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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本质 张道真 一、文化的起源与本质 文化反映了人类和宇宙、自然的关系，说文化的起源就不得不说到人类的起源。而说到人类的起源就必须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阴阳学说开始。 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皆分为阴阳，阴阳之间存在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互根、转换、交变与平衡和谐的辩证关系，现代的阴阳根本律则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将阴阳发展为两种物质，揭示了现代哲学所争论不休的物质和意识、存在与精神所谓心物关系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其三大特征： （1）、阳性物质是实存在，呈显性征状，用肉眼或借助仪器可以看到，占有空间；阴性物质是虚存在，呈隐性征状，借助仪器都看不到，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 （2）、阳性物质的实存在方式是粒子或粒子的组合态，无论怎么分解或分割，都仍然是粒子态；阴性物质的虚存在方式是波或波群。 （3）、阳性物质运行的速度上限是光速；阴性物质运行的速度下限是光速。速度的差异是阴阳两大类物质的重要区别，光速则是两大类物质的临界点。能把握住这个临界点，就能把握阴阳的转化。 还需要说明的是： （1）、阴性物质运行速度很高，其能量远超阳性物质，其突出表现就是如同电磁波、光波一样的能量，故阴性物质可以决定和把握阳性物质。 （2）、阴性物质在古代被称为神、魂魄、灵魂、心、识、天使、圣灵，在现代则被称为精神、意识、心灵、超心理、超验、外星人。 二者转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人为的转化，一种是自然转化；既包括阴阳物质的转化，又包括事物阴阳性质的转化。 人类是以阳性物质为主的高级生命，最初由阴阳转化而来，即以阴性物质为主的超高级生命从高维层而来，真理也同样是从高维而来，所以必然包含着能够和高维沟通的宗教与信仰，从而形成了人类如何以高维为依存的两种文化方式或方法： 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和蕴含的内求法，即“从人——多神”的过程； 一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和蕴含的外求法，即从“一神——人”的过程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差异呢？首先两种文化都相信有神，也都相信人是从神那里来。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东方文化认为宇宙高维生命也就是“神”是多元多层次的，是他们“转化”成为了人（如佛教认为人是从光音天下来的），所以人可以成“神”从而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是“从人——多神”，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多神”并不是多神教里的众神崇拜，而是特指向上修炼的维层和阶梯。西方文化则认为“神”是唯一的，特指上帝或真主。是“神”创造了宇宙也造了人，人就是人，人可以回到天堂成为天使但不可能成为上帝或真主，人只有接受“神”的恩典或顺从神；所以，是“从一神——人”，这里的“一神”并不等同于一般的高维层和生命，而是和东方文化中的“道”有相似的意趣。 （一）、内求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文化及印度文化都是以内求为主的文化。内求法是人类追求、走向、进入高维的方法和途径，因为相信人来自神，所以认为通过一定方法还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成为神。我们简称之为“从人——神”；它之所以称为内求，是因为从本质的、修炼的角度讲，它是炼阴化阳，炼阴就是向着高维层——神的方向，对人体来讲就是向内修炼阴性物质提高速度，提高能量，提高维层，从而有足够的能量把阳性物质逐步逆炼归原，恢复还原至阳性物质最基本的粒子态，生命由以阳性物质为主的高级生命——人提升到以阴性物质为主的超高级生命——神仙佛道，成仙得道，成佛做祖。 必须提出的是，在未经过升华的以阳性物质为主的生命之阴性部分，并不是运行速度下限为光速、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的高级状态的阴性物质，也就是并非相对独立的阴性物质，因其在阴阳组合生命状态中，仍然受阳性身体和阳性思维的过多限制和束缚。所以必须通过一定方式的修炼来提高速度进而得以升华，而炼阴——提高阴性物质的速度的根本方式是利他（见《天华文化解脱观》）。 通过不断炼阴，阴性物质的速度、能量和维层在不断提高，从气——能——光——神，其占有性越来越小，充满性越来越来大，当阴性物质的速度达到光速以上，至此，阴性物质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其运行的速度下限为光速，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占有性就是自我性，随着阴性物质的速度不断提高，占有性越来越小，那么自我性就越来越低，直至降到最低，接近了“无”的状态，这就是修炼中强调的最高境界——无我。 利他——提高阴性物质速度的同时也就降低了自我。降低自我，就会自觉的约束自己，修正自我，淡化自身的各种欲望或需求，逐步消除利己思想和行为，从而由先利己后利他提高到到先利他后利己，直至舍己为他，完成生命层次的飞跃。表现在修炼个体上是：直觉，感性，崇拜神，同情，出世，节欲至禁欲，守戒律消除个性；折射或影响到非修炼个体则会出现逃避，有限同情心，实用主义，造神，角色化，无独立性甚至奴性。反映在社会上即是强调利他的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性善论，淡化自我的集体主义，直至漠视个性的爱国主义、主权主义、党性，文化上注重整体、大一统，模糊主义，偏于集权。 “从人——多神”，由于以提高生命层次为根本目的，所以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从人——多神”，因各人慧根、机缘不同，故人各有志人各有路，个体性强，多元化，而且这种修的方式不是人人都能成就，所以社会性不够；还具有一定的出世性，不可能是完全的社会行为。所以一旦被利用裹挟变质成为一元化的整体性的完全社会行为，社会往往因造神而走向极端——就像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强烈出世倾向的内求修炼如果从个体性走向社会性，必须有相对社会性的文化相衔接，如中国出世性的佛家道家和入世性的儒家结合。