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骨头到贼骨头 中国舆论机器难担改革重任

wenbo

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在11月9日召开。外界相信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将告诉世界他要走什么样的路；他的宏大“顶层设计”改革实质是什么；他要如何带领中国再来进行一场开放式的大改革。如今的中共正在最高领导人的力推下进行一场更具实质的党内整风，通过重走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等方式开启中共的主动救赎与提升，但这场整风的决心与效果尚是未知数；总理李克强的国务院，正在推动另一场革新。他在主导着社会、政府、市场三者的资源重配与大转型，这场大改革直接触碰中国的权贵集团，以及纸醉金迷的社会戾气。这是一场硬碰硬，又颇具勇气与技巧的政治任务。

毫无疑问，面对新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以及党内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共新的领导层正在略显被动中迎接着一场全面大改革。这场大改革触及的广度与深度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道路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无论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二次改革如何进行，一场犹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后的大辩论在所难免，倡导改革的舆论吸引力与思辨力度，以及所能营造的改革氛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被广为诟病的中共舆论宣传体系，不可避免要扮演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搞改革自然也离不了笔杆子。曾经是中共引以为豪、红旗招展的宣传硬骨头，如今正散发出浓重的陈腐气息，其语言体系依旧停留在毛邓时期，甚至阶级斗争的味道还不时飘过。笔杆子不但显露出“钝化”的趋势，更为可怕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这支硬挺挺的旗杆在墨守成规中被金钱腐蚀得更为严重，斑斑锈迹甚至呈现出浓重的“黑渍”。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以现在中共这架宣传机器的老化程度与重重黑幕，即便添加再多的润滑剂，也难以担起时代改革的重担。以当下这架机器的教条化的运转惯性，陈旧的话语体系，保守的工作模式，匮乏的理论创新，黑社会性质的业态环境……几乎注定这架机器未战先败，更不用说借助舆论力量倒逼各项改革的推进。

舆论体系的彻底革新对中共推进各项改革首当其冲，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改革最核心内容之一，决定全面改革的成败。严厉整治和打击媒体的黑社会化，彻底改变媒体的业态环境应被摆在舆论体系改革的前列。在最近的《新快报》事件中，由抨击“公权力干涉新闻监督”峰回路转到声讨“媒体的黑社会化”并不令人意外。在中国媒体圈，除了拿“红包”发表“正面报道”之外，记者编辑们也收受“封口费”不发表“负面报道”，这些现象由过去隐藏在台下形成所谓的潜规则，到如今已经赤裸裸拿到台面上公开讨价还价。更为恶劣的是，某些媒体文人们按照黑社会的模式，打造着一个个“黑金圈子”。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黑社会分子大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容易冲动。但对于头脑发达，目的简单，做事缜密的媒体文人而言，他们一旦也结成了以非法获取金钱为目的的组织，其危害性更甚，他们的不少行为甚至会动摇国本。现在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原本颇具风骨的文人，在现在的媒体圈里已徒生出颇多“贼骨头”，这些贼骨头又拼装成“威力四射”的大小集合体。而他们的绝大多数行为和目的都开始具有典型的黑社会特征。

这些涉黑的媒体圈，大都是通过威胁、贿赂、引诱、逼迫等手法，让对方不得不参与到“赚取巨额金钱”的游戏之中，他们热衷于这种需要智慧对抗的游戏，不仅刺激有趣，更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玩得好，甚至能充当部分官员与利益方的保护伞，打通各种关节，自己居中长期牟利；玩得不好，在这样一种扭曲的业态圈内，几乎不会被同仁们所揭发，只当是积累了生存经验。媒体中，通过各类游戏也形成了主要按照领域划分的一个个小圈子，比如从事时政或社会报道的小圈子，但更多圈子出现在经济领域。财经媒体中可以划分的小圈子举不胜举，比如金融圈、基金圈、钢铁圈、家电圈等等，在这些小圈子中，他们不仅交流信息，更重要的是沟通“发财”之道。他们也会按照从业资历、人际脉络等形成自己圈中的大佬、骨干、小兵（参与具体行动者）等不同角色，逐步有了相当的组织活动能力，往往越是触及到直接违法的重要活动，这种组织的运行就会更加缜密。这次涉事的《新快报》年轻记者陈永洲在10月30日被正式批捕，但他很可能在案件中仅仅扮演一个小兵，背后到底会涉及到哪些人或机构，他在其中到底如何被利用等谜团，现在官方都没有进一步的披露。

《新快报》与陈永洲在中国整个大媒体圈中，其实都是小角色，比他们更黑、更隐蔽的“大鬼”比比皆是，他们大都“隐藏”在国家级（俗称央级）官媒党报中，毕竟这些“权威”至上的庞然大物，平台更高，影响更大，各类贪官与利益方都想着利用和巴结他们，当然也“惧怕”这种机构里的人。在《新快报》出事后，据说在北京媒体圈的一次私人聚会中，这些光鲜照人的老资格媒体人一致对《新快报》嗤之以鼻、予以声讨——声讨他们这种小打小闹的行为会威胁到整个大圈圈的安危，声讨做这种“讹钱”的事对火候的掌握太过小儿科，也不知进退之道，更不懂得消证灭据，当然也责怪陈永洲就这么轻易地招供。即便如此，《新快报》事件事实上造成了敲诈勒索，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罪责；他们虽然没有聚众斗殴，但通过笔杆子连续攻击，一次次地当众“强奸”对方，这比聚众斗殴本身更为恶劣，玩的可尽是阴招。

