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秃：闲谈消失中的北京的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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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老北京的特点之一是灰色的四合院民居。七八百年来，北京无数的四合院中上演了无数的民间悲欢离合的故事。而这一切都淹没在皇家朝廷惊心动魄的争斗和王公贵族醉生梦死的喧哗的阴影下，不为后来的史家所重视，不为小说家们所津津乐道。只有少数的民俗学者们在默默地记载，发掘和四合院有关的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化。不过，京城不光有辉煌的皇家宫殿和有钱人家的一水灰砖四合院，北京还有另外一种民居，大杂院。顾名思义，大杂院自然是绝大多数的老北京人的真正居住地方。所有老北京的市井俚语，小吃，习俗，都从这种大杂院中起源，延续至今，成为北京文化中最重要最有地方特色的部分。撰写红楼梦的曹写手以王公豪门荣国府为中心，描写了上百个人物的荣辱起落，固然可谓中国文学的历史巨著.但是这位文学大家在红楼梦中鲜有描写北京市井民居生活。这一点，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没别的挑剔，就是生怕老曹无意中让后来全国文学青年们以为我们老北京人都能住在荣国府这种豪门深院中过宝玉的舒服日子。

这点担忧是因为过去的体验。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刚来到海外时候，遇到几个来自台湾香港的“同胞们。” 他们都以为俺一定是来自中共高干家庭，不然怎么能出来留学呢？气的俺没办法只好说，俺爹是高干，坐小车，不过自己开车（作司机工作），家有伙夫（自己做饭），保姆（俺母亲），二个警卫员（俺和俺姐）,住的是四合院（没告诉位于东直门外，碎砖头砌的.老北京人都知道东直门内外住的是俺党依靠的对象，红帮高干肯定不住那一块儿）,级别么，大概是二十三级，几乎是最高的了。毛爷和周相不过才是起步的一级而已。幸亏这些海外“爱国同胞们”没有搞清红朝级别的上下次序，糊弄他们，俺的吹牛也过的去了。这里要说的真正意思是，信息不完全，就会产生误解。俗话说，人言己言。人们常常偏信道听途说，而不自己真正去探索求证。现在，据说国内来的留学生们多是富二代富三带，个个家里有钱。不在乎学得怎样，是出来镀金或者拿绿卡的。俺周围还真有几个小留们夏天回国探亲，冬天去加勒比海坐邮轮，新车子，独住公寓，新家具。如果不是家里有钱供应，俺真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赚钱的。所以，俺现在对于新一代小留的印象是个个有钱。这大概也算世俗偏见吧。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害怕老曹胡抡一通北京荣国府而误导后代文学青年们了吧？

毛爷进京前后，北京并没有多少大杂院。这是因为彼时北京不是国家首都，人口压力不大。即便穷人也多住小院，只是无法单独居住，只能跟别人合住。产生大杂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爷的红帮政府把过去有钱人定性为地主资本家旧政府人员小业主等，不但采取政治歧视迫害，还强迫他们搬迁出京，或者剥夺原来住宅，分给工农阶层和新政府人员居住。比如，俺中学时候常去一个大院玩。这大院后门进去有假山水池，三进灰砖四合院，有走廊，红色门庭和月亮门，有青砖铺地，有巨大的花坛。可以想见，在毛爷进城前，这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宅第。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谁的。这院里住着四户我的同学，一个他爸是共军的师副政委，一个他爸是火车司机，一个他爸是工厂供销科长，还一个是孤儿寡母。其他大约十来户，我不认识。大院里每家原来屋前的走廊全被改成厨房。家里人多的，还把公共走廊改成小屋。前门耳房照样住人，堆满白菜蜂窝煤。院里二个黑臭厕所。十年前，我回去探亲同中学同学们聚会。再次去那个大院，发现大门被油漆一新，门口有个牌子：梁启超故居。进门后，依然是一片搭建的小屋子，破烂不堪。以我的一般个头居然要小心别碰到脑袋。老梁要是地下有知，还不得再气死一次啊？

类似情况，在毛爷玩弄文革大忽悠之后更加普遍。俺知道一个清华教授原本住独院，五间大北房。文革一开始，红卫兵把一个黑五类分子拉到他的院子用皮带打，让那教授看着。老头戴副金丝眼睛，吓的脸色苍白。红卫兵们要他减工资，把房子让给工人阶级住。结果，他被迫让出三间北房和其他房间。立刻有二家烧锅炉的工人搬进北房，三家平民住进其他房间。那院子立刻成了大杂院。