否则，如果教权大于皇权社会就被限制，即使高层次的宗教可以带动社会前进一个阶段，也会因为其出世性使社会发展出现停滞或倒退，这就是近代以来世界上佛教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皇权大于教权宗教就被限制，开明的统治者利用宗教的高层次推动社会发展，又会在其出世性太强时加以整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唐宋明清时的崇佛、崇道、崇密，当然也会出现昏庸的统治者为了自我权威而用以道乱政的名义对高层次宗教和文化进行打压，人为制造社会混乱。除非高层次宗教根据社会环境和需求，提高入世性，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社会，如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星云法师等毕生推广且已经在台湾恢弘大观的人间佛教。 （二）外求法 以美英为首的欧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是以外求为主的文化。外求法是人类接受神恩典（基督教）或顺从神（伊斯兰）的过程。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不可能成为神，只有接受神的赐予。我们简称之为“从一神——人”；它之所以称为外求，是因为和内求正好相反。从本质的、修炼的角度讲，它是炼阳聚阴，炼阳就是在“一神”信仰的指导下，以对神的无限感恩，向外修炼阳性物质——以发明创造延伸人的能力，最大限度拓展时间和空间，从而有足够的时空发挥兴趣、爱好、个性、信仰等，也就是可以沟通、聚集、调动、指挥更多、更高维层和能量的阴性物质，简称聚阴，表现为思想、境界、胸怀、气魄、心量等的提高和升华，最终得以实现理想、抱负、志向，至此，神的大能也得以彰显！（见《天华文化解脱观》）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炼阳不是盲目的，是在信仰指导下进行的，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往往要受某种思想的支配，如科学研究要有理论指导，没有绝对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炼阳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给聚阴提供了需求和条件。而伴随炼阳的聚阴是为了实现正确信仰，则必须以感恩和顺从作为基础，感恩和顺从是一种低位心理状态，在这种低位态中，表现为思想、境界等的高能量阴性物质被接收、聚集、融合，从而带动人的提高，新思想、高境界反过来又可以推动炼阳，进一步拓展时空。所以炼阳不是目的，仅是手段，炼阳是为了聚阴，聚阴又促进炼阳，二者相得益彰。 通过炼阳发展个性拓展空间，可以达到一定思想境界，由于越高的维层其道德要求也越高，如果在到达一定维层的思想境界之后，不能进一步克制自我，往往就止步不前了，甚至还会下降。所以要想不断聚阴突破更高维层，必须以信仰、道德、法律严格约束自己，逐步提高道德水准，这正是西方重视法律的由来。所以，虽然炼阳起步于自我性——个性、兴趣等，但最终还是提高于约束自我，炼阳才得以升华。 通过不断聚阴，个体或整体内的阴性物质的能量、维层不断提 高，由此得以接近超光速的一神，虽然思想上有不能成神的障碍，但无限接近也就是成就。通过感恩和顺从，人体这部生物仪器才最大限度的放大了“一神”的能量——所谓神的大能，所以才可以受到超高级生命——神的能量的加持和贯注——恩典或信主得福。感恩与顺从是和外求思想相匹配的修炼方法，也可以实现生命层次的提高。 炼阳表现在社会上是个性化较强，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炼阳来源于一神信仰的指导和约束，所以此个性化强调的个性，是在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危害的前提下，先和神有了止恶基础上扬善的约定，它强调的我性是主观能动性，它强调的我是受限制的我。 个性化首先要求拥有更多的个人财产，所以要发展自由经济，但是为了制止贸易双方之欺诈恶行，所以又要有契约原则。 在拥有财产之后，个性化要求保护个人财产，所以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面临权利不平等，面对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人性之恶，为了制止执法的统治阶层行恶——捞取过多权利——腐败，所以订立全民契约——宪法，实行人人平等，保护全民利益，逐步形成了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宪法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 由此，虽然个性化好像是利己，但受限制的个性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先不损他再利己，实际上这个不损他已经和佛家的十善业道以及诸多佛道戒律相通了，两种文化在这里达到了契合。还应该看到，不损他式利己随着所尊重生命范围的扩大，客观上往往会利他，如建立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公共场所不吸烟，交通法规以人为主——公路上车等人等等。 感恩、顺从、提高个性之外求修炼方式，应该看到一神有一定的排他性，表现在修炼个体上是：冥想，理性，依赖一神，感恩，顺从，入世，遵守约定，可能出现反对多神，反对异教徒；折射或影响到非修炼个体则会出现独立思考，信仰一神，张扬个性直至纵欲，爱情至上，享乐主义。反映在社会上即是强调止恶的宪法至上、经验主义，性恶论，提高自我的消极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直至强化自我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独立主义，文化上注重个体、分散、量化，偏于民主。 “从一神——人”，由于以神的外化为主，所以是人类阶段性的追求。 （三）、中国当代文化的本质 现代中国文化中，内求和外求是掺杂的。其中，代表内求法的传统文化是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虽然百年来反复被打压、破坏，但是儒家还在以传统文化主流的面目时时活跃在现代的舞台，不愿退出。佛家、道家文化过去虽然因其出世避世倾向而缺乏社会责任，但在道德江河日下的当代中国还是给了许多人极大的心理慰藉，其慈善行为也越来越壮大。儒家从来不曾出世，一直异常积极的入世，教导人们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以至于沦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它灌输给了人们皇权专制，等级思想，崇拜和服从权贵，爱面子，丑化性，传宗接代甚至奴性···· 而外求文化分为四个分支：马恩思想，科技，半自由经济和以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主流文化。