曾在《经济观察报》供职的王克勤曾在一次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表示，“大多数的中国记者生活工作在灰色地带，甚至是黑色地带。要是我揭出所有的事，我在中国就没法生存了”。王当时表示，在中国，新闻记者的薪酬并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买豪华汽车、住别墅呢？因为他们用报道与官员、商人做交易。他们有很多灰色和黑色收入。

当然，中国媒体今天的乱象与它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新增了数千种报纸杂志，除了采编权被政府严格控制着，其余绝大部分业务都被推向了市场。就如同医疗与教育改革一样，并没有考虑到某些行业的特殊性，推向市场后的结果是水土不服，不伦不类，公益性和商业活动被混淆与颠倒。媒体要从市场化中生存，就意味着从封面到封底，所有东西都可以卖，收入可怜的记者被允许利用他们的职位获得额外收入。中国的记者们说，有时候，新闻机构在偏远城市设立“分部”不是为了采集新闻，而是为了敛财。更有一批深谙此道的人担任了“新闻掮客”的角色，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为企业、官员与媒体牵线搭桥，甚至会利用这种平台与职业，公然屏蔽一些他们所想要屏蔽的负面信息。在他们眼里，已经没有“新闻主义”了，他们的价值观多元甚至混乱，“金钱至上”、“利益至上”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商人或政客。实际上，中国的很多记者实际上已经与一些官员、商人称兄道弟，他们自己就亦官亦商。那些央级的官媒党刊还在利用特有的渠道，把向中央领导汇报信息的“清样”、“内参”变成商品，获取暴利。公器变私器，在中国媒体中成为常态。

正如此前多维新闻所分析的那样，《新快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发“请放人”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绑架社会”、“误导舆论”，更是一起彻彻底底违反职业操守的“公器私用”、“挑战社会认知”的行为。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接受的媒体行为，更何况在中国社会存在如此之多问题与矛盾的时候。要承认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大量官场腐败、官商勾结、阶层分化等种种现实，但这绝不能当做记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借口。民众不能容忍官员一边道貌岸然讲着公正廉洁一边大肆腐败，同样也难以容忍媒体在高呼“自由”和“监督”的同时大收黑钱。

无论大陆的新闻从业者是否愿意承认，中国新闻界蔓延着“黑金文化”、“贿赂文化”。如今大陆的媒体圈也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合。它具有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进行职业犯罪活动。无论是从各种公司新闻发布会上收受礼品的记者，到销售晚间新闻中的黄金时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胁进行敲诈的记者，媒体人的腐败从内部队伍中吞噬了本来就饱受批评的职业道德。利益和金钱的交换随处可见，尤其是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用资本的方式表现的时候，对于媒体的侵蚀更加残酷凶猛和隐秘。抵抗政商软文也好，压力也好，这是整个媒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前线记者可以做到，如果整个业界的生态不改变，只会让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从业人员无奈离开，因为恪守本分，也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

中国媒体今天所遇到的道德困境，不仅仅是《新快报》事件所反映出的记者收黑钱、媒体利用公器绑架舆论，更遍布着官媒粉饰太平，市场化媒体利益至上，记者大收红包、钱稿交易、无良删帖等种种恶行更是成为一种被默认的潜规则。本该监督社会的“扒粪者”（指揭露社会不公和腐败的新闻记者），自己身上遍布着污秽之物，中国媒体圈已被感觉受到欺骗的网民形容为一场“只盯着别人屁股上有屎，而不顾自己吃相的海天盛宴”。

有许多评论戏称，中国媒体的从业者们主要在做着两项工作，一项是绞尽脑汁写着歌颂党和政府的八股腐文，一项是苦思冥想琢磨着如何透过职务获取更多的金钱。既想着如何立好牌坊，又正在当着厚颜无耻的婊子，中国许多媒体人的确达到了这种“境界”。当媒体越来越不被民众信任，记者编辑们喊着中共宣传部门管理太苛刻的时候，其实自己本身深陷黑幕之中也是核心缘由。

中国的媒体管理部门只注重“伟光正”（网络词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简写）的报道，新闻的政治性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对记者队伍的管理几乎没有像样的规则，甚至是管理错位。这样的局面实际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危险对改革会造成直接的伤害。因此，当习近平公布他二次改革路线图后，中国这根正在塌陷的笔杆子究竟能做什么？常在河边走的媒体圈，脚上早就沾满了各种淤泥，他们还能否走得动？在这种利益至上的“黑金文化”中，媒体圈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不会令人奇怪，因为他们会拿着利益集团的大把钞票，为其摇旗呐喊，鞠躬尽瘁。最终扰乱的只能是国家和民众改革的统一思想，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无休止、无方向的争吵声中。



(王雅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