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二）续

逢源堂

改变中国（二） 续



第七，台湾人缺乏信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中华文明中从古到今缺乏一个站在人之上的神的影响，从焚书坑儒、商鞅变法，到佛教都无法看见直指人与人关系的神的出现，大多是所谓的神与人的关系的呈现，而更重要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被儒家所左右，而儒家又是什么呢？三纲五常罢了。封建的思维深深的左右亚洲人。在台湾，我们看见的是庙宇众多，而且每一个庙宇中所供奉的所谓的神是不尽相同，可以说，五法八门。神与人的交流大多祈求所谓的神保佑自己要么发财，要么诅咒他人、要么病体康复。这些现象足足可以说明，那里的人是渴望获得心灵安慰的，或者说，私欲（包括钱财）被看成一种信仰。

第八，社会自由度很高，但是对西方的信仰是不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在台北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基督教文明的传播，在高雄，我倒看见有人在公共场所传播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我并没有说基督教是好的或正确的，而是基督教文明中优秀和具有真正倡导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没有被人们广泛认识。以至于，那些空泛的、出自人之口的博爱却不得不时时出现在并不懂得什么是博爱的人之口。我曾经问过一个基督教的传播者，我问，人们愿意了解耶稣基督吗？他说，凭白无故的说教很难，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我说，是的，越是物欲横流，人们就也随之而流，看来，社会精英（政府官员）也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流”中之一，也注定是伪君子，或者说把伪君子当君子了。他笑笑说，这就是台湾。
这些感受，其实我很心痛，同时也觉得，中华文明是一个虚拟的文明，我真的看不到中华文明到底是什么。

台湾曾经在日据时代50年，日本给台湾人留下的是一个相对中国国民党时期更靠近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比如，社会秩序法治化。所谓法治化就是把人的私欲放在法律的范围内来评判，而不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人治秩序。所以，我也感受到了有人还在恋恋不忘日据时代的社会秩序。但和国民党时期一样，“统治”意味也很浓厚。这和在香港的感觉完全不同（不在此展开）。

其九，这次在台湾大约逗留了十几天，令人惊讶的是社会秩序是出奇的好，堪称是一个繁荣的发达社会，这里至少可以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关系，比如，职业的不同并没有造成人与人的关系明显失调，大家认同高学历就一定有相对高的收入。这几乎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比如，在十分繁华的台北车站的马路两边的高楼的巨大广告牌上，最多的广告是教育广告，大致是英文再教育和高新尖技术再教育等等。所以，台湾的整体教育水平绝对不低。这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有能力上好的大学，自然会上，重复再教育在西方不多见，因为，社会也提供了各个水平段的人一个合适的就业机会，收入有差距，但足以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持的收入水平。
那么，你再看看这种现象，你就会发现，一是社会资源的重点出了偏差，二是竞争失败者的社会感受会累及社会层面的稳定，即使是表面稳定，而一旦社会动荡，那他们就是积极符合者。这里没有对错之分，而是社会形态的内在能力的处理点的社会良性程度的高低问题。这就不得不佩服西方的社会水平，当然，指的就是社会精英（政府与非政府）的能力大小的问题。

其十，两岸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敏感程度，是中国共产党所强加的。比如，在台湾，你可以看得见政治上愤怒与不服。我在前面提到了蒋介石先生的陵墓，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权，这种思维一直到2000年前后才慢慢的有所改变。尽管李登辉先生在1996年发出了两国论，但真正的改变是陈水扁先生执政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台湾这个问题上才真正的认识到，那种狭隘的与中国国民党互视为敌人的观念才不得不改变，因为民进党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下饭菜。而促进这个思维进步的恰恰是台湾李登辉先生！

这次到大陆，我全程随身佩带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想看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经历了开放政策35年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看待两国论的。显然，没有明确表示你不能戴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认识到中华民国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如何统一呢？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以经济力量来试图主导统一话题。前面我讲了，即使台湾民进党同意两岸统一，台湾人也未必买账。为什么？首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和解遥遥无期，没有真正的政治对话，何来和解？其次，民进党就是放弃台独主张，那民进党的政党地位在哪儿？

我们经常说，政治智慧一词，实际上是看问题的高度的问题和时间段的认识水平的问题。当然，诚实信用是第一原则。也就是说，政党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联邦？怎么联邦？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然，叫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会答应吗？《红色娘子军》都上2014年央视春晚了，这些都说明了不可能和平统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华民国必然消失。蒋介石先生的守灵卫队也必然撤离，到台湾的大陆老兵也不得不是台湾本土人。这和美国的先贤们来自欧洲而自动脱离欧洲不同，是被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