作为舶来品的马恩思想进入中国后，通过共产党灌输给中国人的是完全不同于原有文化的仇视消灭异教徒式的阶级斗争；它的政教合一加剧了中国社会原本的等级；加重了社会上层的特权及特权思想；把原来存有一定宽松度的皇权专制推向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双重极端——极权，形成毛式极权文化，这是马教的思想教权专制和儒家的皇权专制结合后形成的极致——D权专制！ 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条途径，通过百年来逐步从西方引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应以利人为本的科技在利益至上的皮鞭指挥下，造成了毒食品，假药泛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甚至和暴力结合起来，军备竞赛，核武器储备，掠夺资源，形成垄断——科技和浪费、排场结合，助长了人们追求时尚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本身也成了一种浪费；此外，科技的理性也助长了人们缺少同情。 半自由经济则导致了人们的利益至上，助长特权、权贵的疯狂蔓延。在缺乏法律制约的情况下，经济自由成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借口和手段，为他们提供了多重寻租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故此，权贵们希望保持专制不受制约、保持自由经济方便捞钱。所以经济自由必须和法律结合起来，否则，不受制约的过分的经济自由会造成如中国现状一样的经济垄断，贫富悬殊。另外，经济自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促进了宗族和大家庭的解体，也带来了感情淡漠。 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已经百年前仆后继，尤其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上层还是基层，民主思想已经扎根，上层权利弱化、地方主义、下层维权日盛已经充分说明了民主在中国已经不仅仅在思想层面，中下层民主力量正在形成，民主、人权、平等即使作为遮羞布也已经登上官方语言的舞台。 综上所述，结合中国现代国民性来看，在中国文化的组成中，以儒为代表的内求文化仍然浸透人们的血液，马教基本上还生存在官方话语系统中，豹死犹留皮一袭，科技、经济自由、普适价值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文化的发展 （一）、内求PK外求 内求文化重视“从人——多神”的过程，虽然神变成了人，无论神、人只要有自我就会造作因果，从而产生了轮回；形成了以人回归到神乃至解脱的修炼方式；因此，修炼和生命都是连续的。内求对人的外在挖掘不够，大多是了解神，重视神，所以渲染神，也相信多神，对神的研究很细致。因为有神的目标，所以就淡化了人的需求；以人的崇拜来表现神的威严、伟大，强调在神上做功夫；正因为在神上做功夫，挖掘出了神的多层次和多元；反而忽略了人，也容易执著在某个层面，造成停留。内求具有出世性、层次性、多元性、包容性，在中国传承绵延不绝，代有所成，成就超高级生命——神仙佛道等多层次正果，所以内求是人类根本性的归宿。 外求文化是“从一神——人”的过程，即神造的人产生了原罪，人的生命的归宿只有天堂或地狱；人在神的恩典下，可以死后上天成圣。也就是人是人，神是神，人不可以成为神，神是唯一的，特指真主或上帝。人和神之间遵守约定——契约，就是要接受神的约束。你不用研究神，因为你达不到神，所以就加强对人的研究，要更深地挖掘人。外求强调信神的人有福了，强调神对人的恩典、救赎；即强调在人上做功夫。外求具有入世性、社会性、一元性、排他性，可提高整个社会，是人类阶段性的目标。 二者相比之下，区别和弊端就在于：“从一神——人”的外求认为人不可以成为神，因神的唯一性，人只能接受神的恩典，遵从神的约定；“从人——多神”的内求认为人能成为多层次的神，不用约定，就随层次而变化。认为已经人神合一，实际这种自以为是的合一反而是对神的亵渎。——把神降低了，对神的信心也不坚定和忠诚了。因为在神化权贵时，总是有人的影子在其中隔阂着。 因为内求文化的指导，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道德治国，靠道德和自觉的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性本善是人基于对神的向往、期待、崇拜、追寻甚至是构化，是神的美好时代。善成为了神的一种特征，把神强调为善，实际上神未必是以善的角度出现——佛家、道家的角度都是如此。因为强调能够成神，这个神一定是善的，一定是道德化的。所以，中国人处理问题都不是理性化，不是按理性和制度处理，而是道德化——给一切都打上道德的烙印。它表现为小的方面是家长里短，大的方面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前一朝代灭了，后一朝代都以极尽丑化之为能事，如《金陵春梦》就是大陆丑化蒋介石的。因为人可以成为神，中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更具神化事物的功能。如神化国家、社会、民族——称之为礼仪之邦、神州大地、龙的传人等，神化皇帝、官员、权贵、社会精英——称之为明君、清官、榜样、楷模······有一点好处就神化，加之文化中的道德论和性善论，把善和神联系或干脆等同起来，形成多神。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从来就不是坚定的，单一的，而是灵活的、实用的和多元的。然而多神也带来它的弊端：即分散了人对神的凝聚和执著。性本善意在扬善，但是这种扬善也夸大、强调了善的自觉性。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止恶。 与之正好相反，外求文化基于人不能成为上帝，必须接受神的恩典，神的约束，遵守与神的约定。性本恶也就是原罪实则是针对人，强调人的恶性，是对恶天然的防御心，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止恶。止恶包含了两部分内容：恶的自觉性和止恶的非自觉性。这就自然的延伸到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都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是抑制恶的最好手段与方式。这就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态：一边是靠道德和自觉；一边是靠制度与强制。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反的道德和法律，实质是同出一源的。道德和法律最早都是源自原始的信仰和以后的宗教。道德来自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道德。它是多层次的，主张自觉性。从人类起源来看，人一开始神性强，有自觉性，也就先有了道德；后来人私欲多了，神性下降，做不到自觉遵守道德，部分道德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律。道德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的道德即不损他；二是高尚的道德即利他，总之就是要降低人的欲望。