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谭：指南针名列四大发明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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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华蓥在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瓷器》中谈到瓷器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大发明。事实上，鉴于四大发明的提法已广泛流行，深入人心，把瓷器列入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中，而把指南针踢出四大发明之外也为尚不可。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这一说法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抗战的关键时期提出，当时极大地提升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日斗志，后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看来的确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然而这位洋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实在有限，古汉语的功底毕竟有限，其提出的四大发明，肯定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有巨大贡献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把指南针列入四大发明基本上是不咋靠谱的。

不可置疑，列入四大发明的这四种科技发明应当是由中国最早发明的，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照这个标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还算靠谱。比较指南针，陶瓷、丝绸、历法、中医，那一样都对中国及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巨大，不是指南针可以相比较的。

陶瓷，自不必说，中国的英文名（China）就以陶瓷得名，足见其影响之大。中国古代发明了瓷器在世界上毫无争议。西方曾把中国的瓷器尊为王公贵族享用的器具，珍贵无比，多年来千方百计想要模仿和偷取中国瓷器的技术方法，直到在十八世纪初终于成功地通过卧底“偷”到了这门技术。在这个世界上谁的家里没有一两件陶瓷物件？它既是实用器皿，也是赏玩摆设，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艺术上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上千年。即使到现代陶瓷作为一种新的材料在半导体电子工业和航天航空工业等高科技行业也有巨大应用。作为实用品应用广泛，作为艺术装饰品其美仑美奂，作为古董其价值连城，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丝绸，以及其相关的养蚕和纺织技术，绝对是由中国人民最早发明和应用，独傲全球。丝绸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著名的丝绸之路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对全世界的影响不是指南针可以比肩的。农历，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天文学成就，至今依然是中国重要的历法，对于农业和气候的指示作用仍然不可取代。中医，历史上由亿万中国人民参与创作、归纳、实验、总结而成，迄今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如果说农历和中医历史上对世界的影响有限，那现在中医正在慢慢地走向全世界。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记载的“司南”就是指南针最早形式（战国时韩非子《有度篇》即已出现司南一词）。东汉王充《论衡》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个记载虽不是最早，但是最早表述清楚的一个。司南具体形式却有很大争议，根据《论衡》以及唐韦肇《瓢赋》中的记载，以及出土的汉地盘和河南南阳东汉墓出土的石刻司南勺图为佐证，人们判定司南为勺型天然磁石配合地盘。将司南理解为磁勺从古文献考证及实验方面在学术界一直存有异议。有人试图以天然磁石制做勺形司南，但因天然磁石磁距小、底部摩擦大而未成功。 近些年有人提出司南是北斗的别称，而非一种磁性指南工具。由于目前还不能从天然磁石复制出一个真正能够指南的司南实物，那么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个神话。

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用天然磁石磨钢针的方法造磁针，以及人造磁针指南的记载，出现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在这之前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已有关于水浮指南鱼的记载，说明指南针也许在11世纪初已经用于陆路交通了。指南针最早见于航海用途的记载是《萍洲可谈》，成书于12世纪初，而欧洲谈及指南针航海用途的是在《论器具（De Naturis Rerum）》，成书于12世纪末。一般人认为具有现代基本形式的指南针，即旱罗盘，在中国在12世纪已经发明，后经过了阿拉伯人有效改进后才传入欧洲。但是欧洲现存关于指南针的记载早于阿拉伯，阿拉伯语中指南针（Al-konbas）一词也似源于古意大利语。

尽管指南针是中国人最早发明和应用是不争的事实，但否是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里或是由欧洲人自己发明指南针存有争议，没有文献和考古支持任何一方。比较其它的重大的发明，如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或陶瓷、丝绸、历法、中医，针指南基本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按照元初《事林广记》记载的指南针制作方法：以木刻鱼子，如拇指大，陷好磁石一块子，却以蜡填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此。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发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在懂得磁石的磁性原理下，由欧洲人自己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欧洲大多的国家滨临海洋，航海是他们交往重要手段。不过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里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中国人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比欧洲人要早近百年。

