存疑的也不少，卷51有四首注明“一作沈佺期诗”，分别是《芳树》《折杨柳》《长安路》《有所思》，有一首注明“一作刘希夷诗，题云代悲白头翁”，即《有所思》(卷51第48首)，卷53有一首注明“一作李乂诗”，即《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卷53第7)，卷52有8首注明“一作沈佺期诗”。三卷诗集中仅疑作沈佺期诗的就有12首。按理，如果宋之问真是“文抄公”，他最应该除去的心腹大患是沈佺期。为什么他不去杀大名鼎鼎的沈佺期，而偏偏把一个声名微弱的刘希夷杀了？难道就因刘希夷“许而不与”吗？为什么后人不去替沈佺期申诉，不去指责宋之问抄沈佺期的诗，而唯独替刘希夷鸣不平之冤？难道只因沈佺期活着而刘希夷死了吗？如果仅凭一首相同之作就判定某人剽窃，甚或有杀人嫌疑，这是很不严谨的（还不用说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被指责剽窃的人被人剽窃——谁偷谁的有时实在很难说得清）。 其实在《御定全唐诗》里，作者和作品张冠李戴的情况比比皆是，不独刘宋或沈宋。原因很复杂，由于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记忆、传抄、编辑、刊印等诸多环节的疏漏，皆可造成作家作品错位的遗憾。 诚然，宋之问是品行恶劣的“奸人”。他“倾心媚附”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至为易之奉溺器”。被贬泷州后，为免罪获升迁出卖朋友张仲之，为保官“谄事太平公主”，“复往谐结”安乐公主，为天下人所不耻，被睿宗“赐死桂州”（《新唐书·文艺上》），罪有应得。但如果仅因各种文献载刘希夷“为奸人所杀”，便一口咬定杀人者就是宋之问，显然不合逻辑。唐初“奸人”不独宋之问一人，我们不能因为鄙薄他低下的人品，便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故意牵强附会，胡乱地将因诗杀人这样毫无根据的罪名扣他头上。不然，学术的严肃性将不复存在。也许宋之问有偷诗的动机，也许千载之后他仍然逃不脱偷诗的嫌疑，但如果仅以偷诗的动机和嫌疑来定他的杀人之罪，显然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
在这场不明不白的公案中刘希夷死于非命是确凿无疑的。千百年来人们对宋之问的杀人指证一直缺乏充分的证据，也毋容置疑。如果没有坚实的铁证，仅凭《旧唐书》一句语焉不详的“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和《大唐新语》含糊其辞的“或云宋之问害之”以及《刘宾客嘉话录》中刘禹锡一段毫无根据的谈话与后世人云亦云的文字记载，是很难定宋之问杀人之罪的。在没有强力的新材料支撑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这桩悬疑千年的公案，《御定全唐诗》的编者已经做出了表率。作为后人涉及到类似悬疑不绝的公案时，我们应秉持的基本态度是：一、直面，不回避，承认公案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二、存疑，不轻率下结论，不盲目介入论争——这才是科学审慎的态度。 一场持续千年的文坛公案是否可以因证据不足暂且休庭，或者干脆将疑犯当庭释放，就此结案，让围绕这桩公案喋喋不休的千年争论告一段落，笔者拭目以待。 原标题：“夺诗杀人”，一桩悬疑千年的文坛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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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8 0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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