而法律的意义是制止损他，主张强制性，也就是要把人的欲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仅仅强调自觉，即使欲望有所降低，但如果没有限制，欲望也会漫延起来，甚至淹没自觉；仅仅强调限制，因为欲望没有降低，所以，欲望就会膨胀起来，直至把限制冲破。所以自觉与限制必须并重，自觉是在有限制基础上的自觉，限制是在自觉维护下的限制，道德如果做不到自觉就要降低为强制性的法律，法律如果能自觉遵守就升华成了自觉性的道德。 道德是法律的来源，法律以道德作为内涵，道德以法律作为外延，法律伴随着道德的发展而发展。对文明程度较高且相对有序的社会，往往表现为法律道德化；对文明程度较低且相对无序的社会，往往表现为道德法律化。 一直以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富勒曾说过，法律的被遵守，归根到底在于它有道德性，在于按公众的眼光，它们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一种秩序,如果不包括着道德的因素是不可能真正建立和维持的，而秩序的观念本身就包括着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因素。道德无疑是法律的源泉和支持，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道德和法律本就不可分，法律都有相当的道德性，道德同样也离不开法律。法律实施的目的是让人自觉的遵守道德，而不是惩罚人。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应该走向全面依法治国，实行宪政，再喊“以德治国”纯粹是不现实的空口号了。因现如今没有了信仰基础的道德是空泛的，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才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丧失，只有推行强制化程序化的道德——法律，才能挽救社会。实际上，宪法尤其是美国宪法，把人权放在里面本身不就是一种道德吗？ 无论是性善，还是自觉地道德，都是“人可以成为神”这一原始的思想衍生的。同样是基于此，也产生了中国人对神的期待、信仰；产生了中国人神化一切的特殊的功能，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人们把天地君亲师神化，社会上层的权贵、精英们神化，对他们有着对神一样的期许；所以人们强调自觉，强调道德；人们顺从权贵，以为顺从权贵就是顺从神，惧怕权贵就是尊敬神；人们嫉妒别人比自己强，从骨子里怕别人比自己高；别人强了就意味着自己被欺负、被压迫；人们因恭敬神，而轻视人；因仰视神而鄙视底层、鄙视弱者；人们因信仰神而为神讲排场，形成奢侈，虚荣和浪费；也因仰视神而骨子里充满奴性——听从或顺从对神来说是信仰，对人来说却是奴隶；如果信仰僵化了，实际上一样是奴隶。国民性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逐步就形成了。由于儒家在帝制大国的作用，中国人的奴性还是很突出的，虽然中国事实上没有产生如古埃及那样真正的的奴隶社会。商周都是分封建国，秦以后都是皇权专制。因为多神，所以和神离的很近，无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神，都应该听从——这就是骨子里的奴性。所以就有造神式的个人崇拜；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革的一大主因。中国人在对神的追求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性善和神化、道德化是对神追求的极致，由此也引发了多神和泛神——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往上走，就都可成为不同层次等级的神。这也是成神的弊端，从这个角度讲，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确切的说，应该是没有更高的、坚定的信仰。因为泛神，什么都信，什么事物都容易神化，于是大众根据各自的需求、需要来做不同的神化。正是因为他们把神矮化了，所以就把人神化了，以至于不知真正的神是什么？所以反而和神离得远了，就高不上去了。把相对于神来说生命层次较低的人神化了，就无法形成高的信仰，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徘徊；这也是成神的弊端之一。要想越过这些弊端的阻碍有两条途径：1），像佛家一开始就不灌输神的观念，越过这一层；2）、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只信一个就足够了。神多了，人的选择性就大了，反而会无所适从。 总之，中国人的诸多不良国民性，根子都在文化及文化的根源上，是文化的衰退而暴露出的文化的弊端。严格说来，这根本不是人所能改变和解决的。所以，鲁迅枉费了热血和心血，痛心疾首的骂了好多年，时至今日不但无效反而更变本加厉了。 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此番种种，在高层次修炼学中被称为阴渣。在这个意义上讲，参与社会活动也是一种修，而且是大修。阴渣往低了讲是表面上的习气、习惯、秉性，如修炼中常说的贪嗔痴慢疑；往高了讲就是盘踞在思想深处的所知障，已经熟视无睹，如唯物主义、无神论就是最大的所知障。它们如果长期不被人意识到就会使人永远沉在其中，无法逾越！炼阴渣是高层次修炼中的重要修炼环节。阴渣如不能够得以炼化，就永不能得到生命的更新！因为表面上的习气、习惯、秉性的根源就是以种种指导思想出现的所知障，所以炼阴渣最根本的还在于改变思想，也就是修炼上讲的开悟，只有改变思想，才能去掉所谓的阴渣，不改变思想是去不掉贪嗔痴慢疑的。当今，在中国人诸多不良的国民性之中，最先需要炼化的阴渣为整体的休眠，即集体失语，也就是后极权恐惧综合症。然而，这需要新的思想来做根本的改变！ （二）、文化与宗教 那么，究竟是一神好？还是多神更有益？应该是各有利弊。多神高低各异，是各归各的，低的如道家的各层次神仙容易达到，提高一步是一步，但是很容易停留；高的有高的益处，如佛教之佛、道教之道，虽然高，即使我这一生上不去，但以后不管哪一世达到了，就会一步到境或一步登天，比一停留的、一站脚的还要快。因为一停留就很容易忘了，以为到境了。所以一定要提倡：在坚持最高目标下的阶段性停留，而不能过分宣传多神。为什么在西方对宗教的认识上认为从多神到一神是宗教的进步呢？就是这个道理。一神过去只有今世升天一途，现代基督教也在更新，在《告别娑婆》里就提到耶稣门徒的多世攀升，无论一世多世都在不断接近神，这即类似于道家的成仙，只要能够提高就可以接受，又类似佛家的成佛，经过多世会更有成就，更接近神了。所以，多神必须是在有更高的层次之上的多神，更高的目标前提下的多神。多神必须是在有更高一神基础上的多神；一神也是在多神基础上的一神。一神接纳了多世修炼观念就可以无限接近神，多神坚持最高目标就可以防止停留，在这一点上，一神多神又达到了契合。 所以，“从人——多神”是“从一神——人”的基础；“从一神——人”是“从人——多神”的落实。两个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各有侧重，且缺一不可。 