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大学----1977年高考杂忆(转贴)

Lisa

我要上大学----1977年高考杂忆

by RespectYou

说来话长，高玉宝从小就“我要读书”，我是从小就“我要上大学”。受那时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我觉得上小学中学然后上大学是天经地义的，就是我人生必经之路。我小时候读书很杂且很情绪化，要当一个“XX家”的理想也随书而变。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读了居里夫人的故事后，读小学的我就在学校的一个关于人生理想的座谈会上脱口而出：长大了要做居里夫人那样的物理学家，为中国造出更多更好的原子弹。读了关于地质和天文方面的小说和科普，我就又想将来当地质学家或天文学家。因为我还读过不少关于动植物方面的书籍，这方面的知识相比同龄人也算丰富，有老师认为我将来应该当个生物学家才对。其实，我的语文也不错，但中文系毕业的父母却一直希望我将来能学理工科，因为文学与政治联系太紧密，太容易犯错误。···无论那时的梦想如何多变，“我要上大学”的愿望却始终如影随形，不离不弃。那时候，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即使在文革中大学停招的年代，仍然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1971年一月参加工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但取消了文化考试，通过推荐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而且招生名额都是上面分配下来的。1973年，我所在的工厂和上级公司都没有得到任何大学的招生名额。1974年二三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给北京某名牌大学招生办写信，恳求他们能给我所在的公司工厂一些名额。没想到，那名牌大学很快回了信，不是给我而是给厂长办公室。那段时期，我不仅成为厂里工人们闲谈时的笑料，连公司和省局都知道了。一位到厂里视察的局领导听说我就是某人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老想着往上层建筑爬，要老老实实干好经济基础工作。我却满不在乎，继续我的大学梦。我那时真的很傻，以为只要自己努力要求进步，好好工作表现，只要工厂有名额，我就一定有机会被推荐批准上大学的。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整个工业界掀起了“大干快上”的生产热潮。我们金工车间搞起了生产评比，我和另一个工人，是我们车间里出活最多且次品最少的。车间领导给我俩的评价是：那人是苦干，我是巧干，是我多年钻研技术的结果。工厂还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常常为厂里的各个紧急项目无偿地加班加点。每次突击活动完毕，别人回家，我和另一工人还得赶写报道和出黑板报。有时为了加强突击工作现场的宣传鼓动，队长要求我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好人好事并打腹稿，休息时就必须写出来给他过目后让广播室去广播。所以，我写了不少工地现场的打油诗来渲染气氛。

               那些年工厂的政治学习特别多，常常要大家写各种各样的批判稿。有些工人就请我代写，我来者不拒。后来公司和厂里又学习小靳庄，搞起了诗歌比赛，人人都要交一首诗，还要举办诗歌朗诵会。我小组的那些工人根本不知如何写诗，我就替他们每人写了一首顺口溜。他们抄一遍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交上去了，其中有两首被公司选中，发表在公司的季报上。我自己写了一首七律，不仅立意措词好，而且平仄准确对仗工整，交上去后发表在厂黑板报上，受到了厂里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好评，我也挺满意的。厂里的诗歌朗诵会上，我被厂政工组长要求朗诵了另一个人写的现代诗，其实我的普通话并不好。会后有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念自己的诗？我无言以对，但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政工组长变相整我，尽管我曾多次为他加班赶写文章和工作报告。

               说实话，是我自己不太会做人，也有很多过错。我生性自由散漫，从小被家里要求背唐诗，其中以李白的居多，很佩服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洒脱。后来又喜欢上陶渊明，特别欣赏他不以做官为荣，不以要饭为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格。不过，他们的诗才我没学到，却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狂傲不羁和率性而为的习性。日常生活中，我行我素，不知轻重，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得罪了人都不自知（人不轻狂枉少年呵！）。我曾当人面几次顶撞过政工组长，也曾好心办坏事冒犯过某些人。那时厂里有些工人也看不惯我，把我当作异类来议论笑话。在吸收我入团的厂团会议上，开始唱票的结果与实到人数仅差三票。就在负责人要宣布通过时，却被外车间某有心人揭发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导致了一些人的不满。混乱尖锐的质问令我恨不得立刻钻地洞，负责人只能要求大家重新投票。尽管还是通过了，但一下子少了很多票。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别人怎么动员，我从不肯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我有入团后遗症。

