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

中国工农红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什么革命闯将刚起来造反，就惨遭镇压？为什么全国范围内都派出“工作组”，到处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工作组”撤走以后，革命闯将仍受压制，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几个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懂得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
　　在胜利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激战中，黄浦江畔打响了夺权革命的号炮。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唱雄鸡天下白”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太行山红缨高举、渤海湾掀起巨浪，西南春雷震长空，东北升起新曙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心——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相继成立，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亿万革命群众大团结，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伟大的创举！这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奔赴了“三支两军”的第一线，参加了“三结合”夺权的领导机构。它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加强。
　　“权”字牵系着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的神经中枢。夺权风暴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唤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死抱着“权”字不放，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打起“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或者进行假夺权，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则是复辟逆流的急先锋。
　　两个阶级围绕着“权”字展开了最激烈、最残酷、最本质的大搏斗。
　　“螳臂挡车不自量”。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了二月逆流的彻底破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及他们的忠实走狗陶铸被拉下马，揪出示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权和反夺权，就是这一阶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随着形势的发展，造反派由原来被压制的少数变为掌权的多数。使入到革命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逐渐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革命小将及时提出了“夺头脑里私字的权”的口号，各单位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杀上了革命大批判战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
　　①《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回顾总结了我们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且豪迈地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政治任务，掀起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特别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社论大力宣传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战略意义，吹响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②首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群众游行集会，夺取了新年开门红。
　　③中共中央批转了两个文件《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多数的》及《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推荐的。
　　④在十一月黑风中，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等人跳出来，两次致信康生同志。用质疑的手法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今天，康生同志对他们的信件以严正的批驳，指出他们的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

　　一月三日
　　①《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露和痛斥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文章击中了已经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和还未被揪出的或行将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陶铸式的人物的要害。
　　②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北大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没有派人到北大联系，是王任重自己开始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去北大。……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们搞一套。”
　　③周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讲话坚决支持侨务界造反派彻底批判以方方为首的中侨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总理还传达了林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训的指示：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④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开入戒备森严的中宣部，大举造反。
　　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一月初
　　在上海市委内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愈刮愈厉害，各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补发”好几年的工资。大批工人赤卫队员被煽动上京告状，部分地方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上海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亲临前线，领导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月三日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杀出来了，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文汇报》社的夺权，敲响了陈、曹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一张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了，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月四日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现出原形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来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指示宣判了陶铸、王任重之流的死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医八一八等30多个造反组织三千余群众直奔中宣部揪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昂，北京鼎沸了。“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在一个多月前还自我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庞然大物，如今灰溜溜地躲在中南海再也不敢露头了。次日凌晨六点，总理接见了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首长的讲话，大大推进了军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展。这个在军内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刘志坚不得不向造反派作了初步检查。各军事院校革命派雷厉风行，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军内忠实推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

　　一月上旬
　　眼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完蛋了，一小撮走资派输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
　　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全体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王秉璋。操纵下的七机部一时妖风四起，提级加薪，串联补助，停产停工，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罢工。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向所属渔业公司各组党委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港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几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和一些农村，严重地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敌人妄想破坏国计民生，借以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党内走资派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

　　一月五日
　　①长空万里响惊雷，黄浦江畔起狂飙。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一告全市人民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革命派夺了报社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全国各地在京革命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要把革命的造反精神带回去，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今天，首都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大庆展览馆的革命职工展开了“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出了刘志坚。

　　一月六日
　　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揭发了市委大量的反革命罪恶。上海市委全线崩溃！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大反击，街头贴满了革命的大标语。工人们纷纷退回补发的工资、福利费等，主动让出占的房屋来。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十六个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清华井冈山战士智擒资产阶级臭婆娘王光美，并把她揪回清华园斗争。慑于革命群众的压力，王光美不得不写下四点保证。

