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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 香港出版《国家首脑终身制》（作者：严家祺）
国家首脑终身制
《Lifelong system of Head of state 》
目 录
序 Foreword—————————————————————Andrew J. Nathan
前言
第1章 国家职位的权力和任期
第2章 最早的王朝
第3章 城邦执政官
第4章 太阳神的化身
第5章 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第6章 名义政体和实际政体
第7章 君主制和王朝分界线
第8章 元首制的确立
第9章 卡尔诺和雨果
第10章 总统的终身制
第11章 绝对权力的特征———————————————————— 86
第12章 王位争夺战
第13章 王位继承战争
第14章 从弥尔顿到潘恩
第15章 首脑任期的类型
第16章 两大目标和两大思潮
第17章 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
第18章 新世纪的三大趋势
第19章 王朝循环原因论
第20章 从比较政治学分析权力关系
第21章 共和如何变为帝制
第22章 走向新共和
附：有关首脑终身制与限任制的文章
（一） 三个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访问记
（二） 三种政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共和政体考察记
（三） 廢除終身制是怎樣產生的？
（四） 阿克顿勋爵论绝对权力
（五） 「伟大」是一种感觉
（六） 专制政治的起源
（七） 东风·旋风·西风·福利风 —————————p.283-p.292
序 黎安友（Andrew J.Nathan，纽约Columbia大学政治学教授）
严家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也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政治学者。那是说，他把政治看作一个要用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的学科，而不看作教条和宣传。作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学的先行者，他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前景树立了一種模式。虽然严现在被迫流亡，但他的學術模式仍然影响许多中国从事政治学的学者。当然，这不包括政党建立在学者之上的学术权威，而是那些想了解政治生活在中国内外如何真正运作的认真的教师和学者。
一些中国当代的优秀年轻政治学家，使用定量数据（quantitative data）或博弈论（game theory）来检验微观行为理论（theories of micro-behavior）。严家祺的政治学模式反映了一些早期而至今仍然必要的方法。他把人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整体历史,作为研究人类政治行为数据的来源。他明确並仔细地界定了 "权力" 和 "权利" 等概念。他探討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推动政治调研的重大问题, 例如政治秩序和混乱的根源。他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写作，以期普及至与政治利害相关的群众。由于严家祺的学识广博，文字清晰，没有人比他更能对中国人传达如此丰富的体验，即人类从各世纪和全球获取的诸多政治组织形式及政治理论。
严家祺最为关注的，是自西风东渐以来中国思想家面对的核心问题：什么的政治形式最适合中国？该是君主制？一个宪政共和国？作为民主政体过渡时期的一党专政（所谓“训政主义”）?还是一个声称技术官僚统治的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该如何自己定位：一个帝国、 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还是一个联邦制度？领袖们设计政策时：该依照意识形态的原则、根据某种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tic reason）的形式、或通过实际的实验来选择最有效的政策？
严家祺探索历史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答案：独裁不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权力过度集中,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扭曲了统治者的个性，导致（权力）滥用，也破坏了政治制度从失败中调节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
严家祺原本专业物理和数学，但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期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著名文章【参看本书的附录（一）〈三个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访问记〉】，以成熟政治学者的姿态闪耀登场。 他在假想中访问三个历史法庭 -- 宗教（17世纪教皇法院），理性（法国启蒙运动）和实践（邓小平的中国）。此文通过事例，证明政治决策既不应该受意识形态教条、也不应该受抽象理论的指引，而是以科学态度来找出什么是实际可行 - 这是当时邓小平及其改革派非常欢迎的信息。其后严家祺与妻子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详尽描述狂热的毛派，如何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严的另一名著（译者按：《联邦中国构想》）精心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应采取联邦政府形式，以便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维持它们（对中国）的忠诚。
本书附录（二）是严家祺在1980发表的文章〈三种政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及共和政体考察记〉，它解释了独裁，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差异。目前中国自由（派）思想的主流， 即执政党行使权力时应遵守国家宪法，也肇端于严家祺。当然，要使一个宪政共和国运作，公众必须受到教育、具有政治觉悟并愿意遵守法律。这些是中国人民要满足的条件。
还有另一个条件：人民也必须决意尊重法律。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条件，因为法律和政治在某些方面是两个对立的体系。政治是关于权力的斗争，而法律是为权力的斗争设限。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一段时间，似乎中国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受的恐怖经验，会允许法律来限制他们的权力斗争。环绕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派重新引入了法律、法院和律师;允许公民起诉国家;为政府建立了文官制度;规范党内干部晋升的程序。