1976年秋，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厂也终于开天辟地有了两个某大学的招生名额，我的车间分到了一个。我报了名，当时车间里共有四人报名，其中一个是厂书记的儿子。由于入团的教训，我除了在工作中吃苦耐劳外，还在要好同事的指点下，一直夹着尾巴低调做人，吃多大的亏也不计较，人缘关系大有改善。几个要好同事也都帮忙做工作。这次车间投票的结果，我是46票，厂书记儿子12票，其他两人各有几票。所以，车间就把我和书记儿子同时上报到厂里，最后是书记的儿子被批准了。有人去为我打抱不平，却被政工组长告知：这是工科院校的名额，她不合适。她的文学好，如果是文科名额，厂里一定会批准她去。我听了，虽不服气，却又无奈（后来想想，要不是那书记的儿子，厂里那年仍然可能是零名额）。我从小就想上大学，但从来没真正想过该学什么专业。政工组长的一番话，激发了我非理工不学的意愿。

1977年初，厂里又分配到了两个中专名额，经过一番竞争，我车间有一工人被推荐并被批准。他那时在区职工夜校上制图课，学费是厂里报销，每星期两次课，已经读了将近半学期。因不久要去上中专了，他准备退学。我在工厂那些年的业余时间，都是看文学书和做家务，或与要好的同学游山玩水去了，从不知道有职工夜校可上，还可报销学费。于是，我要求他和我一起去区夜校问问，看我能否顶替他接着上课。区夜校同意了。我一边上课一边自学，不懂就向老师同学和厂里技术员请教。我做过钳工磨工和滚齿工，看过很多图纸，所以很快赶上了进度，期末考试得了100分。当考试成绩寄到厂里，因为那工人的期中考试成绩不如我，我的成绩一下子就在厂里传开了。我也颇有些踌躇满志，上不了大学，那我就自学工程方面的大学课程吧。有热心工人把他姐姐在南京工学院机械系读书时的一些教材给了我，还有些技术员和工程师向我建议，要想学好工科，数学和物理的基础很重要。因此，在职工夜校报秋季新学期课程时，我无知者无畏地报了高等数学课。

我们的任课老师是肖柏春，他后来是78年全国统考的江苏省理科状元。他当时在一家工厂工作，高等数学都是自学的。九月一日第一次上课，他让我们做一份摸底试卷。我一看，傻眼了，很多题目我都没见过。我那时的数学知识还不如当时的初中生，连不等式除以负数时不等号要变号都不知道，也弄不清Sin和Cos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Sin的平方加上Cos的平方等于1，更不懂什么排列组合。勉强做完了一些题目，结束时，我在试卷的空白处写道：本人数学水平太差，要求降级到低级数学班去，请批准。第二次去上课，肖老师报了大约三分之一同学的名字，让他们转到其他班去，我却不在其中。课后我向老师提出要转班，他说我在班上还算是比较好的。看来，还有不少人比我更无知无畏啊！老师的肯定给了我信心。我买了一本数学手册，上班时没事就拿出来背背公式。遇到不懂的地方或不会做的题目，上课结束时再问老师。

九月下旬，父亲听说了大学就要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希望我尽快着手准备。车间里消息灵通的同事也告知我此事，并鼓励我报考。尽管传说纷纷，但没人知道究竟会如何招考，我也不知道如何准备。父亲从他的学生那里借到了一本文革前的高考数学复习题解，但对我来说太深奥了。他只得领我去见了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数学老师。那位数学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就给了我两本工农兵学员用的大学教材。那是从初中数学绝对值概念开始介绍的初等数学速成，很适合我自学。父亲后来又帮我弄到了几何三角的书，母亲也从所在的中学为我借来了中学物理和化学课本。面对如此众多的书籍和陌生知识，我既兴奋又紧张，生怕自己学不好，应付不了高考。

高数班上的学生也都知道了要公开高考的消息，许多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每次8点多一下课，那些有志参加高考的人就围上来，问老师很多问题，并拿出一些难题要求解答。我那时还在自学中学数学的基本知识，功力不够没法提问，只能旁观。为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那些难题，肖老师除了耐心讲解外，还把很多步骤都写在黑板上。等到大伙散去，常常已是10点多钟了。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就帮忙擦黑板，整理教室后再和老师一起走出校门。不久，我读完了那本速成教材上册，因其中的题目较简单，就开始试着做些那本高考数学复习题解里的某些习题了。我那时只想尽快学完初等数学速成教材，所以根本顾不上物理化学。