　　一月六日——十一日
　　在经济主义的妖风中，阶级敌人又呼唤残孽，聚成一股小小的逆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新的攻击，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了炮打总理的大字报，高级党校红战团等炮打康生同志的反动气焰也达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联动，更是丧心病狂，破坏了由三司中学部和首都兵团联合发起的辩论会，大放“二踢脚”，高唱“鬼见愁”狂吠“打倒三司”“江青算老几”等反动口号。
　　继去年十二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一月六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线，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七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阴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一月十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牒”，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狼狈不堪，落荒而去，恼怒之下，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万岁！”

　　一月七日
　　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工作人员，揭露了熊复按其主子陶铸的旨意伪造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一事，江青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北京市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一月八日
　　在中央紧急会上，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周总理接见了石油学院革命师生和石油系统革命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同志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准确地指向一小撮制定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人民日报》文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罗瑞卿的狗党，贺龙的外甥，杨尚昆的妹夫，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战友文工团的革命群众抄了家，他和他的老婆一起被押到北京卫戍司令部。廖是“四家店”阴谋政变的干将。

　　一月九日
　　“一唱雄鸡天下白”。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无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革命出现了新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任务。百川东流归大海，风雷动地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此，万里江天，千帆竞发。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夺权斗争开始了，新的战幕揭开了！工人阶级登上了文化革命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上海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毛主席对同济大学的学生下车站、码头劳动一事非常关心，当他听他们还在那里坚持劳动之后，非常高兴多：“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结合。”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时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告上海市人民书》广播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向上海革命派学习，奋起反击经济主义妖风，首都学生连夜组成宣传队，深入外地工人住处，宣传《告上海市民书》及《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工人赤卫队和全国各地在京工人迅速打回老家去，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文革决定首先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校为军训试点。十号起解放军战士陆续进校。
　　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华社革命群众，并宣布改组新华社，由王唯真任副社长。
　　工人体育馆内，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会上将薄贼揪出来示众。

　　一月十日
　　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江南造船厂革命群众举行一万三千吨巨轮“朝阳”号的下水典礼。
　　晚十时，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代表。
　　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康生同志说：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又深厚又大。康生同志还谈了十年来他同杨献珍所作的十次原则性斗争。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北京新华书店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焚毁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人头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烧毁刘少奇画像的呼吁。

　　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同志任顾问，徐向前任组长。

　　一月中下旬
　　黄浦江畔一声炮响，“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无产阶级的千军万马，杀向那被走资派盘踞的堡垒。
　　“横扫千军如卷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切走资派的末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
　　一月八日
　　安徽的革命派在天安门游斗了李葆华。
　　一月十五日
　　上海工人造反派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示众了！
　　西安革命派斗争了刘澜涛、习仲勋；
　　吕正操和反党分子武竟天在天安门也被游斗了；
　　北京军区揪出了三反分子杨勇；……
　　（山西）一月十二日
　　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并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刘少奇，以及薄一波、彭真的老巢。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参加了夺权斗争。
　　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坚决支持夺权！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山东）一月二十二日
　　青岛市二十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并且夺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与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坚持斗争的王效禹同志发表声明支持这一伟大创举，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贵州）
　　西南响起了春雷，报告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胜利。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夺权之后，立即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号召。
　　（黑龙江）
　　新曙光在东北掀起。一月卅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同驻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黑龙江省新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二十六日、二十八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用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社论指出：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集会，武装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革命传单当空舞，上海、广州等地空军部队出动飞机散下了坚决支持左派夺权的传单。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日还登载了一月十四日二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清华园内一派春光，喜气洋洋。来自反帝反修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山鹰之国的贵宾卡博等同志在康生同志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并与井冈山兵团的同志进行亲切座谈，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我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径莫斯科，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是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真理的声音，吓得莫斯科的叛徒们胆战心惊。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我手无寸铁的留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鲜血染红了红场。

