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融合习李借势 决战“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

忙里偷闲

北京时间3月17日，中国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回答提问，向外界表明了政府未来五年施政的总体规划和重点。李克强在总理首秀上明确表态：改革要触动固有利益格局，改革进入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趟，别无选择。其实不止是李克强，中共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后都表达了相当坚决的改革勇气。如现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更是直接讲到，“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分析人士指出，当下中国左右两派虽然立场和观点差异很大，但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合流趋向。而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和掌舵者过程中，也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并且可能有意识地加以团结和融合，借此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对中国现有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的高压态势。此番多位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宣战意味浓厚，也逐渐形成了与这些利益集团的对决之势。也只有破除这些非正义利益集团，才能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实现人民福祉、国家富强的“中国梦”。

习李向非正义利益集团“宣战”

在中共政治局中排名第二的李克强经中国全国人大3月15日选举，正式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3月17日，李克强在例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向外界展示了自己未来五年的执政思路和总体规划。在谈及改革议题时，李克强表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些讲话一方面表明了这位新任总理对深化改革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力行破除改革阻碍的决心。这一表态也对未来五年政府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性意义。

实际上，除了新总理李克强，中共十八大以来陆续就位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均表述了相似的政治宣言和态度。现任中国党、政、军真正一把手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已经明确表态，“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京辅佐李克强的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表示，“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要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新的系统性利益格局’”。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李克强等提到的“利益固化的藩篱”、触动的“利益”、“新的系统性利益格局”指的便是阻碍中国国家和人民进一步发展，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性因素，及其现实捍卫者——非正义的利益集团。虽然前总理温家宝等人也曾直指利益集团为害中国，但是在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江泽民、胡锦涛等均未给予相应配合，致使这一呼吁没有产生应有的政治影响。

而通过此番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的表态则能够得出，中共新一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已经明确将这一阻碍人民幸福、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置于对立面。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共领导层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正式布告天下，向中国的非正义利益集团宣战。

疯长的“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

这里所讲的“利益集团”要加上“非正义”的定语，是因为利益集团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只要利益一致都可以被认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集团。对利益集团的理解在西方和中国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西方所称的利益集团带有比较正面的色彩，指的是为争取团体及其成员利益，向社会或政府提出诉求、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社会团体，具体多是指一些商会、工会、环保组织、争取妇女权益及主张保障弱势社群的组织。但是这一名词在中国官民话语体系中却多带贬义，民众在提及利益集团时多是指由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官僚机构和权贵阶层以违法或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方式相互合作谋取不正当利益，结成的利益集团。

据观察人士分析总结，中国当前主要存在有四大非正义的利益集团：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身份血缘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引发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容易结成全方位，又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不论其利益取得的来源、方式和影响都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因而都是非正义的利益集团。部分人士所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描述则不太准确。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中也有较多已获利者是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不仅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利益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许多靠勤劳、智慧和才能合法赢利的中小企业主，或者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部分官员。他们应当算是或是从属于一定程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显然更应当受到社会承认和鼓励。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客观条件。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发展政策为这些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环境。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与之相应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长期滞后甚至是倒退。从而导致利益集团得以不受控制地疯长。而西方普遍的商会、工会、环保组织等利益集团则没有得到正常发展，或是根本没有出现。

左右融合对决非正义利益集团

多维新闻此前曾刊文《左右两派对垒，习融合左右需走“中国路”》中提到，在中国全国两会前期，中国左右两派竞相发表立场鲜明的讲话为己方造势，形成隔空对垒的局面。在中国，左与右的具体定义几经转变。现今普遍认同的是左派代表的是一种倾向于传统社会主义、强调平等的政治观点，而右派则更倾向于自由、法治、人权等西方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事实上，这种左与右对垒的政治局面已经是中国政治的常见现象。中共在历史上尤其是执政前30年，极为重视左与右的区别，并且强调对左的坚持。但是在“六四”后二十余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狂飙突进，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状态，而意识形态之争也逐渐淡化。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完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左与右的纷争逐渐被边缘化。

在这二十年来中，原先持倾向于偏左路线的中共领导人如陈云、胡乔木等人相继离世，而且部分中共高层党员家属依仗政治权力参与市场活动，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原来阻碍改革是担忧改革会使中共丧失执政地位，而现在阻碍改革则是担忧改革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中国原先左与右的矛盾被现在的这种已获利者与未获利者之间的矛盾所取代。所以，现在再谈左与右都已经不太符合中国的现时情况。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导致了广泛的、深层次的问题。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的出现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或者是一种表象。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也承认，当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官员腐败、浪费问题等都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持偏左或者偏右，甚至是两者极端化的民粹主义都有日渐兴起的趋势。薄熙来在重庆倡出平等、共富等口号，大搞“文革式”、民粹式的唱红打黑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响应，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这种客观条件催生的。观察人士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一方面使中国的政治氛围有重回“六四”以前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深层次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不过，上文已经提到，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没有了相应的政治基础和社会背景。当前出现的话语体系中左与右的分歧实际上沦为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且，中国左右两派也逐渐出现了合流趋向。其表现是双方均很少提出过于极端的站在己方立场的政治观点，也都放弃通过革命等过激的途径实现自身的社会理想，而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实现人民福祉和国家富强。即使许多左派人士更多的是出现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立场和目的考虑，也只能通过这一方式维护中共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曾表示看不懂现任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习近平的究竟是左还是右，因为他的政治表态中兼有左与右两方的立场和观点。他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申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表态尊宪和遵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显然，这种政治态度一方面避免了左右两派的对立和纷争，又能够达到团结融合双方力量的目的。

人民福祉、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是左右两派诉求的重合点，而且这一重合点在不断扩大。虽然习近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主要还是顺应了这一融合的趋势。而与人民福祉、国家富强的“中国梦”站在对立面的，就是当前中国正得益的四大非正义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阻碍了改革的继续进行和深化，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不得不越过去的一道坎。习近平和中国左右两派力量，与社会大众应当一道“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通过渐进、有力和有效的途径，破除非正义的四大利益集团，实现中国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麦垛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