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转型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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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了必需的位置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设的势。

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设。

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运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能够面对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变革得以破局？有一个事情必须弄清楚，“真正解决问题”和“如何破局”是两回事。靠制度化本身是破不了局的。这时，运动式的变革过程往往是需要的，这种运动式的变革过程，既是削弱变革阻力的过程，也是变革力量动员的过程。因此，不要天真地、简单化地将民众参与等同于“运动式”。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些天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制度建设从哪里来”？没有民众对反腐败的参与，没有民众参与所形成的压力，制度建设有可能吗？谁不知道财产公示制度解决问题，但会自动出台吗？多少年了？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所有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胎死腹中，不形成反腐败的巨大力量，哪来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当然更关键的是，在破局之后，要尽快转入制度建设的轨道。

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

促进变革，避免革命，这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一种共识。一般地说，这也是不错。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受到抹黑。关键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变革之路。

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

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改革，同时，无视苏东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事实，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激进与渐进，各有其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第二，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转型悖论之五，上层的力量与下层的力量。

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力量的改革模式是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中的危机，自觉地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多，只能可遇不可求。因而，大部分变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危机和问题的民众，在开始表达变革的诉求，明智并有能力的执政者结果这个要求，将其变成变革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说，变革中上下的呼应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在70年代末也是这样启动的。但在西单民主墙后期，当时最有实力的实际领导人，在上下层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越界寻找支持被视为对“我们”的叛变，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转型悖论之六：变革与秩序。

怕乱，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中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要成功地进行社会转型，确实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变革造成天下大乱的，确实有。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也有。比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转型，最近发生的缅甸民主转型，还有此前的越南的民主转型等。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从最简单的角度说，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这几个地方都是及早地启动了变革，没有把变革拖到一个更困难的时候。因为及早启动变革，执政者还保持着较强的权威或执政能力，问题的解决还较为容易，民众的情绪也比较克制等。

上面陆续发了六条“转型悖论”的微博，主要是想说明，改革和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绝对化教条化。要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