　　二十六日〔注：原文如此。——编者注〕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镇压我留学生的暴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反修战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正当农村文化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指使一些四清运动中被罢官的干部和当地的牛鬼蛇神纠合在一起，刮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阴风。他们一笔抹杀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矛头指向四清工作队的一般队员，指向四清运动中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他们狂喊：“二十三条是错误的”，叫嚷：“出气的时候到了”！他们揪出四清工作队队员，任意辱骂殴打、斗争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威逼四清工作队员为他们翻案。这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广大贫下中农奋起为保卫四清的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北京通县、翟里大队的邓万田同志被敌人戴高帽子，连续游斗五个村庄，一路上拳打脚踢，邓万田同志英勇不屈昂首高呼：“保卫四清成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的通知》公布了。通知严正指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通知”警告那些下台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他们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一月二十六日
　　福州军区内的个别负责人炮制了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压制造反派。造反派气愤之下，冲击了大会。后，他们拉拢“八二九”派，将此事件打成“反革命行为”，污蔑革命小将“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革命”，大搞“请罪”活动。
　　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福州军区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做法。
　　社论广播后，在全国起了极坏的作用，给批评军区错误的各地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压力。
　　②新疆石河子发生了“一二六”流血事件。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派一手操纵的保守组织（如八一野战军）向起来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开枪镇压。
　　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三十一日〔注：原文如此。——编者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发表，指出：“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

　　一月二十七日
　　①近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聚集苏修大使馆前，把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混蛋的模拟像处以死刑，当场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全体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革命群众指出：阴霾终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红旗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工矿企业二百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公社发出紧急倡议：
　　“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改变军队过去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适应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支持革命左派，毛主席对八条命令的批示是：“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陈伯达同志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指导该厂革命派如何联合，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
　　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国际友人（其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队袖章）在城里游行，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接见了他们。

　　一月卅日
　　中央电台接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做工作，我就不赞成。”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同日《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第一号通令。
　　清晨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上海，给炮打张春桥的逆流以迎头痛击。

　　一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批改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社论总结了震撼全世界的夺权斗争的五点基本经验：
　　（一）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
　　（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三）在夺权过程中，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而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这一段是毛主席加的）
　　（四）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五）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首都红卫兵发扬了高度的自觉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喊出了“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响亮口号，提出了当前带着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即在当前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要进行两种夺权斗争，即在夺走资派的权的同时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毛主席看到此文后，推荐学习。《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也分别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

　　二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日，还转载了一月二十五日贵州四十个革命组织发表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二月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省的新生！并转载了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讲话。
　　②清华井冈山报，连续登了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文章错误地提出了“反托”的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认为这是右派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向左派夺权。这“七论”在校内在社会上影响极坏，很多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③“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进行了反击。

　　二月四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指出“我们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权威，坚决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二月上旬
　　北京各高校和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开始进行整风，并围绕着组织内部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清华园内，出现不少大字报，就“反托”和整总理、康生材料问题炮轰总部，连日来，不断开整风会和辩论会。

　　二月五日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冈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二月七日，蒯大富同志承认了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在北师大，井冈山和井冈山造反兵团正进行大辩论，大论战。井冈山认为目前的方向是打倒无政府主义，击退“资产阶级新思潮”。在师大井冈山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师大于二月十二日开始军训。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诞生的，他的诞生宣告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上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旧上海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的新上海从此真正地得到了新生！
　　黄浦江西岸披上节日的盛装，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欢庆自己的节日的到来！“万岁！上海人民公社！”——每个革命群众从心底里迸发出这热烈的口号！
　　北京近来打的最厉害的是《北京日报》社，公安局和《工人日报》社，毛主席对《工人日报》社的指示如下：“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二月六日
　　下午，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提出目前学生各组织中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首都一、二、三司的负责同志多次开会商讨有关成立红代会事宜。
　　下午，陈伯达同志第三次到师大附中，指出：“中学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有的学校一个人一派，一个人一组，大学生也很严重，这次要革脑子里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修正主义”。在谈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陈伯达在谈到联动问题时说：“联动是反动组织，但成员不都是反革命。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些恐怖活动，他们是早期的红卫兵，有过一些功劳，如破四旧，但后来走向了反面，要待他们觉悟。”

