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他们根据模型,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75个most dynamic cities of 2025)。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不包括台北。根据推测,到那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个。美国拥有次多,仅此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如果把台北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据这项估计,到2025台北会在第50名。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会排名第10。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可以发现未来的不到15年里会出现那么大的剧烈变化。
美国自己也会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大陆?不了解它的体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阵,《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个封面,设计得非常挑衅、刺激。它把毛泽东像倒挂,然后把部分标题也倒挂,念下来就是“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过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的中国都抛开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新闻周刊》能有这种反省,它也未必能够以一种非常可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大陆。我们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的、形成我们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由于我们常常会执着于名目性的GDP的计算方式,所以中国大陆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均等,即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最权威的刚刚过世不久的荷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计,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PPP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所以按照这个估计,三年之后,它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是印度的2.5倍以上。当然,有人会质疑和挑战这些估计,但有更多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这些估计还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现金融海啸之前。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成长的估计可能还过于乐观。
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先插个旗、占个位置的。不止CEO,连美国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学校的校董都会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大中华战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须要回答出来。你没有回答出来,就代表你的大学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个潜在性的规划。世界500强(Fortune 500)的CEO也是一样。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就可以对所有外资要怎么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在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答应的条件。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就把它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国家说“你得来我这儿设研发中心”,通用汽车根本不会理它,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谈判筹码。也因为有这个规模,中国就有完整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也因为这样,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用那么快速的工业化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大陆学者可以问你这个问题:菲律宾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另外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大陆三十年的具体成果。他们观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出来的统筹兼顾的能力,让很多国家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所以前一阵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写过《地球是平的》这本畅销书,叫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为他觉得他也看到了美国的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他很担心美国的体制会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气态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预算。但他发现,美国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了,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纪需要颁布的立法全部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回去做美国。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但他用戏剧化的论述来说明这两个体制的不同。我先举个例子。这是四川汶川地震地区的住房重建(下图),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时间。在重建中,基本上完成了540多万户的新建或整建(以新建为主),解决了该地区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大家知道540多万户是多大一个数字吗?全台湾所有的住宅的户数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万户。在三年里,盖了70%的台湾所有的住宅面积。这种规模的重建数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都还没完全清理完毕。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重心会快速向西方世界转移。什么叫“西方”?传统西方,就是西欧,加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当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里面,这是另外一种定义,传统西方不包括日本。不过日本在心态上常常自以为是那个集团里面的一个成员。全世界财富与权力快速重新分配,也不过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复他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份额,如此而已。我刚才也讲过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体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还没有把它纳入殖民地势力之下时,它根本就是全球经济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过去,最多两百多年,世界经济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生说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不会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儿。事实上它已经起了剧烈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前《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书,叫《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讨这个大历史变化和大趋势。他描绘说,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这是他的原话。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学者,也写了一本书,叫《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为历史学家把美国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这个概念,说亚洲自己就是一个“亚洲半球”,它会变成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新的要角。这本书也讲到,其实中国、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经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没有阿拉伯人把天文、医学、数学,还有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传回欧洲的话,欧洲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