过分强调“从人——多神”，就会造成人群中层次高的高、低的低，并且悬殊巨大，就是像现在这种状况，有诸多大成就者，但也有更多的道德低下者；也会造成人们过分依赖多神，信仰不坚定。过分强调“从一神——人”，就会造成人群的层次比较平均，鲜有大成就者；也会造成神慢慢模糊了，神下来了，反而看不到神了，信仰反而会淡漠。 “多”的来源是“一”，达到“一”有多条途径、多种思想、多个阶段；“多”的目标是“一”，所以总有合一的倾向，一直往上，往高，强调向神的集中性。“一”的落脚点或者说取向是“多”，以“多”来表现“一”，越多“一”越重要，所以它能量是向下的、分散的，它强调向人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从人——多神”和“从一神——人”相比各有千秋，从人类起源和人类发展史来看，都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和信仰。“从人——多神”重视对真理的追求，如佛教、道教；“从一神——人”重视对真理的应用，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无论是神转化成了人，还是神创造了人，二者都认为人来自神，都是在人类从开始时的众神同在下降到众神崇拜甚至到万物崇拜后对人类的一种拯救，都是对人来自神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二者几乎同时产生，如道家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17-2599年的黄帝，成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老子的《道德经》；犹太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亚伯拉罕，成型于约公元前1290年的摩西和上帝的约定——十诫。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佛教并非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多神教，佛教是在最高层次之下存在多层次成就者，如佛、菩萨、罗汉，这已经不是一般神的概念，道教有多神教的成分，但是它提倡修炼成就神仙，其最高层次足以和佛教、基督教并驾齐驱，而一般所谓多神教仅仅是指众神崇拜，没有修炼的因素。从这些意义上看来，“从人——多神”和“从一神——人”，并不存在历史上的先后问题，也不存在根本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是两种修炼方式，随着人类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宗教，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形式。 几千年来，“从人——多神”和“从一神——人”，自形成以来，一直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作为宗教还是文化都已经深入到相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处于农牧阶段，社会生活相对简单自然，由于大部分人没有受到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思维停留在感性和超验两个极端，再加上统治阶层有意利用宗教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人们更容易接受神、教主、简单教义、简单仪轨式的真理灌输和作用，宗教解决了人们“怎么办”的问题，其思想、理论只是在掌握文化的社会上层中流传。近代以来，各国相继进入工业化直至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化知识得到推广，大部分人能够受到文化科学知识的系统教育，思维变得越来越理性和科学，再加上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下的政治变革造成宗教与政治、教育逐步分离，宗教对社会和思想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宗教的以神为主的“怎么办”式的教化，而要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这时，无论“一神”还是“多神”，“神”的神秘被逐步剥去，其真理的内涵不断显发，真理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从少数人的专利成为大众的追求，故此宗教由神化走向社会化；在这方面，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6世纪基督新教的创立、发展和社会化直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崛起等一系列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政治变革、科学创新、经济跃进。 宗教走向社会化的突出表现是宗教以哲学、理论、思想、道德、法律甚至习俗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宗教走向文化，文化承载了宗教的绝大部分功能，由此文化的范畴就从狭义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知识等扩展到包罗万象式的上至真理、下至习俗；而原来的宗教走向式微，与政治和教育分离，出现多元并存或分裂现象，以前出世的也表现出强烈的入世倾向，有些学者将此称为宗教的世俗化或者干脆叫做宗教的没落，宗教家和信徒更将其称之为末法、末世，这其中或许反映了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心理，似有些偏颇，但也确实揭示了宗教的发展前景。实际上宗教世俗化或没落的正面影响就是社会文化的兴盛。 人类历史上两种类型的宗教自2500-3000年前基本成型，那时几乎同时产生了印度的佛教、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文明以及犹太教的成熟，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一轴心时代，那时出现的思想直接带动和影响人类二千多年；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二轴心时代，这里宗教转向文化是宗教形成以来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由于它具有全球性、广泛性、彻底性、延伸性、不可逆性，将对人类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其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将赖于此次变革！ 