　　二月八日
　　①中央文革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指出：红卫兵要经受考验，保持早节，彻底闹革命。
　　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所批准的八条命令的精神，作出了如下规定：
　　（一）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二）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以上决定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二月九日
　　北京新华书店出售宝书——横排版毛泽东选集20万套。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谢副总理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中央文革指出：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邓还没有低头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对刘邓陶的斗争。

　　二月十日
　　毛主席决定广播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黑龙江省夺权的基本经验就是：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二月十一日
　　①毛主席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集会，欢迎反修战士回国，抗议苏修暴行。
　　近日来，已有二百万革命群众在苏修使馆前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封信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动员令。

　　二月二十二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于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一万多名红卫兵代表隆重集会，庄严宣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在伟大祖国的心脏——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体战士和第一、二司令部的革命派联合起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团结起来了！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革命的红卫兵胜利会师了！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及《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热烈祝贺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的红卫兵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陈伯达同志告诫红卫兵说：“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也是代表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胜利的方向。”“还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前进！鼓起更大的勇气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前进！”
　　首都红代会的成立吹响了全国红卫兵大联合的号角。在很短时间内，各地红卫兵大联合组织相继成立。

　　二月二十三日
　　《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强调指出：“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这篇社论充分地，正确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激烈的反响，首都各院校革命领导干部纷纷起来亮相。北师大一批党委委员站起来了，地院各系都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师院、体院、北航、北医、石油等院校革命组织也纷纷举行干部座谈会。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我军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地方，抓好春耕。
　　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刷出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决不允许把群众运动的缺点强加于中央文革”，“用任何借口反对中央文革都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二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的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只能叫做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说彻底改善。”
　　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接见中学造反代表时指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指出“联动”是反动的，不是“革命小将”，是红卫兵的叛徒。对他們要分化瓦解，打击一小撮。这对中学造反派是个极大的鼓舞。
　　③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分别逮捕了在京的各非法组织的头目四十多人。这些组织有：（一）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二）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三）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四）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五）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六）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七）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九）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前三个是反动组织）。这些组织内混入了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大搞经济主义，挑动群众斗群众，抢占公房，道德败坏，白天睡大觉，晚上像老鼠一样出来搞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这一行动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

　　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同时还刊载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红旗杂志短评指出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这两篇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步取得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意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字报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风的口号。


　　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对总理说：“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他不能同意，毛主席说：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毛主席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晚上，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原首都二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伟大军队。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伯达同志还说：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的一律都要撤回来。

