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情感和婚姻的相关话题时,他写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的一位名叫冯玉详的军人,冯玉详结婚时问妻子:“你为什么嫁给我。”
妻子简短地回答:“是上帝派我来管理你的。”
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听上去会让人觉得这位妻子霸道又强势,往后可能会将冯玉祥管理得服服帖帖。再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对她的佩服更多一分。
在当时,女性普遍没有社会地位,连婚姻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更别提如今的独立了,所以这位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值得赞叹的。
但是仔细想想,妻子凌驾于自己的丈夫之上,认为结婚就是为了管理男人,真的是一段好的夫妻关系吗?刚好相反。
如果女人认为结婚就是为了管理男人,那么这样的理念,无疑是对于女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贬低,因为其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男人的存在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女人的存在,则是为了征服男人。
如此一来,便造成了根源上的不平等,这样的关系无疑是畸形的,立不住脚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夫妻双方只有处于平等的位置上,才能以同等的姿态去看待对方,仰视或者俯视,都会导致一段感情的失衡。
一旦失衡,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无法自洽。
弱的一方注定会受很多委屈,而且无法反抗,因为她不具备感情里的主导权;而强的一方,则会变本加厉地凌驾于弱方之上,且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女性的思想在解放以前,没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基本属于“以夫为天”的状态。男人若写了一封休书,女人这辈子也就完了。正因如此,她们无法活出自我,只能一味地卑躬屈膝,被压抑,甚至是被奴役。
这不是好的夫妻关系,这是畸形的夫妻关系。时代发展到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解放了,革新了,女性拥有更多的主导权,会以平等的姿态站在男人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最好的夫妻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在贾平凹先生看来,冯玉祥和妻子的婚姻无疑是反面例子,因为他们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所以好的夫妻关系首先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平等。
一:彼此平等,且彼此尊重,不会试图凌驾于另一方之上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告诉我们,女性在感情里保持独立、自由和平等有多么重要,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孤儿,从小受尽了欺凌,但她并没有因此而磨灭自己的意志,而是变得越发坚韧。
在桑菲尔德当家庭教师期间,她和自己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相爱了,这是一段跨越阶级的恋爱,两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等,全都不匹配。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简·爱高攀了,毕竟她一无所有,贫穷、渺小、瘦弱、不值一提,如果嫁给了罗切斯特,阶级发生了变化,命运也由此改变。
然而,简·爱并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她始终以平等的姿态看待两人之间的感情,正是她的这种高度的自尊,让罗切斯特先生自惭形秽,越发得被她吸引。
一段好的爱情,一定是彼此平等且彼此平等的,如果一方试图凌驾于另一方之上,那么这不是爱,这种征服欲,已经让爱变了性质。
二:彼此包容,愿意适当地妥协,但会守住自己的底线
恋爱的时候,我们看待对方是带有滤镜的,总会不自觉地美化对方,觉得对方哪哪都好。但真的结婚了才发现,人无完人,他也有很多缺点是自己不曾发觉的。这时候的理解和包容就变得极其重要了。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无疑是一个反面例子,男主人公方鸿渐和女主人孙柔嘉,经常因为很多事发生矛盾和争吵,他们互不相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婚姻经营的鸡飞狗跳。
他们告诉我们:婚姻里如果没有包容,即便是一件很小的事,也会产生大的矛盾。人和人是不同的,理解并包容对方和自己的不同,才能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适当地做出妥协是爱的表现,只要守住底线,做出妥协只会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三:彼此深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愿意同甘苦共患难
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是我觉得最好的夫妻关系,他们志同道合,势均力敌,相知相爱相守整整一生。
钱钟书在写《围城》的时候,杨绛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甘愿推掉工作做起了“灶下婢”,做家务、劈柴、做饭、洗衣等,吃了很多苦,但她心甘情愿,这一切是处于对于丈夫的爱。
她说:“我爱丈夫,胜过爱我自己,我了解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牺牲我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最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只有彼此深爱,才会甘愿为了对方做出牺牲,才能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抵御风雨。
好的夫妻关系离不开平等、包容和感情,只有三者全都具备,才能抵得住细水长流,保持源源不断的新鲜感,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起来。
贾平凹的散文简单、清晰、明了又不失深刻,他总能用很短的句子,告诉我们深刻的道理。无论是爱情、婚姻、家庭、还是人生和理想等,都有极其独到的见解,细品他的书,我们能活得更加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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