随着人口增加，对住房的要求迫切。到文革后期，北京住房紧张是全民头痛的问题。毛爷在位二十七年，在北京搞了十大建筑，画地为牢搞了一批部队和机关大院，对于民宅则几乎没有多少投入。俺住过的那个部队院子，俺在的时候，每家都有三四间屋子。地理位置也非常好。等俺离开十年后再回去时候，发现原本宽敞的公共走廊被见缝插针的各种小屋子占用了。里面住着我从小的玩伴。他们结婚了，当时还无法买房，也买不起房，只好自己搭建。俺亲戚家住在工人体育场附近，平房区域。六十年代建的。每家门口还有一片小院，可以种点向日葵，花草之类的。等俺上大学时候，俺堂兄已经在院里建了二间小房子，结婚用了。这二间小房子，二十多年后，给他们带来几十万元的拆迁费。而俺曾住过的那个大院最后也终于被拆迁。每户得到近二百万元的补偿。为此，当然，这些钱又不够在原地买房子了。只能去远郊买同样大的房子。

毛爷自己住在中南海里，悠闲雅静。他的崇臣们也住的宽松舒服。红帮有个明显的弊病，就是红帮内斗的败寇们不但丢掉官位，也跟着丢掉与此相关的生活待遇。我曾在很早一片回忆里讲到俺家一个邻居的事情。这人是毛爷建国前的警卫班长。建国后一直在大内御林军内行走，位居副师职。就为人而言，无可非议。身材高大，军容严整，说话不多，眼睛明亮，典型的红帮忠诚分子。毛爷大总管汪东兴在七十年代初期搞了一次大清理。他被迫转业去老家一个大工厂作党委书记。但是他拒不把家属户口迁走，把房子交出去。结果，趁他不在京的时候，部队出动人马在俺们院子里找了二间南房把他的东西塞进去。全屋子都是家私，只有门口才能站人啊。所以，神州民间俗话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真对么。

大杂院的居住环境自然是比较差的。不过，基本上也就是中国大陆常间的“脏乱差”问题，哪儿都有。大杂院居住中，公认最讨厌的问题是厕所。那个时候，没有下水道，没有人打扫，没有风扇通风，靠人工抽粪。夏天臭味熏的人发晕。北京冬天冰天雪地的，遇上如果是便秘这种”寡人有疾“的问题，非把人冻个半死才能“幸福下流。”

对于我们当年的少年来说，大杂院提供了不少诱惑：有小伙伴一起玩。中学时候，我们下课跑到那个梁家大院找个凉快的走道就开始玩“拱猪”和“升级。” 小学时候，大杂院则是我们玩捉迷藏，探寻各种宝贝的地方。我还记得小学同学们穿门串院，大呼小叫，一帮小孩跑过，引来大人喝骂的兴奋。许多北京人的习惯，比如讲究礼数，待人热情，大概与居住在大杂院有关。中国人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我体会很深。邻里互相帮忙，真是让人感到温暖。爷奶健在时候，帮年轻夫妻看小孩，从街道托儿所接孩子，帮助买菜，通炉子等琐事。说起“通炉子，现在年轻人们不知道当初住平房烧煤炉子的苦处。早上上班，炉子要封好，小火慢燃。下午到家后把炉子打开，让炉子充分燃烧，才能开始做饭。如果炉子灭了，则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做饭。有个人帮你先把炉子打开让煤燃烧，你到家就可以做饭。毕竟方便多了。如果没有一个好邻里关系，谁会帮你忙啊？

大杂院自然不能算什么北京文化特点。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京过去二十年兴起建筑热潮。大量古旧民居被拆掉，平地盖起大楼。一方面这是现实的城市建筑需要。以北京的人口密度，不可能再盖四合院。一方面，拆旧盖新，也使得北京失去最有特点的东西。现在走在北京城内外，我已经找不到北京的建筑特色了。恍然间，经常闹不清自己在中国哪个地方。失去了自己从小熟悉的街道景色，也就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认同。心里所有的北京是那个三四十年前的北京，充满敦厚人情世故，温暖的回忆。不是现在高楼林立，满街人可我谁也不认识的北京。所以，老北京正在消失：四合院没有了，大杂院也没有了。随着来自各地的新北京人加入，老北京的味道儿也慢慢变薄了。等我将来想告老还乡时候，我还能回北京么？那地方，早就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