　　二月二十八日
　　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中学文革报》自一月二十八目创刊以来先后出了四期，发表了“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文章借口反“血统论”宣传修正主义阶级路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出身论》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首都中学生对此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出身论》是一株极右方面向党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进攻的大毒草。它不仅起到了从右的方面向党进攻的作用，而且有从“左”的方面向党进攻创造了条件。“联动”用“血统论”批《出身论》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月中旬——三月中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时刻，刘邓王朝面临着总崩溃；这时，他们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赤膊上阵，一手制造了农口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党内走资派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凶相毕露，向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清华大学蒋南翔之流狂叫：“你们造前党委的反造错了，清华是有成绩的，是先进单位。”胡说他“与彭真只有工作关系”，“对陆定一一些方面有抵制”。
　　团中央黑帮分子胡耀邦丧心病狂地提出“申诉”。
　　许多单位的党内走资派利用“亮相”“三结合”等革命口号大搞合二而一大搞反革命复辟。联动也猖狂活动，叫嚣“二十年平反三十年掌权”。各单位的保守势力纷纷抬头。……配合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反革命十字军，猖狂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在中央会议上，刘邓之流贼心不死，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并把它强加于中央文革头上，妄图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翻案。
　　（青海）
　　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昭（原青海省委书记）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操纵保守势力，调动专政工具，包围和冲击已被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围攻革命小将达十天十夜。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之流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逮捕，三百余革命群众，其中包括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惨遭残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惨案。
　　（重庆）
　　李井泉之流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控制了重大“八一五”等一些组织的头头，他们把中央的口号接过去，加以篡改歪曲，大搞反革命的“三结合”。二月八日成立了伪革联会。于是，保守派大翻天，疯狂地向革命派反扑，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重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组打成“反革命”，乱抓乱捕，非法审讯，残酷拷打，实行白色恐怖，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
　　（武汉）
　　陈再道之流将“三钢”等革命组织发表的“二八”声明打成大毒草，继而又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称“二八”声明是香花的为“香花”派，反对它的为“毒草”派，挑拨两派之间的关系。三月二十一日，陈再道抛出了《三二一公告》，把武汉地区最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拥有四十八万战士的“钢工总”取缔了。近二千名革命闯将被捕，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斗、被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湖南）
　　湖南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欺骗中央文革，谎报下情，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长高司”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大批的革命小将被捕入狱，遭毒打、受迫害，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了湖南。
　　（河南）
　　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并操纵“公安公社”等保守组织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派实行了大搜捕、大镇压。他们用飞机撒发传单把“郑大联委”打成非法组织，并狂吠要打倒三八一联。（三八即：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一联即：郑大联委）他们还煽动不明其相的群众到北京揪刘建勋同志，向真正的革命派反攻倒算。
　　（内蒙）
　　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迤伦、王铎之流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并擅自逮捕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三司等革命组织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月五日，他们开枪打死革命小将，制造了“韩木同事件”。接着，大肆逮捕革命群众，企图把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压在阴山之下。
　　（成都）
　　李井泉及其狗老婆组织“产业军”，他们出动飞机散发军委《二一七来信》，利用这一来信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打成反动组织，成千成千地逮捕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万县，在宜宾，在泸定都发生了严重的开枪流血事件。
　　在福建、在新疆、在安徽、在西藏、在东北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无数革命闯将被毒打、被关押、被残害……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月一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贵阳棉纺织厂自下而上的实现联合的好经验，马上决定向全国推广。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势》的社论，指出：“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革命的促进作用。”还指出：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三月二日
　　晚，中央电台广播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连夜赶到中南海门前报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革命小将的巨大关怀。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的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同时，还转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月三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
　　周总理接见化工、水电等部的革命派代表，指出：高扬同志是个好干部，过去搞他是梁膺庸的阴谋。要给高扬同志平反。梁是薄一波的人，是个野心家。
　　下午，国家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在体育馆，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大会”。愤怒声讨荣一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解放前被捕叛党的罪行。
　　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头目王振海等的大会。反革命分子王振海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北京及全国的“临时工”，大量流窜北京，收罗地、富、反、坏、右及社会渣滓进行阶级报复，甚至企图炮打总理和中央文革。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月五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疯狂地进行反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文革×××〔注：戚本禹。——编者注〕接见了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希望你们是团结而不是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战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错误，搞大分裂犯罪。”并要求大家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要以“私”整“私”，而要以“公”整“私”，多作自我批评，把整风搞好。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普遍开展开门整风。各高校之间现了互相欢迎批评进行整风的气象。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互送了“意见箱”。矿院“东方红”开宣传车到北大欢迎“新北大”帮助整风，清华“井冈山”在许多学校贴出大标语，欢迎外校同学帮助清华整风。
　　首都革命派的整风运动在蓬勃地开展着。

　　三月六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文汇报》发表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指出风头主义是目前革命的大联合的危险敌人。“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必须把这个危险的敌人打倒。”社论又指出：搞风头主义的人，是一种个人第一主义，是小团体主义的变种，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社论还指出：“如果我们被风头主义这颗炮弹击中了，就会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恭维声中昏昏然地倒下，或在不知不觉中步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尘，走到一条邪道上去。”