正如严家祺在他的若干著作中指出的那样，通过法律来驯服恶性政治的关键，是一个适用于最强势领袖的有限任期制度。毛泽东 - 和希特勒，斯大林或其他独裁者一样 - 在他去世前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那时在中国的其他高干和别处的独裁制度，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位直到死去或被清除。严家祺在他1983年的书《终身制和限任制》及其它著作中解释，为什么终身任期会危害国家。终身任期诱使领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使他们恐惧在放弃权力之后会发生什么；它削弱了其他的政治力量限制领袖权力的可能；它抑制了有才华年轻政治家的事业并驱使最有才华的人完全退出政治。终身任期也使官员和老百姓害怕说出真相，使最高领袖失去获取信息和意见的机会，以至迟早引发悲惨的错误。
邓小平同意严家祺的论点。他引入了基于年龄的政治领袖退休制度，并将国家主席职位只限两任写入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邓小平的固定退休年龄制度，演变为党总书记这个最高职位的非正式两任期限。它是个渐进式制度化的系统，并非一蹴即至。因此，江泽民任总书记超过两个任期。当他把这个党的最高职位移交给胡锦涛时，仍保持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两年。他从正式的职位退休后，还在胡锦涛时期通过所谓上海帮的许多在职下属，施行很大的影响力。即便如此，有限任期的制度似乎也越来越被接受。2012年，胡锦涛如期下台，习近平在2012 - 2013年如期顺利承接了三项（党、国家和军队）最高职位。
但现在限制任期的制度给扬弃了。 2018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内强力巩固权力，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所有竞争对手，任用自己人取代顶级军官，并于中共十九大在政治局中安置占主导数量的支持者之后，下令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修宪只是消除所有对习近平权力限制的过程中的最后一步而已。
这个危险的趋势促使严家祺在他重要的新书中回顾限制任期的问题。再次通过对人类历史和地理档案的搜索，严发现我们珍若拱璧的政治机构，从来是危机四伏。政治制度通过限制任期在抑制权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秩序混乱或腐败时，领袖们往往以恢复秩序为借口废除这各项限制。他们压制批评，监禁拥有独立观点的人，并压迫人才。
这种违反法治的行为，并不是建立秩序，反而引发更为剧烈的权力斗争。在(政治)系统中只有一个具实权的位置 -- 只有在这一个位置，掌权者才可有真正的影响并享受暂时安全的错觉。权力越集中，权力斗争就越来越剧烈，这包括对最高领袖看似强大时的消极抗拒和暗中损害；当他呈现弱势时，就是狠毒的继位斗争。如此，权力的集中逆转了法治，削弱而非强化宪法和国家。过度的权力，突显了掌权者的个性弱点，迟早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我钦佩严家祺对他的国家的责任感，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提出这个问题。我钦佩他对中国同胞们的信心，认为他们都热心公益，对真理感兴趣，并且愿意从严肃的学术中认识重要的教训。我钦佩他相信真正的政治学能够启发读者，并帮助公民将他们的国家纳入正轨。事实上，自从严家祺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撰写关于政治的文章以来，我一直欣赏他的作品。我很高兴能在1990年他到美国后认识他。我乐意向所有对如何治理中国这关键问题感兴趣的人推荐这本有启发性和思想丰富的书。（2018年7月4日于纽约）
（本文译者为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 The City College ，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古兆中教授）
前 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撰写《首脑论》时，我是站在平地上，仰望身在高处的首脑人物，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探索研究首脑的言行和生活。时过境迁，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已失去了好奇心，也没有神秘感、不再仰视，而是平视，偶尔俯视，观察数以千计的首脑和他们的作为。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後，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 在个人权力高于宪法和法律、在没有法治、迷信权力的国土上，不论科学怎样高度发展、知识如何广泛传播，首脑人物的弱点和人性缺陷，都会造成普遍的人间灾难。
四十三年前的青年时代，我有一股攀登高峰的兴致，在鞍钢考察的间隙，与几位同事到鞍山市郊的千山山区，有意行走在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中，攀登高峰。十五年前，我与我妻子高皋，沿着旅游区的康庄大道攀登阿尔卑斯山。两次感受，迥然不同。四十三年前，当历尽艰难，登上一个高峰时，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峰。在强风吹袭下，山顶上尤感寒冷、孤寂、无助、恐惧。当想返回平地时，竟然发现没有一条回头的道路。十五年前，当登上阿尔卑斯山高峰後，下山就像奥巴马总统离职一样轻松愉快。这使我想到，千山的崇山峻岭，就像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而阿尔卑斯山走的是「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当今世界上，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济没有现代化，而且政治也没有现代化，好容易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发现找不到一条回到平地的路径。2011年，利比亚首脑卡扎菲从权力顶峰跌落地面。他死亡的地点，竟是在一个废弃的下水道管道中。
在21世纪，许多国家都把「绝对权力」当猛兽一样关进了铁笼。良好的政治体制、首脑的任期制度，就是关闭猛兽的铁笼。《国家首脑终身制》这本书，是系统分析研究首脑任期制度的一本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首脑论》时，中国已普遍意识到毛泽东终身在位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中国开始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而当时亚非拉、加上东欧许多共和国的总统，任职不久，风华正茂。1981年，穆巴拉克（1928年生）担任了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正在大展宏图。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1942-2011年）受中国文革影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称号，像毛泽东《语录》一样发行了一本由自己语录编辑的《绿皮书》。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1918-1989年）因文革期间到过中国，对神化领袖心驰神往，他回国後，就以毛泽东为榜样，他到各地视察，要安排民众倾城出动。罗马尼亚的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刊登他的巨幅照片，过生日、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纷纷致贺电，以表示衷心拥护他的领导。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三十年多前，谁都预测不到齐奥塞斯库、穆巴拉克、卡扎菲他们终身在位会有怎样的下场。