在宗教走向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更专注于对真理内涵的追求，作为真理外在化表现的“神”就被漠视或隐化了，典型的如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基督新教的社会化为例，这一方面引发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唯物论、无神论的兴起，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对东方西方都造成了极大地危害。痛定思痛，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神”的认识开始回归，人们试图用科学来诠释“神”，“神”和科学相结合，修炼和科学相结合，很多以非宗教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灵学、灵魂学、超心理学、催眠术、禅修、密修、瑜伽大行其道，比较集中的如美国的奇迹课程热潮、中国大陆的气功修炼和特异功能研究热等。 我们应该看到，宗教转向文化是大势所趋，必由之路，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长期存在，仍然是很多人的灵魂归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合理内核——对宇宙高维生命的认识和信仰，以及作为人类发现真理、提高生命层次的主要渠道的修炼，是其他普通文化不可替代的，需要我们在社会的高层次文化中永远继承和发展，这是人类精神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真理表现形式之一的宗教也许会消亡，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发现、传播、应用和更新不会停止，真理不会消亡，会以文化的形式继续引导和造福人类。 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这是很有见地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以来，欧美所以领先于全球，就是因为近500年来一直进行宗教向文化的转变，宗教释放的能量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从而影响世界。在这股所谓“宗教世俗化”的潮流中，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古老中国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兴起、新生活运动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就当下中国而言，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佛教、道教、儒家经过一百多年的摧残已经衰落，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强大政治压制下也是成长艰难，这也正是宗教转向文化的阵痛历程，虽然有些被迫，但势所必然，而不应再沉湎于恢复旧制。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后，人们信仰坍塌，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利益至上思想的冲击，整个社会形成了信仰真空。相对文革逐步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也给了被打压殆尽的各个宗教一线生机，在当前文化整体上还比较弱的大环境下，宗教充分发挥可以直接树立信仰的优势，给了苦难的中国人以强大的心灵慰藉，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在未来中国包含信仰的文化成熟之前，宗教仍然会以信仰主流的方式长期存在。 以真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正在充分发挥灵活的优势，由于没有了宗教间神和教主的主次高低之比，文化之间的排斥和冲突大大降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比宗教更加便利，这就使得真理和文化的传播更加快捷和通畅。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西文化或东方西方结合的历史，所以步履艰难，正是因为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冲突；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转向文化的速度加快，中国文化正在逐步去掉宗教的外衣，努力和世界交融，中国现代新文化在酝酿之中！ 由现代中国国民性表现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千疮百孔也催促包含信仰和修炼内容的高层次新文化的诞生，这将是佛教、道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新生，也是中国的前途所在！ 三、文化的作用 文化决定文明。社会文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指导甚至可以说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间都是能量的关系，而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真理而来，必然承载着更多的阴性高能量场能，所以高能量（文化）必然带动、决定低能量（社会）。 文化对社会的作用，尤其在宗教转向文化之后，由真理开始，逐步向下次第延伸，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言：意识形态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教条或空想，由此形成不同层次的文化，也从整体上反映了文化作用于社会的顺序和过程。 文化对社会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线性状态，按诺斯的说法应是一个反馈圈，经济发展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在不统一、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下影响较大，而在统一、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下影响较小。 过去的中国文化全部是内求文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以道德治国的专制体制和社会文明。具体来说，中国的内求修炼中前人成就（成神，生命层次提高）者较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鬼谷子；汉朝的张良、张道陵；唐朝的玄奘，六祖慧能、吕洞宾；北宋的陈抟、张伯端，宋元时的王重阳、丘处机；元朝的八思巴；明朝的王阳明等。