十月二十一日，各大报刊和电台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大学正式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各省自出考卷。江苏省规定要考两次，初考由地市负责，通过者再参加省级统考。据说，各地新华书店里有关教材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没多久，母亲工作的中学开办了补习班，她跟那些老师打了招呼，让我也去旁听。那些都是应届毕业生，补习班上下午都上课，我却是要全天上班的。我就去跟小组长和车间主任要求，备考期间我想只做二班（下午3点到晚上12点），这样我至少可以参加补习班的上午课程学习。他们都很支持，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不过，夜校的高数课就不能去了。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每天一大早我去中学的补习班听课，上课一结束，就尽快回家帮忙做饭吃午饭。然后看看书做点习题，就该去上班了。在机床轰鸣的车间里，我常偷空看书，做习题背公式。领导和同事就是看见了，也没人说我，还尽量给我少派活，为我提供方便。深夜回家，父母总在炉子上放一蒸锅，里面或是从餐馆买来的小笼包子或鸡汤馄饨，或是母亲熬的黄豆红枣汤，···。因我曾经生过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肌炎，还曾因迁延性乙型肝炎卧床近一年，所以自从我开始复习备考，父母就一直忧心忡忡，担心我太劳累会导致旧病复发。有几天母亲见我气色不好，甚至劝我放弃。无奈我态度坚决，父母只能为我做好后勤，并想方设法给我补充营养。吃完夜宵，如果精神尚好，我就再看一会儿书。第二天七点多又去学校听课。

我上中学时正是读书无用论风行的时候，停课多年。后来复课闹革命，数学都是联系实际，所以我们只学过一些简单的代数和平面几何方面的内容。物理和化学的教材都叫“工业基础知识”，不同分册而已，更没有系统性。支离破碎的数理化底子，再加上只能上半天课，我在补习班听课是相当地吃力，很多内容还是要靠自学。为了尽快跟上补习班的进度，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因为数学是单独一门考试，理化合起来算一门，所以我就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学习数学，其次是理化。好在我家宿舍院子里，数理化老师都有，有问题时找他们请教也很方便，进度基本上是按计划进行。我在语文上几乎没花什么时间，除了查看汉语拼音表和字典外（南京人的拼音很多都分不清的），其他材料一点都没看。我最头疼的就是政治，因为这也是单独一门考试。我真不想花精力在这上面，但也不得不花时间去背些政治和政策的术语以及时事新闻。当年复习备考的辛苦，过来人都经历过，成为我们珍贵的回忆。

十一月中旬，南京市高考开始报名。我们厂有二十多人报了名，十一月下旬我们参加了初试。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很难回忆出当时初考的过程了，只记得我的准考证右上方敲有章记：白满理。后来通知下来，我厂只有两人进入了复试，我是其中之一。轻松了两天后，我又继续去中学补习班上课，为复试奋斗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江苏省统考开始了。那两天都是阴天，冷飕飕的。我们的考场是在靠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记得上午考数学有六道试题，还有两个附加题。我拿到考卷没有浏览一下，就按题目顺序往下做。因为第五题花的时间太多，第六题刚刚开始做了一点，时间就到了，只得交卷。下午在校门口等入场时，上午的监考老师问我数学考得怎样，有没有做出第五题。我说做了第五题，但没来得及做完第六题。他问了我的证明过程后，说我做对了，但很可惜我没做第六题。交谈中得知他是某中学的数学老师。他告诉我第五题最难，很多考生都没做，但都做了第六题。他教我应该先捡容易的题目做并要保证一次做对，然后再做难题。哎，要是在考数学之前能听到他的这番教诲该多好！其实有时间的话，附加题中的求极限我也可以做的，因为在高数课中做过。后来暑假中我去拜访肖老师时，他也问我有没有做第五题，同时对我做对了第五题却没来得及做第六题感到惊讶。

