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是我父母婚姻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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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中国女人里个子算高的，体格像奥运排球选手。她身长脸宽，深粉色的扑粉突出了她的颧骨。
“农民长相，”我母亲曾说，“不美，漂亮都算不上！”
父亲不这么看。
25年前，他为这个女人离开了母亲，她是他系里的研究生——比他小30多岁。
她成了他的妻子（我永远不会管她叫继母）。他的房子成了他们的房子。虽然现在，感觉上那更像是她的房子，里面有她的小摆设、塑料拖鞋和成堆要批改的论文。我不再管这些偶尔的周末之旅叫回家，那暗含着温情与欢迎，我说探望，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东西。
最近一趟探望中，她为他做了亚麻籽和扁桃仁燕麦粥，然后一勺一勺喂他。在吃东西的间隙，他咕哝着。他的声音里常夹杂着怒气，不过那天早晨的困惑似乎是良性的。
“看看谁来了，”她说。
我招呼我的两个孩子过来，他们局促地凑上前。“嗨，公公，”6岁那个说，父亲睁开了眼睛。
“嗨，爸，我们来了！”我说。
“啊，嗨，嗨！”他像只小狗一样兴奋地点着头，从厚厚的毯子下面伸出一只手来。孩子们笑了。他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25年前，父亲是一个理论物理学教授，思维敏捷，魅力四射。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他注意到她坐在前排听讲，总是在问最切题的问题？还是她会在办公时间去找他，开始有些犹豫，叫一名同学陪着，后来就自己去？他是受欲望指使的花花公子吗，还是说，他们之间是循序渐进的亲密关系，由对高温超导的共同迷恋所激发？是谁主动的？
鉴于权力的差异，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操纵的一方，但母亲从不这么看。
“她从大陆来到这个国家；她当然想要他的钱！”她过去常这么说。“绿卡。拜金女。你爸太傻，只知道物理！”
那时候，我出于忠诚站在了母亲一边。我当然会这么做。无论是作为女儿，作为一名年轻女性，还是作为女性主义者。我母亲很坚强，但这事很伤。
父亲的妻子接着喂他燕麦粥。我坐在他脚旁。她用一种响亮、上扬的语气说话，不朝我这边看。这些年来，她从没寻求过帮助，没理会我主动提供的很多帮助，现在我们陷入一种为难的境地，我不主动还少些尴尬，不过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更主动。
母亲已不在世，但我依然能听到她说：“第三者”。
我不怪父亲。他是不满足的。我始终无法理解父母的婚姻：她唠叨、他吼叫、他们吵架、她不理不睬。
记得小时候，我看着他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转圈。“你又在工作吗？”我会这么问。“没错，”他咧嘴一笑说道。他喜欢别人觉得他在工作。教我们数学时，他会让我们坐在他膝盖上，说谷仓前的空地上有18条腿和6个头，让我们算算有多少只鸡和多少只猪。
我也不能怪母亲。她是个务实的女人，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养活着三个孩子，载着我们去上体操、游泳和钢琴课，总在拿她那把亮闪闪的剁肉刀在厨房里切切剁剁，旁边炉子上煨着骨汤。
我想，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母亲从未期待过一种幸福或有成就感的生活；父亲却在期待。
中年危机，我们这样想（虽然他已年近六旬）。长久不了的。而且，呃（她才20来岁，和我一般大）。如今父亲会被看作是猎色者吗？90年代的时候，人们窃窃私语、偷笑、眼睛滴溜溜地转。放在今天，他无疑会面临谴责。而她，就算不是贪图绿卡的淘金女，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幼稚、好骗、没头脑的年轻女子。而今，也许会有人护着她，让她不被自己的愚蠢伤到。
多年以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慢慢变差。起初是健忘、呆滞、语无伦次、容易原谅。接着是重复、循环说同一段话，先是几天、再是几小时、然后几分钟、几秒钟。一天早上，在开车去学校的路上，他在走了40多年的路上迷了路。一名好心的本科生发现他神色慌张，把他送到了办公室。“心不在焉的教授”这个概念，多了一层灰暗的新含义。