　　三月七日
　　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指示说：“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多病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
　　“所有这些，只要认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三七”指示对加强革命学生组织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团结大多数，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三七”指示体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愈来愈显示了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深远意义。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指出“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③中央文革×××〔注：戚本禹。——编者注〕给被谭震林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农科院“红旗”一封信，指出：该组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正确。给农口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④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三月八日
　　对反革命“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革命口号。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炮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
　　凌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亲临“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当看到联动破坏的标本室时，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完全是土匪。”中央首长一致认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八一”学校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是杨勇等人多年来一手炮制的修正主义温床，什么果园、花园、动物、缝纫厂、还有专门从外国进口的洗衣机装备洗衣房，勾结高岗从东北运来优质木材建造的高级礼堂，调来解放军战士在寒冬腊月抢修起来的标准游泳池等等，应有尽有。全校千余人，其中600人是服务员。里边楼台亭榭，俨然是一个封建贵族式的大观园。高干子女在这里养尊处优。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一”学校出现大批“联动”分子，他们打人行凶，偷盗抢劫，破坏国家财产达百万元以上。学校卫生所被砸烂，木床、桌子都烧作灰烬，图书、标本也被糟蹋，他们养猫玩狗，简直是颓废到极点，罪行累累，举不胜举，令人发指。

　　三月九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同志在刘宁一同志陪同下参观北航。威尔科克斯同志高度评价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热烈赞扬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北航“红旗”战士献给他们的袖章。
　　谢副总理等同志接见了《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宣布《北京日报》十二日以后由解放军接管。并指出，《北京日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

　　三月十日
　　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时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为无产阶革命派彻底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社论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基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簒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这篇社论及时地、深刻地阐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②下午，谢副总理等同志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冈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给革命小将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三月十一日
　　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广大革命干部前进的方向。原北京新市委吴德等三位书记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勇敢地到革命群众中亮相。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欢迎吴德、刘建勋、高扬文三同志向北京市革命群众检查大会”，三位同志向群众亮了相，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并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出来亮相，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三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今天报导了京郊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从而促进了春耕生产的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指挥部》。号召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春耕第一线，“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夺取今年春耕生产的伟大胜利。
　　谢副总理接见中学造反派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也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地“老红卫兵”、“高干子弟”，不然就要上敌人的当，有联动思想的人就是用红卫兵名义搞起来的。他指示中学造反派要向解放军学习，老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是刘邓路线的结果，要区别对待，考验他们，帮助他们。
　　中学普遍开展军训。有些顽固不化的联动分子，抗拒军训，抗拒革命同学对他们的批评和帮助，尤其是“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自以为捞着了稻草，气焰更加嚣张，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革命小将”，毛主席“为我们翻案了”，“老红卫兵站起来了”等又重谈反动血统论的老调，重整旗鼓，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首都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同中学造反派一起，对“联动”猖狂反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之流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三月中旬
　　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北京各革命群众组织，奋起反击谭震林之流掀起的逆流。

　　三月十三日〔注：原文如此。——编者注〕
　　师大“井冈山”战士冲破重重封锁打进水产部，与内部革命造反派配合，使这一死角也沸腾起来了。二月初被逆流冲散的革命组织水产“红旗”等又杀了出来。

　　三月十六日〔注：原文如此。——编者注〕
　　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声讨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代表发言。
　　三月十七日〔注：原文如此，下同。——编者注〕，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声讨的怒吼响彻云霄。
　　三月二十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北京市掀起了声讨谭震林的高潮。农口保谭组织“斗斗批”的头头，农业部办公厅主任，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大发雷霆，扬言要“揪出搞谭震林的后台”。新北大公社也刷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

　　三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对破私立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各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众的最大利益，拿什么作标准呢？就是要看他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三月十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社论。
　　②市委机关革命派召开了“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中央文革×××〔注：戚本禹。——编者注〕曾指出：虽然彭真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帮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③中央文革×××〔注：戚本禹。——编者注〕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讲：“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说“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那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作了调整。

　　三月十七日
　　①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②《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革命的“三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社论指出：“是继续发动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能不能真正实现的一个关键。”“怎样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涉及到两条路斗争的大问题。”
　　③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接见了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一级的干部大都参加了会，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一）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联了，（二）好多部长都要回去工作。总理说，在夺谁的权的问题上开始有些含糊。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有连锁反应。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④市委和北京卫戍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谢副总理说：搞军事接管的有一百零几个工厂（北京有一千七百多个工厂，七十多万工人），需接管的是关键的工厂，搞军事接管的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三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郭加宏的英雄事迹。郭加宏是江苏镇江象山园兰场蚕桑工区的生产队长，他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饰，毫不动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年一月他来北京控告镇江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罪行。一天他看到北京某工地不慎失火，奋不顾身，扑火海，英勇进行抢救，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私才能无畏》，高度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指出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破私立公的结果。

