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特别在冷战结束以来,在欧美出现了不少要求缩短工时的运动。Take Back Your Time(TBYT,夺回你的时间,www.timeday.org)就是一个在美国、加拿大较为有影响的运动。他们把每年10月24日定为TBYT日,在全美组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有一次在硅谷,由我任书记的Human Agenda(人类议程)负责组织当地的活动,我们邀请TBYT日的发起组织The Simplicity Forum(俭朴生活论坛)的负责人Cecile Andrews女士(斯坦福大学的讲师,著有Circle of Simplicity《简朴循环》一书)来交流,也推动地方政府官员通过一些无约束力的提案,希望在硅谷的公司能够减轻员工的劳动时间。当然,我知道,这有点“缘木求鱼”:我自己刚被Adobe Systems裁员,而我最后的工作就是写下工作程序,让留下的两个同事干我们原来三个人的工作。在日本、欧洲的企业试行的不裁员的work sharing(工作分享)克服萧条方式,根本不可能被美国的大公司(以及华尔街)接受。2004年夏天我去芝加哥参加TBYT全国大会,与TBYT组织者John de Graaf交谈,感到他为人诚恳,很想能对他有所帮助。我在会上也和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ASR,www.syndicalist.org)编辑Jon Bekken讨论过问题,带回他的《四小时工作制》小册子学习。Bekken是那种被爱玛·古尔德曼称为“美国无产阶级”的穷教授,在每一期的ASR上都呼吁我们捐款,一直警告说下一期没有钱出版了(我注意到捐款人名单中常有乔姆斯基的名字)。所有的杂志都没有钱,更不用说安那祺主义中的工联主义流派在美国的理论刊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带有强烈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色彩的ASR内容本身不免显得单调、片面、过时。我把上述失业研究的文章寄给他考虑,希望他把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联系起来,却从未得到他的回复。
注1:原文为Jing Zhao,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paper submitted to West Coast Japan Economic Seminar at UC-Santa Cruz on August 1, 2004. 我在收入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SBN: 978-0-557-05663-7. Morriville, NC: Lulu Enterprises, Second Edition, January 2010)一书时加入2010年1月12日的补充和摘要译文。此书可在http://www.lulu.com/content/6464970 网上购买,也可以从http://cpri.tripod.com/cpr2010/ipe.pdf 免费下载。
注2:初次发表于2008年1月13日《比较政策评论》,也收入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社会责任》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注3:初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4期,也收入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社会责任》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