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领导层的无解难题：最高继承权危机

rave

　　海内外瞩目的薄熙来案尘埃落定，但是薄熙来案所揭示出来的中共及中国社会深层次问题，仍然不断吸引着各界人士的思考和探讨，其中之一就是有关中共高层正在面临的继承危机问题。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着名学者对中共继承危机问题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张鸣的评论称：“薄案之所以出现，固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是一个契机，但即使没有这个过于戏剧化的事件，薄熙来现象或者说薄熙来事件，其实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没有人会否认，所谓的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熙来现象，带有浓重的表演性质，薄熙来通过媒体的运作，把自己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特别耀眼和有争议的政治明星，而争议本身，恰好能最大限度地博人眼球。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领导模式，在此前中共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薄熙来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要搏一把，以一种速成和非常规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料定，中共十八大薄熙来肯定会入常，甚至还有人预料他会进一步谋取大位。这样的猜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此番换届之前，中共就已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继承危机”

　　张鸣被视为中国着名的中生代自由派学者之一，现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薄熙来事件，他有深刻的观察。他认为：“实际上，作为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在权力上依旧是一个帝制的结构。但尴尬的是，这个国家却无法按照帝制那样实行权力交接。单一血缘家族的权力传递，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只能依靠权威指定。”“在毛的时代，接班人凡三易其主，每次都伴随着动荡。邓时代，也是三易其主，同样伴随着政治动荡。其动荡幅度，甚至比毛时代还要大。”。

　　张鸣分析称：“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进入后威权时代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呈现出权威递减的现象。严格地说，邓以后就没有全党认可的权威了。可以说，胡锦涛是中共权威指定的最后一任领导人，胡以后的继承问题，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靠几个大佬协商，然后权威指定，实际上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换言之，中共的继承问题，有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显然，中共十七大以后，这样的危机并没有缓解。在整体缺乏权威的情况下，预先确定接班人，以‘预立太子’的方式息争，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服气。所以，我们看到，薄熙来横空出世了。”

　　张鸣接着分析称：“在当时，党内党外的许多人，其实是看好这种以‘政绩’搏大位之举的。一方面，中国多年的高速发展，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官僚机构尾大不掉，以及民生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寄希望于政治改革。但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貌似不需要政改，只消以毛氏的铁腕统治和运动式治理，再加上一点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假象。在重庆，虽然没有文革式的大民主，但实在存在着官不聊生的现象。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重庆的民生问题，也的确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一时间，重庆模式在中共党内甚至民间具有很高的声誉。另一方面，没有权威的权威指定接班人方式，的确问题多多。人们也厌倦了以往四平八稳，满嘴官话的领导方式，薄熙来这种全新的、张扬和个性化的风格，很让人们向往。”

　　张鸣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薄熙来现象被中止了。但是，这个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共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并不会因为最高层位置的确定而宣告结束；内部的纷争和动荡，还在发酵。中共十八大之后令人反常的持续高压维稳，最大的可能是高层的问题。跟当年审判四人帮不同，此番审理薄案，政治问题完全被抛开。但是，薄案留下的政治问题，却作为隐患依旧存在。今后的中共政权，无论乐意与否，都必须得正视这个问题。”（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135

中共自欺欺人到极点，只要自己的权力能得到暂时的延长便不惜引鸩止渴，甚至即使将整个民族引入万劫不覆也不管不顾。环顾世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不二选择，但中共就是跟吃了迷幻药一样非要走绝路。

shn888

恢复帝制，在封建的主体中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的任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