　　三月十九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的时刻，“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同志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主席对农业问题很关心，对农民运动充分评价。他号召到会的贫下中农代表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的双胜利而奋斗！大会一致通过了农代会常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单。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出号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辉典范郭加宏同志学习。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向全国工矿企业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伟大号召，是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很好地同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的人民解放军合作。抓革命，促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红代会通告：
　　（一）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
　　（二）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⑤北京通县宇庄公社翟里大队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揭发了反动富农分子邓庆福污蔑毛主席，破环集体经济，破坏四清成果的罪行，最后，宣布将邓依法逮捕法办。
　　翟里大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一幅缩影。工作队在四清中，抵制了刘邓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旧市委的纵容下，翟里的地富反坏同党内走资派相勾结，大搞四清翻案，大搞打、砸、抢。他们绑架革命干部——翟里的生产队长邓万田同志，并阴谋在二月八日杀害邓万田。邓万田同志和翟里的贫下中、红卫兵小将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中央文革的关怀和广大革命派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卫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三月二十日
　　①毛主席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三月十二日的报告的批示说：“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三月二十一日
　　①总理、富春同志接见了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传达了主席三月四日的指示，并宣布这三个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②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③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谈到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总理说：“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开展。”

　　三月二十二日
　　①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会师，“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总理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首长要求工人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要提高警惕，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康生、江青、谢富治、叶剑英、〔注：原文此处留下约占两到三个名字大小的空格。——编者注〕等同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会，是团结、战斗的大会，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和誓师大会，是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大会。
　　这个大会的召开对推动北京大联合，对建立全市性的联合权力机构，对“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②《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③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三月二十三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靠山。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真正成为革命“三结合”的强大支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社论号召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充分运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武器，认清敌我，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干部，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而奋斗！
　　②凌晨，总理、李富春、余秋里等同志接见石油部、大庆、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总理讲，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总理指出，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③中央文革戚本禹给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外国人大卫、库喜的大字报，对革命造反派掌权以后出现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批评）
　　④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最近北京旧市委的一些黑帮爪牙在蠢蠢欲动。市内发现反动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其作者是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发现后，卫戍区将冀扣留，谢副总理给城建总部打电话指：“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要马上写个声明发出去！”这说明旧市委的黑帮爪牙在蠢蠢欲动。

　　三月二十四日
　　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驱散了青海高原的阴云，青海的革命造反派重新见到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于三月二十一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了批示。根据主席和林总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今天作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说，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军权，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将与此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下年，高教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会上对死不回头的前高教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进行了批判斗争。

　　三月二十五日
　　①迅雷滚滚，海涛澎湃，革命大联合的洪流势不可描。继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召开之后，首都几十万革命小将在伟大统帅毛主席身边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了！今天，在雄伟壮丽的大会堂，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到会祝贺。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要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校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月二十七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做出决定，指出安微“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和革命干部，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指示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过来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和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中央指示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对被打成反革命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予以释放，予以平反。
　　②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原新市委、市人委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谢富治、吴德同志出席。吴德同志在会上指出，新市委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没有彻底砸烂旧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决定原新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市委党校，彻底肃清刘邓和彭、罗、陆、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③作协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斗争作协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扬黑帮干将，作协“裴多菲俱乐部”黑掌柜刘白羽。刘白羽最近跳了出来，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遭到革命群众的迎头痛击！

　　三月二十八日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在晚间接见了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总理在讲话中说：“这次夺权是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总理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再长一些时间看出个结果。”

　　三月中下旬
　　党中央工作会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进行生死的博斗。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会议宣判了刘邓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刘邓黑司令部的死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指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还指出“《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同时，还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伟大领袖毛主席自批发了这一调查报告。毛主席说：“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晩上中央台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的嘴脸。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宣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