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捉摸习近平(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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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近平，12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上除了英文报道的翻译《习近平让人耳目一新》，还特意配发了两篇中文评析文章。

纽约时报这篇由长住在北京的美国商人和独立分析师利明璋(Bill Bishop)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与众不同的政治风格显然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欢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正力图改变人们的印象和重建公众信心，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政策变化。习近平正在迅速行动，以表现他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上周末的深圳之行，有人认为标志着他将致力于深化经济改革。作为总书记，他选择深圳作为首次国内视察的目的地，这被视为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习近平将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和执政风格，并会认真对待重振改革这一议题。

周一，中国股市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最高点，这可能归因于习近平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圳之行以及过去几天出现的一些比较积极的经济数据。然而，如果不进行艰难的改革，近期的经济回升可能不会持续：

“极其疲软的出口表现说明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经济复苏较为脆弱”，环球通视(IHS Global Insight)中国分析师任先芳说。“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应该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和刺激内需，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少受外部经济衰退的影响。”

同日自由撰稿人申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述评文章《深圳背后的改革指向》则说，最近一段时间，刚当选的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通过不同场合向国人集中宣示了5个核心概念：通过首次亮相，多次提及“人民”；通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重点论述“吏治”；通过首展《复兴之路》，大力宣扬“民族”之梦；通过纪念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再次强调“法治”；通过首站深圳敬献花圈，表明继续站在“改革”的前沿。如果将这些转化成中共话语方式，那么“落实群众观念，围绕民族复兴，整顿吏治，坚持法治，推进改革”已隐约成为新一届常委们的施政主线。若再加上党内第二号人物李克强在13家综改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那么在这5个概念中，“改革”显然是最为醒目之词。

改革在十八大报告中被描述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式改革的灵活在于不偏执于左右两端，但困难也在于左右之间倾向的尺度究竟何为适宜。


（Reuters：周六，习近平在深圳莲花山植树。）

申弘文章说改革是所有中国的当政者自1978年以后逐渐共用的话语符号，包括已经下台的薄熙来。改革之于中国最近的历史，如同革命之于清末以来晚近的历史，都已成为国人共享的宏大概念。在社会思想、身份、利益多元复杂的趋势下，改革逐渐退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而具体行为则留在了深度空间里各自表述。

当社会主义遇到改革，那么是改得更像社会主义还是更不像社会主义？这就是在深度空间里所面临的重大困惑。尽管从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来，习近平的深圳之旅更多还是象征意味，但毕竟表明了一种姿态。

12月12日纽约时报中文网还发布了资深媒体人西尧的文章《习近平治党思路初现》。文章指出，最近几周来，在中共新晋总书记习近平众多亮相中，有三次明显可以感受到是其表露施政决心的精心安排：一是11月17日中共十八大闭幕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二是11月29日带领新常委班子参观四代中共领导人开创新中国的《复兴之路》展览，首讲中共的“中国梦”；三是12月8日亲赴深圳重走邓小平再启改革开放的南巡之路，祭访莲花山伟人雕像。

如果说，参观已经展览了五年之久的《复兴之路》是习近平昭告天下将一脉相承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首次出京视察深圳特区重走南巡之路是强调仍将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那么十八大结束次日政治局就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集体学习，讲“四种危险”要“从严治党”、讲精神“缺钙”会得“软骨病”、讲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象征意味了。

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十八大报告的解读众说纷纭，但文章认为，只有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集中讲解十八大报告“下力最大、用心最多、含义最深”的第二部分，才是中共心目中真正的兴奋点。

该部分内容共有3465个字，说白了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规格强调。习近平更用近7000字反复阐述，经济体量全球第二、深度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中国，还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暗示中共已经很明确其当前首要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过去十年来最为尴尬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党员因为忘记理想、失去信念，日渐平庸世俗而频频失守底线，导致“党将不党”的危险境地。


（Bobby Yip/Reuters：深圳街头邓小平的画像，这里被邓小平拍板定为经济特区。）

西尧的文章说中共党政一体体制最大的弱点就是，党治恶化等同于吏治恶化。过去十年，经济增速之高超乎想象，国家财富积累之庞大超乎想象，党员信仰丧失堕落腐败之烈超乎想象。尤其是，8200多万党员的庞大组织内部，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巨变一样，也发生了明显的利益分化。比如，中共红二代当中就既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强调“现代性”倡导“普世价值”融归西方世界的，也有主张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掉头重回“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更有高调“唱红打黑”内施法家酷政、力行封建崇拜的……

如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景象表明，这十年中共党治之涣散、吏治之溃乱，可谓除“文革”十年动乱之外最为剧烈的十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正在反讽地成为中共高层最大梦魇。因此，习近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判断，点出了当下中国前途的命脉，也点中了中共生死成败的命门，更点出了其下一步施政的第一重心。

十八大召开一年之前，就有党内意见提出“纯洁性”问题，建议十八大后两到三年内展开一场借鉴延安整风经验的纯洁性教育。年初“重庆事件”的爆发更加坚定了中共两代领导人在权力交接之后再次启动“整党”按钮的共识和决心，十八大报告写进“纯洁性”就是明证之一。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敲山震群虎，用八项整风规定约法政治局，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治党承诺，拉开了中共新世纪第二次整风治党的大幕。

而在12月10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黄安伟的分析报道《习近平深圳行释放改革信号》除了说习近平造访深圳对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发出了强力的支持信号，此外还注意到11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讲话，谈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认为这不仅是对复兴的唿吁，也昭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习近平站在名为“复兴之路”的陈列前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黄安伟认为对“中国梦”的强调是习近平特有的，事实可能会证明，这个主题会在他的任期内反复出现。“伟大复兴”的提法已经在中国领导人中流行了至少一个世纪，但在对这一民族主义论调的利用上，习近平好像比他最近的几位前任更加深入，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不再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黄安伟引述资深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考虑到中国近期取得的诸多成就，多少有些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将中国同日本和西方对立起来的论调居然会不抑反扬。”“现在，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开始为他们国家下一步的改革举动写作剧本了，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把民族主义当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佐料，打算用它来刺激民众。”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标榜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既有更大胆的经济政策，又有打击腐败的行动，既要加大军队建设的力度，又要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这种组合有点让人回想起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试图推行制度改革，以振兴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骚扰下日益衰弱的清朝。

鸦片战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努力推进复兴事业。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按照夏伟的观点，“如果有一种情感将20世纪所有的中国思想家和领导人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情感肯定是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