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声援《南方周末》？

casper

常江



我

并不是《南方周末》的读者。准确地说，曾经是，但后来不是了。新闻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应当是事实导向而非立场或道德导向；它应该至少在程序上摒除非专业因素的影响；它应当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报道中，保持基本的冷静。《南方周末》近几年的“黯淡”，除体制因素外，也有不少自身的问题。这么多年的专业训练也许让我养成了某种“程序的洁癖”，越是带有旗帜效应的媒体，越苛刻地看待与评价。

开篇就说上面这番话，只有一个意图：清楚地表明我与《南方周末》之间不存在情感上的联系。我对《南方周末》的声援，也与私人情感无关，而主要缘于一个新闻传播学学者对专业纯粹性与行业独立性的“洁癖式”追求。

Bloomberg

2012年8月20日，北京一条胡同中，一位报摊摊主在读报。



1月6日晚至夜，我和很多人一道无眠，共同为守卫一张报纸最后的尊严呼吁。我的一条微博被转发1.3万余次，很多人给我留言，感谢我“为民请命”，或“为正义而战”；而我给这些好心人的回复是：于我而言，这不是一个正义不正义的问题，而是我过去十余年赖以生存的信仰，与我要教授的专业的基本底线是否还能保有曾经的（尽管仍是十分有限的）纯粹性的问题。作为一位新闻传播学“专业人士”，理应站出来捍卫本专业的底线和尊严。我坚信，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愿意在本领域面临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观肯定是趋向正义的。

政治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干预，非中国特有，只是在中国，这种干预更加制度化、公开化。而所谓政治力量，也不独执政党一端。《环球时报》有《环球时报》的政治，《南方周末》也有《南方周末》的政治。执政党的政治因拥有国家机器的支持而占据相对强势的地位，自然需要引起知识界的警惕，却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他形态的政治更加正义。我并不赞成许多同行强迫他人、机构对此表态的行为，这与他们所警惕的另一端的政治，又有什么分别？

在我看来，南周事件之性质恶劣，首先是专业与行业底线的问题，厘清了这个问题，才可谈论其他。宣传官员公然破坏整个新闻业公认（或默认）的新闻生产流程，且手段粗暴之至，新闻学界与业界若不及时提出鲜明的批判，则符号效应与模仿效应后患无穷，势必导致新闻业权威性与公信力的巨大危损，新闻媒体在政党政治面前更为卑躬屈膝。

更令人咋舌的是，当危机形成并于海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当事官员与宣传部门又采用了最为拙劣的处理方式：迫使编辑记者噤声，强行收取《南方周末》官方微博账号，并发布编辑记者团队不认同的信息，这已不仅仅是符号效应的问题，而相当于公开宣称新闻纸可以当众说谎。对此，不仅南周，全中国的媒体都成了蒙难和蒙羞的一方。若对此视而不见，则整个新闻业将无任何原则和底线可言。概而言之，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或许还可归入学术争论范畴；但从新闻生产流程被破坏，到作为新闻业根基的“真实性”原则被玷污，则是专业的生或死、有或无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新闻传播学学者和新闻从业者的脊梁。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欣喜地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有过的变化。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言论平台，新浪微博的运营者极为智慧地为真相的传播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时间和空间；许多学新闻、有志做新闻的年轻人（尤其令我自豪的是，其中有很多是我教过的学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关注和态度──当然，作为教师，我不建议他们采取不顾人身安全的激进方式；《南方周末》的编辑与记者团队，让人看到了似乎销匿已久的新闻人的傲骨，他们的抗争将是这场“尊严之战”的中流砥柱；尤其令人动容的，是散落在中国各地、各行业的普通人，尽管拥有极为渺小的话语权，却并未放弃对这桩或许“事不关己”的行业事件的关切。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学院教师和新闻传播学学者的微不足道的抗争。事件发展到现在也许令人沮丧，但一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点出一个地狱，固然不能彻底明示我们如何去拯救地狱中的众生，或如何减缓地狱中的烈焰。只不过，承认并广泛了解我们共有的寰宇之内，人祸招来的几许苦难，仍是不无裨益的。”

1月7日是本学期最后一节课。我对教室里的200多名新闻专业本科生说，对不起，我们这一代没有为你们这一代争取到更多的空间和自由；但或许正因如此，新闻专业在中国才拥有“操作技巧”之外的社会意义。而一个渴望更多空间和自由的中国，需要我们用更加纯粹的专业精神去守望。

（本文作者常江，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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