下午考完试从考场出来，就见到父亲在校门外等我。寒风中，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父亲佝偻着的身躯显得更瘦小。我既惊喜又担心他受冻，就想尽快回家。父亲却坚持沿着河岸，和我一起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上了大马路后我们再骑车回去。第二天下午从考场出来，又见到父亲等在那里，还带着弟弟一起来接我，让我倍感温馨。为庆祝考试结束，母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父亲喝了不少酒。弟弟听说我某个成语的读音拼错了，就开玩笑说他要是孙悟空就好了，可以变成一个蚊子在我的耳边告诉我正确的拼音。一家人说说笑笑，吃到很晚才收盘。

复试结束后，我又恢复了上白班，晚上到职工夜校去上课。班上只有很少的学生，大约都去参加高考了，而且任课老师换成了南师的数学教师。听肖老师的同事说，他要准备考研究生，所以辞了夜校的工作。后来又陆续回来了一些学生。我的同桌是一个很漂亮有着很长的黑亮辫子、文静少语却有着一个男性化名字的女生，父亲是南航教师。她和妹妹都在夜校上课，也都参加了高考。她进入了复试，妹妹却没有。还有几个男生也进入了复试。

大约一月八九日，我和那个男同事都接到了体检和政审的通知，并且要重填大学志愿表，但考分没公布。那时徐迟的一篇关于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轰动全国，文中称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数论是皇后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王冠上的明珠。我在备考中花了很多时间在数学上，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读了文章后更是热血沸腾了一番，就想报数学专业。我也很想报天文专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天文，76年通过朋友关系去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后，我常常梦魂牵绕。我的几个要好同事听说后都反对。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后来是科学院研究生说，北大数学系常有女生哭哭啼啼退学或转系，数学不适合女生读。他们建议我读机械工程，因为我在工厂多年，学起来应该不困难。南大数天系毕业的邻居说，天文是最难读的专业。父母则担心天文台要夜间观测，我的身体是否吃得消，也强烈反对学天文。父母在南工的朋友建议学建筑。母亲认为我有绘画基础（其实就是画黑板报的），建筑专业兼具文理，对我很合适，学起来也会轻松些，就竭力要我报南工建筑系。我那时被徐迟文章冲昏了头脑，非数学不报。父亲想想学数学再差，也可做一个中学老师，既不要上夜班还有寒暑假，也不错，就同意了。因此，我第一志愿是南大数学系，第二志愿是南工机械系，第三志愿是南师数学系。

体检是到指定的医院。我的血压一向偏低，我就楼梯上下来回跑了几趟，喘口气后再进诊室去量心跳血压。那里的医生护士都挺帮忙，填表时还让我别写过去的病史。遇到一个高数班的同学，只见他满面春风，互相招呼，他也是来体检的。厂里也开始对我进行政审调查，外调人员向我的一个要好同事透露我的家庭背景问题，并询问意见。同事据理力争，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要他们给我一个公平有利的结论。同事得知他们的结论后，就要我放心，政审应该能通过。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结论，但我从心底感谢他们。

一月下旬陆续开始听说有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一天下班后，我直接到同学家看电视。大约8点多钟，父母竟然找上门来，要我赶紧回家。原来他们收到了外地一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我被该校录取在数学师资班。我没有填这所学校，而且对师资班一无所知。我跟他们说，我不去，我要再考一次。第二天，厂里人听说我被录取后，都说不知道这个大学。只有一个南大教授的女儿笑着祝贺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学，刚刚被评为全国重点。晚上回家，父亲谈起他打听来的情况，开始说服我。他说，因为高考恢复后，大学师资严重不足，所以很多大学都办了师资班，就是为大学培养教师。师资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父母本来最坏的打算，是我将来可能做中学老师，现在有希望做大学老师，那不是更好。他们也担心，如果我这次不报到，国家会不会不让我再报考，到时两头都落空，岂不更糟？因为厂里也参加体检的男同事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大家都劝我要珍惜这个机会。二月上旬，母亲和弟弟一起送我去学校。一出火车站就受到了热情接待，我也欢欢喜喜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女也怕入错行。数学确实不容易学好学精，尤其是女性。毕业后回厂看望，一些同事还在为我放弃文科而惋惜。小时候成名成家的梦想和年轻时的豪情壮志，如今早已灰飞湮灭，但我不后悔选择了数学。它逐渐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某些性格，也逐渐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使我能理性地处理问题和学会做平常人，让我后来的人生较为顺利平安。现在回忆那时的高考过程，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父母的拳拳之心：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慈（父）母爱子，非为报也。

初稿于2011年6月，修改后发表于美国校友会2013年1月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