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民国英雄——徐树铮

老杨

       提起北洋军阀，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勋等人。与上述这些拥有大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大帅等等要职的人物相比，徐树铮有些微不足道。论官职，文，他不过是国务院秘书长。武，也仅仅是陆军部的次长。却可以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影响着民国前期历史的进程和走向。1949后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他是段祺瑞最信赖的智囊和得力助手他才华出众，绝顶聪明，人称“小扇子”。有人云：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全境赤化，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徐感时机成熟，1919年2月，徐选拔精锐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外蒙古地域辽阔，兵力明显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徐自率一旅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

    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一到库伦，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俯首称臣。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

   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 其间，还做了许多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有益于蒙古的好事情。

   1919年，尽管有巴黎和会的阴影，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人民最喜庆的大事！

徐收复外蒙回北京述职时，不但向大总统汇报，还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去电汇报。孙中山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立即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予以很高的评价：“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一事。孙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

　　当时举国偃旗，万民哀悼，称颂中山先生的联很多，致挽联者文豪巨擘不乏其人。但徐树铮的此联被推为众挽联之冠。不少人对此评论：“徐氏之联，用典精辟，含义深刻，可谓之头筹！”由此可见徐树铮之才气超人，文采盖世。

    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颇异于他人的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好。有勇有谋，文武双全，又精于琴棋书画。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这秘书长到了“溺爱”的程度。徐以陆军次长和参陆办负责人的身份，曾执掌军令和军政的大权，为段琪瑞运筹决策。段内阁的一切重大措施，往往被他所左右，故称小扇子军师。北洋段祺瑞系统的核心人物李思浩晚年曾经感慨：“皖段没有又铮不足以成事，亦不足以败事。”又有人说“徐先生说的话，总理必听；而总理说的话，徐先生则是可听可不听。”

   辛亥革命时，北洋军进军武昌，袁世凯授意段祺瑞为首的42名前方将领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一封电报，便是由徐树铮草拟。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他在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1905年后，徐在日本留学时，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1915年秋天，徐树铮回萧县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很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但时过不久，袁世凯就收到了徐写的一封四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

  袁世凯撤消帝制，忧愤而死，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1917年5月，段祺瑞总理与黎元洪总统的“府院之争”，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职务。段祺瑞想发兵推翻黎元洪，但徐树铮出了个借刀杀人的主意——想办法让徐州定武军司令张勋发兵北京，让他去搞复辟，张勋要求会盟，签“金兰结义帖”，签约之后，张便发动大军，打下北京。黎元洪逃到荷兰使馆。清朝7月1日复辟。但张勋不知道，徐树铮早已设计，偷走了“金兰结义帖”。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张勋“逆贼”。7月12日，皖军攻克北京，复辟闹剧结束。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再造共和”之后，徐树铮帮助段祺瑞处理国政，在安福胡同里组织了一个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建立起一支“安福系”政治队伍。“安福系”思想保守，为五四新派人物所批判。同时，徐树铮支持段祺瑞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参战军”。在1920年8月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队大败，徐树铮躲进柳条箱，坐火车逃到天津，逃日本去西欧。直到1925年底，他才回到中国，赴北京去帮段祺瑞，结果在1925年12月30日在直隶廊坊车站被冯玉祥派人捕杀。英年43岁！其起因，是徐树铮数年前杀死了冯玉祥的舅舅兼大恩人陆建章。

雪茄佬

1917年,段徐"再造共和",保住了民國的國號法統;1929年,張學良易幟歸國,平息了中原大戰,蔣公感念不已;1946年,抗戰勝利後,中共竭力要求在全國實行憲政民主,法治國家,聯合政府,當時國民黨全部照辦也已滿足不了毛氏的大胃口了.1949年,中共贏得內戰後,首先就是改旗易幟,至今還是陸獨共國.百年來,中國的歷史人物,只有兩派,要民國的和不要民國的.看來,不要民國的,卻說要為人民服務的,也只有中共了.徐樹錚,一個舊軍人,起碼知道要民國共和,真是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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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的确是北洋里一等一的文武双全。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恃才自傲。其实民国很多人物都被后来的宣传扭曲了。南方未必都是好的，北方未必都是坏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并不是正邪之争。冯玉祥也是军阀，还是大军阀。陆建章就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黑手。

老杨

是啊！如果去看民国初年的报纸，孙中山的广州政权被称为“南洋军阀”。其地位和奉张，冯玉祥，阎锡山，孙传芳等差不多。后来因为连俄而壮大，成了正宗。而后人看到的历史，是被胜利者修饰过的。

我曾经对辛亥革命做过研究（当然，业余水平），结果发现，孙文，甚至整个同盟会，其实和武昌起义无关。武昌起义实际上是由满汉民族冲突引发的新军士兵哗变。当然，同盟会的贡献在于取得了南方几个省独立的主导权。而一般人看到的历史，是经后来的胜利者按着自己的口味涂改过的，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