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后首获最高检报告 人大不做“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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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2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时隔24年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贿工作报告。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变化或许已经与“六四事件”无关，而是中国法治化运作的回归正轨，而且突显出人大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外，这也证实了之前外界有关中国“两高”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中与地方政府脱离的传言。至此，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司法系统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先声，以“司法公开”和“司法独立”为突破口和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转入了“治本”阶段。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或许将为这场司法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司法改革疾步快进

据中国媒体报道，最高检在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据悉，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最高检时隔24年再次就该项工作向全国人大作报告。因为24年前“六四事件”的产生便与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密切相关，在“六四”之后，最高检取消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的变动，虽然偏离了正轨，且涉嫌违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又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出于稳定政局的考虑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因此，此番最高检再次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不应被理解为改革，而是偏离正轨后的程序回归。在此过程中，全国人大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得以凸显。

在此之前，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法院和检察院将与地方政府脱离关系，受中央垂直领导。而此番最高检的动作也进一步证实了该消息的可能性。实际上，与最高检相比，最高法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分量更重，近期的动作也更多。

仅以10月份为例，10月1日，最高法开始施行“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即法院将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10月12日，最高法刑三庭庭长戴长林表示，各级法院应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更加重视实物证据的运用；10月14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机制；10月19日最高法宣称，将出台指导性案例适用细责，用以统一和约束各地法官审判行为，且已成稿；10月20日，最高法对外表示，正在积极推进三大信息平台（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其中的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已有五年时间表。

值得关注的是，10月22日，周强提出将推进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即在2至3年内将其数量增至20万左右。此举意味着官方为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进司法审判程序、监督司法工作提供了条件。这种公开的形式不仅将有利于落实公民的监督权利，普及法治思想，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倒逼司法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对于司法系统争取自身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也有莫大的好处。另外，短期内新增20万陪审员的计划也体现了主政者一定的政治魄力。

政法系统或握有“尚方宝剑”

不久前，曾担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中顾委委员的郑天翔去世后，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及现任政治局常委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悉数前往默哀或表示慰问。虽然郑天翔的政治地位更多地是来自于中顾委委员的身份，但是他能够成为中顾委委员，并且在死后得到新旧领导集体的一致悼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工作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

另外，统领公检法工作的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近日在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作出批评指出，要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和保障人权相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表述因应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司法改革方面的指示，也为中国司法体系改革提出了现实目标。

观察人士表示，近期中国司法界紧锣密鼓的一系列动作，表明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政治高层顶层设计中的重要议题。而具体操持这项改革工作的孟建柱、周强、曹建明等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较为顺畅地推行这些改革举措，极有可能是得到来自高层的支持，并因此拥有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对于孟周曹来说，这无异于拥有了一把切割“利益固化藩篱”甚至是能够“壮士断腕”的“尚方宝剑”。

“公开”、“独立”成司法改革核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层次发展和一系列矛盾问题的不断涌现，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日益紧迫，也成为中国政治高层顶层设计中的刻不容缓的议题。在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习近平、李克强等新领导集体依次就位，孟建柱接替周永康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强接替王胜俊任最高法院长，被各界寄予厚望的司法体制深层次改革也正式起步。

据悉，新司法团队就职早期，各级法院集中平反了一系列持续时间已久、引起外界广泛争议和怨怼的冤假错案。尽管此举受到许多专业人士对其迟滞实质性司法改革做法的质疑，但客观上也在短时间内为新司法团队赢得了民间信任和较为良好的开局。

其后，司法公开成为中国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习近平在2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主持政法系统工作的孟建柱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等人随即回应称要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曹建明在此次向人大作报告时表示，将深化检务公开，及时公布重大案件办理情况。而周强则已着手进行了多个公开庭审案例，其中又以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公审为代表。虽然薄熙来的公审多被认为夹杂着一定的来自高层的政治因素，但也在客观上体现了中国执政团体推进司法公开和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

分析人士多认为，中国司法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与之相关的一套体制性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的办公经费以及人员工资都是由当地政府财政局下拨，检察院、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当地的党委组织部、政府下面的人事局负责。也就是说，地方党政机关牢牢把握住了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司法机关被迫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不仅难以做到独立依法审判，反而容易成为其谋求私利的工具或同伙。因此，从体制层面破除地方对公检法系统的控制和影响，保持司法程序的独立，才是破解中国法治顽疾、让民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治本之策。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表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而此前也有消息对多维新闻表示，中国法院和检察院将与地方政府脱离关系，受中央垂直领导。由此番最高检时隔24年向全国人大作报告的迹象可见，这里的“中央”可能具体是指全国人大。如果此项改革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以实现，应当是中国法治建设征程中的一大利好。


(麦垛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