还有一次，他慌张地打电话给我。“我在忙物理的事，突然觉得迷迷糊糊，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女儿，你在听吗？如果失去理智，我不想活下去。”
他开始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像所有父亲一样，父亲理应是坚不可摧的。
不过他的病情恶化因得这些一成不变的周末来访有所缓和。我们有固定仪式：中式自助餐（她会自带茶叶），晚餐吃红龙虾（他会点海鲜牛排套餐），60英寸的电视不停地放着中国肥皂剧或CNN。
我们会在他们的城郊住宅区人行道上散步——起先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婴儿车里推着一个孩子；接着他紧紧抓着她的胳膊，孩子在前面跑；之后我们其中一人推着他的轮椅，他的膝盖上盖着毯子。如今到了83岁，他几乎完全不出门。他走路、小便或吃饭都不能自理。她让他坐在窗边，太阳好的时候拉起窗帘。
她对孩子们和善而热情。但她不问他们在学校怎样或者有什么活动，也不问我们的暑假计划。我试着跟她交流：“这学期你教几门课？”“天气冷吗？”“他胃口怎么样？”
她彬彬有礼，但始终出言谨慎。也许是文化的原因，但也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女儿。
是这样：她看起来并不愤恨。是的，有些疲惫。有时她的声音会变细，甚至尖锐。
我能听到母亲的警告：“你小心被她骗了。”
但当她伸手整理父亲的棒球帽、灰色羊毛袜或者他脸上的墨镜时，动作始终有一种温柔。他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她的身体触碰着他的身体。
她可以把他送进护理机构，雇一个全职护士，一大群家庭健康助理。
她没有这么做。
有时候我会偷窥。即使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她也会握着他的手。
他们曾经共同撰写学术论文，在床上一边吃开心果一边讨论政治，一起看《单身汉》(The Bachelor)的前几季。有一次，他们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吃粤式点心，然后坐飞机去亚洲参加同学会。她的智慧、好奇心和迷人的感觉和他很般配，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始终难以接受。
她不可能知道他最后会变成这样。
大约晚饭时间，8岁的儿子叫我一起去吃中式自助餐，“和平时一样。”
总有一天，“和平时一样”会告终，这一天会来得很快。
把父亲抬上车是件很麻烦的事，然而她有一套娴熟的方法：右脚放这里，左手放那里，抬头，当心头！很好，座位在这儿，放松。
在他放松下来之前，她的身体承受着他的每一分重量。
我意识到，她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失去了太多。他瘦得皮包骨头。她的力量变得很重要，一种实际的优势。我一直在想：他的选择是多么明智。我真幸运。如果不是她，那就是我，但作为一个照护者，我没有她那样优雅。
“好久不见！”中式自助餐厅老板说。
他戴着一件毛巾布围嘴。她在他的盘子里装满排骨和生姜牛肉，替他咬开帝王蟹腿。一个小时后，回到家里，她把剩菜喂给他吃。
“还饿吗，爸？”我拍了拍他的头。
“他胃口很好，”她说，我们都笑了，仿佛他是个刚把奶瓶喝空的婴儿。当我们收拾碗碟时，他又开始咕哝：“啊，出去！”他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因为他的恼怒而变得紧张起来。失智症患者很少心存感激。但她本可以逃开。
她没有。她不会。
“张大嘴，”她说着，用牙线给他剔牙。
我想知道人们现在怎么看他们。但社会的成见和观点并不重要。他们从来没有在乎过。
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多么可鄙或不雅，但它教会了我：不要急于下结论。
她有担当，骄傲，坚强。无论是好是坏，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无可否认，这就是爱。（对不起，妈。）
这就是爱，夫妻如战友，值得尊重、敬佩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