正是由于这些真理发现者的不断出现，他们成就后的高智慧高能量不断地从上反馈回来，社会才在真理的带动下、能量的浸润中得以运转。但是它也造成了社会中的生命层次，高的高，低的低，并且相差巨大。现在依然存在此种状况，贪官们虽然社会地位高，但是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生命层次必定降的很低很低，他们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相反，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和道德践行者由于被专制体制所不容，往往在底层或成为异议人士，如已故的经济学家顾准、北大才女林昭、捐助贫穷孩子上学的白芳礼等人，生命层次又极高。这种高低能量相差悬殊的社会分散，虽然一定阶段容易造成贤明专制，有时候也会造成社会的割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贤明专制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是问题是，出现一个贤明专制，后面往往会跟着冒出几个甚至更多的假冒贤明的伪劣昏庸甚至暴虐的专制。 内求社会中真理发现者的不断出现，每每推动了社会进步，尤其在改朝换代之后往往带来清明盛世，但随着真理的层次不同、能量的不同，在一个神化自我、虚荣、地缘所造成的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没有外来的能量补给，在真理的能量耗尽之后，也往往在几十至几百年后导致朝代的终结，这也就是中国两千年来血酬规律的根源。所以以内求文化为主的社会比较依赖真理发现者从上往下对社会的反馈，以带动文化的形式直接左右社会，而不是靠经济发展状况对文化和政治的反作用。 以内求文化为主的社会所依赖的真理因其开始时的能量足够，所以这种社会有相当的稳定性；正因为自身文化的能量足够，就不太需要外来文化所携带的能量，所以又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也正因为自身能量较高，所以这种社会对待外来文化往往有包容性，但是缺乏吸收性，所谓容而不纳。这正是当今中国执政集团上层提出“三个代表”直至“三个自信”的根本原因，殊不知他们依赖的文化本身早已不是传统中国的内求文化，而是具有一神教特质的低端外求文化——马恩共产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内求文化的末端——皇权专制思想结合而成的怪胎——毛式极权文化，其中马恩共产思想因其强烈的排他性、暴力性已经被西方扬弃甚至淘汰，皇权专制思想也在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怪胎文化必将因为既无内求文化的高能量来源也无外求文化的开放性而被历史彻底抛弃，所以无论“代表”还是“自信”都是自欺欺人之言。 欧美社会以外求文化为主，当今世界外求文化的“一神”都来源于犹太教的“上帝”。起初，四千多年以前，“上帝”只是犹太民族的保护神，后来上帝通过摩西和犹太人订了约定，由于其民族性和地域性所限，其开始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能量不足时，就需要向外吸收，这就表现为一定的扩张性、侵略性和征服性，由此，犹太民族在那个“上帝”的带领下曾经一度辉煌，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但最终还是因为其民族局限性，犹太民族被灭国、灭家、迁徙，流浪达二千多年。公元一世纪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将“上帝”从犹太人的神逐步扩展为“万邦的神”，基督教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中世纪欧洲的教权至上，和世俗政权结合起来就更加强化了扩张性和侵略性，“上帝”完成了从民族神到万国神的转变，能量大大提升，但也暴露出了排他性、暴力性的不足。公元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创立新教，宣扬因信成义，将基督教从国家、教会解放出来，“上帝”成了信仰者的神、全人类的神；随着欧美宗教转向文化进程的继续，作为民族神、国家神的扩张性、侵略性逐步转化为开放性、吸收性直至包容性、平等性、自由性，虽然上帝被淡化、隐化，但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整体解放和提升，而“上帝”也完成了从“一神”到道的伟大跨越。 欧美的外求文化决定了他们在宗教转向文化的潮流中将和“一神”的约定社会化，逐步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主义，并且把不断形成的思想、理论形成知识，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和民主政治、经济自由一起来支撑和推动社会。 相比而言，东方的内求文化虽不断有真理发现者的高能量来源而导致社会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能量衰减社会往往要经历改朝换代式的大动荡；欧美的外求文化随着上帝的提升而不断扩张，但其暴力性也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近代以来，宗教转向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内求文化在不断提高开放性和吸收性，外求文化也转向了包容性和非暴力性，二者必然在大文化的框架下走在一起！ 那么，文化作用社会的方式往往和文化的特点相关联。比如，从根本上来讲，内求的中国文化是以指导、启发来作用；外求的欧美文化是以约定、复制来作用。指导具有前瞻性，启发性和参考性；复制具有机械性和强制性；必须承认，没有单纯的指导，也没有单纯的复制，而是指导中有复制，复制中有指导。二者存在的前提是相同的： （1）、真理或复制的内容必须在时空的高维层存在 （2）、其真理代言人或指导者必须能够正确的描述这个真理、高维世界或能够与之顺利沟通，如佛陀、柏拉图； （3）、指导或复制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相契合，盲目指导或复制反而会造成政教合一式的极权或流变为以道乱政； （4）、指导或复制的方法要适当，低维层社会有限复制高维层境界以提升文明必然以和平为主，暴力往往会破坏文明、降低文明。指导带来的弊端为教条主义；复制则带来空想主义的弊端。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由文化带动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利益经济结构和文化一样起着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社会上中下三层结构，即上：思想文化结构，中：社会政治结构，下：利益经济结构，也称天地人架构；三种结构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变带动下变，下变反作用上变，二变推动一变，一变影响二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印证了这一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皇权统治下的农耕经济；人们都依靠土地生存，社会流动性几乎为零；文化思想结构一直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框架，一直是佛道儒共存，以儒治世，以佛道作为信仰。