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致中间阶层缺失 成社会不稳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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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会产生何种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在2010年多起校园血案接连发生后，《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崔宇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金字塔”型社会：强化阶层意识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经济学家赵海均曾提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过去的国企改制、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已经为中国制造了3亿以上的弱势群体，使中国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而是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构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对贫困群体较为庞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成为典型“社会病”的农村空巢和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有关。他回忆起，今年2月6号晚央视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不到六岁的贵州小孩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当晚舞台上见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与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让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时长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连续多年扩大，而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对媒体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人均消费比例来衡量，中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可能更加明显。
　　社会阶层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状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相比国家决策层将国内阶层按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低、扩中、控高”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则发展出了多种描述阶层分化的观点，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论”、李强教授的“四利益集团论”等等；而传播较广的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理论，则强调各阶层之间的非连续性，不仅在财产意义上，也在生活结构、消费、文化等各个意义上存在。这种“断裂”中潜藏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