然而既使中国古代指南针曾应用于陆路交通和航海导航，但这也是非常局部的，谈不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陆路交通上普遍使用指南针基本没有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支持，唯一提及指南针用于天黑行军指路的是《武经总要》，然而蒙古铁蹄征服欧亚，行程万里，没有听说使用指南针；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遍历了中国十六个省，其游记里没有谈及使用指南针。在另一方面，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航海在各朝代基本不受重视，海上贸易也常常受到官方的禁止。明朝郑和下西洋航海是红火了一把，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几十年功夫，对中国内地和海洋发展几乎没有影响。指南针及罗盘在民间更多的用途是风水师测坟地找宅基，官方的用途也许按方位校时辰，而非指引方向的工具。

就算指南针由阿拉伯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为欧洲人开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进而发现美洲，打开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其贡献非凡，影响极大。然而指南针不过是当时数以千计的推动航海业发展的技术发明之一，把所有功劳都归于指南针传入实在有点夸大其实。我曾读过一本加拿大人写的关于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探险的书，从地图制作，船舶设计和导航仪器等方面对当时的航海技术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提到的重要原始导航仪器有Astrolabe，Kamal和Cross-stuff等，就没有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指南针或罗盘（Compass）。也许是作者的偏见或无知，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指南针不上作者的法眼。遗憾的是书名和作者都不记得了。事实上欧洲人开辟到东方新航路的缘由是穆斯林对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堵塞，其动机欧洲人对东方商品的兴趣，特别是对来自东方的香料的需求，企图绕过穆斯林的堵塞，获得与东方直接贸易的通道。如果谈对航海的贡献，指南针也不及丝绸和瓷器。

另外，指南针的发明也不是革命性的，它的影响主要是在航海和风水方面，不像其它重大发明影响社会的各方面。别说它没法和纸张、火药、印刷相提并论，距陶瓷、丝绸、历法、中医相差甚远，连我没有提及的中国古老发明青铜器铸造和算盘也远超过它。

1947年，李约瑟回国，开始关起门来开始写书。1954年他和鲁桂珍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于是，以后中国史学家的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必须在那个从没有过历史训练基础的李先生的作品框架下进行了，对“四大发明”稍有疑义，立刻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华文摘》和《解放日报》2011年就发表过文章专门讨论过此事。

据说在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馆，现在陈列的四大发明不再是我们那位洋先生列出的那四个了，而是变成了丝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火药列入，尽管火药在中国古代主要应用是烟火、鞭炮，用于黑白丧庆，有点羞于启齿，但无论如何中国人的火药发明权难以抹杀，火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以动摇。用青铜取代火药是不可取的。尽管青铜涉及一系列冶金工艺，非常复杂，中国最早发明，但这种技术并不像火药那样跟着蒙古大军走向了世界，没有证据证明世界其它各地的冶金工艺是由中国青铜铸造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把造纸印刷列为一项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对纸的定义完全可以颠覆中国对造纸的发明权。我们都知道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了一种造纸的方法，其法简单经济。在中国出土最早的纸是一种在西汉时期的“灞桥纸”，说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要看如何定义传统的“纸”。如果将这些近似麻类纤维的、最大只有巴掌大小而且没有书写证据的东西称为纸的话，那古埃及的莎草纸是不是纸？莎草纸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藏了很多莎草纸的作品，上面有颜色鲜艳的图画和文字。灞桥发现的是麻类纤维的纸，而莎草纸用植物纤维做成的，能说它不是纸吗？如果都是纸，那中国的造纸发明优先权就丧失了——莎草纸比蔡伦造纸早了3000年。将造纸和印刷合并，既把“灞桥纸”这类争议放到了一边，再加上笼统的“印刷”，它既可以是活字印刷，也可以是雕版印刷，这样也能够确保中国的发明优先权。

总之，无论对四大发明如何争议和思考，无论是新四大发明或老四大发明，指南针是万万不应入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