所以，尽管发生了多次改朝换代，无论是内乱式，还是外族入侵式，但是社会政治结构——皇权专制都没有发生改变，三者的组合也是超稳定的。。 百年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的博弈中，两次反复与两次机会更是形象地证明了天地人架构的关系。中国于1912年发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即建立了民主制度的雏形。但是，当时的社会各界精英忽略了民主并非仅仅是一项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他们较少进行民主文化的引进，更谈不上建设。于是，由于原有文化的沉积太深，自由民主的理念传播面太窄，所以导致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发生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第一次反复；尽管这次反复时间很短，但毕竟在近代历史上掀起很大的波澜。接下来的第二次反复是孙中山面对北洋政府屡在南方建立军政府，直至蒋介石北伐成功，使中国成为党国。再次使中国陷入暴力推翻、改朝换代的因果循环。这是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造成的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第二次反复。紧接着共产党利用抗日做借口，扩大势力，直至发动内战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在大陆建立了马克思的教权思想专制与中国本土的官僚政治专制相结合的极权专制。 有人曾经慨叹说，为何上天不垂怜我中华，令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饱受深痛的灾难。其实，上天又给了中国两次机会，只是因为思想、利益堆积成疾，与之失之交臂而已。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经八年抗战，国民政府已经疲弱不堪，而中共拥兵自重，在苏联支持下虎视眈眈，终于导致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爆发，错过一次和平转向民主政治的机会；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变革，上下求新求变，终于爆发1989年反贪官反官倒的进步学运，但是被当局顽固势力无情镇压造成惨案，第二次错过历史的机遇；从此政治改革停滞，经济单腿发展，以至于造成当前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危机状况。这都是由于思想文化结构没有根本改变，那么利益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就不会变。 实际上，上天不仅给了中国两次机会，还通过台湾给了大陆中国一个例证。1949年后，蒋介石退守台湾，即着力发展经济，不到30年就走到亚洲前列，同时很注重保护传统文化，虽有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佛道儒还是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宗教逐步转向文化，形成了融合普世价值的人间佛教、新儒家等文化大观，完成了文化转型。由此在思想文化和利益经济双重促进下，晚年的蒋经国痛下决心，放弃一党专政，开启了台湾和平民主转型。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完全可以接受和走向民主。 再看现代中国，随着传统文化的被一次次摧毁和打翻，也随着普世价值等世界先进文化的百年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文化结构较之过去发生了很大改变，再也不是专制文化一统天下的状况；科技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市场经济也加大和增强了社会流动性，由此已经改变了中国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这就预示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必然转变。 我们应该看到，当社会弊端重重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说明文化的作用力不够，社会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了，正如当下的中国。这时文化的转型就首当其冲了！ 参考文献： 《道德情操论》作者：【英】亚当·斯密，韩巍译 《纯粹理性批判》作者：康德，邓晓芒译 《实践理性批判》作者：康德，邓晓芒译 《性善论让我们输在民主发展的起点》作者：丝路上的歌者 《道德意识的来源论纲》作者：倪梁康 《真理：在哲学与神学之间》作者：邓晓芒 《中西信仰观之辨》作者：邓晓芒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作者：谢文郁 《西方文明的本质》作者：王永全 《天华文化解脱观》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作者：赵林 《基督教神学导论》作者：【美】艾利克森 ，陈知纲译 《西方宗教文化》作者：赵林 《一神教起源初探──以伊斯兰教为线索的综合分析》作者：马强 《论法的精神》作者：【法】孟德斯鸠，许家星译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作者：金观涛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拓夫、张东东等译 《新阶级》作者：【南斯拉夫】吉拉斯，陈逸译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美】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 《中国权力传承模式──血缘+党内程序》作者：何清涟 《党国体制探源》作者：黄卧云 《苏联70年腐败史》作者：一丁 《新常识 ——一党专政的性质与后果》作者：张雪忠 《从经济的走火入魔到政治的权力溃败》作者：孙立平 《现代化的陷阱》作者：何清涟 《宗教的未来》作者：【美】 斯达克，本布里奇；高师宁等译 | 
发表于 2013-9-10 22: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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