现在我们都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在全国抗议风暴的第10天，在逃亡中被士兵抓住。「罗马尼亚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就这样在临时审判中，弯着腰、低着头，被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了枪决。「万王之王」的卡扎菲在人民抗议下躲进没有电的废弃房子中，用蜡烛照明，最后在他家乡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揪了出来，头部和腹部遭到致命连环枪击身亡。到2011年8月15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连任已达30年，他躺在鐵籠禁錮的一個提架上被抬入法庭，接受审判。当年10月23电穆巴拉克看到他的老友卡扎菲被杀的电视新闻后，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并昏厥过去。
40年前，我曾用《终身制与限任制》为书名写过一本小册子。现在这本书《国家首脑终身制》是一本新书，是在40年来许多亚洲、非洲的国家，在共和制的名义下，恢复终身制的情况下写的。我的结论是，在不同政体下，终身制有不同的功能，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元首并非不可实行终身制，政府首脑也并非一定要有「连任届数」限制，在两种政体下是与民主政治相容的。这本书也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分析研究「最高国家权力终身制」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人类的全部历史反复说明了，那些企图终身抓住「最高权力」的人的美好承诺，一次也没有实现。他们企图终身在位，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登峰造极、攫取大权前，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一颗「英雄」的「雄心」或「枭雄」的「野心」。他们的梦想、承诺如果实现了的话，也只是实现了他们个人追求荣耀显赫和掠夺财富的所谓理想，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发现，皇权或绝对权力是一头凶猛厉害的巨兽，这头巨兽会吞噬接近它的人，而驾驭这头巨兽的人，也会被咬得遍体鳞伤。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和进步，首先要实现政治现代化，把绝对权力关进铁笼，保障人权；其次要靠国家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和平民主自由法治的大环境中，发挥人的创造力、依靠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
人所使用的概念，在数学上必须绝对精确，但在社会科学中，有许多模糊概念。在政治、经济领域，有些概念会被有意模糊化，让一些坏的事物用人们公认的好的词汇、概念去描述、定义它们。对不同国家的政体认定，常常会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在本书中，明确区分「名义」和「实际」两种情况，如「名义政体」和「实际政体」、「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 。
还有一些概念，由于习惯用法与科学术语不同，如「英联邦」不是「联邦」，但习惯上用英联邦。本书为了区分习惯用法与科学术语，把一些习惯上使用的词汇或科学术语，联系起来说明。「权力」与「权利」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习惯上都说成「权」，在本书中，按中文的「权」字，把「权力」和「权利」联系在一起。在本书中相互联系而需要特别指出它们之间不同的概念还有：
两类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两类政体：名义政体和实际政体
两类王朝：家族王朝和非家族王朝
两类人权：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
两类目的：人权保障和社会公正
两种思潮：自由民主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
【图】在两篇幻想小说中，作者乘上了跨越时代的飞艇，
访问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和21世纪的美国。
这本书还收进了一些有关「废除终身制」的文章，包括两篇幻想小说。一篇是1978年9月14日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宗教•理性• 实践 —— 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访问记》，这是为真理标准讨论而写的。这篇文章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肯定1976年天安门运动，是一种「试探」行为，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文章发表後两个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在中国得到翻案。另一篇是在北京《新时期》1979年创刊号上刊登的《专制·立宪·共和——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的考察记，用政治幻想小说的形式，说明「必须废除最高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79年，在中国报刊上不可能公开批判专制制度，不能公开提倡废除终身制，就只能借幻想小说的形式，来谈「废除终身制」的必要性。从第一篇幻想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两篇幻想小说中幻想的「北京长安街上的巨型薄壳结构『二次曲面』建筑物」、「立体城市」、「自动街道传送带」、「人形机器人」、电视电话、自控轿车、互联网（原文用的词是「商业网络系统」）购物系统、可以存放50万册书的「电子书盒」、受控光合技术、合成食品工业、在城市上空的「人造太阳」，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但当我第二次乘着跨越时代的「时空飞艇」从北京经过巴黎到21世纪美国後，幻想小说中的「我」已经回到1980年的北京，而实际上的「我」，也像幻想小说安排的那样，身不由己地从北京经过巴黎来到了美国。
1989年6月18日，我、高皋与另一位青年学者一起，在两位香港朋友的帮助下，从广州出发，经过东莞、樟木头，来到海边，乘上了真正的「水上飞艇」，在一个荒岛上度过一晚，6月19日第二天凌晨乘「水上飞艇」逃亡香港。【註1】到香港後，我准备在香港停留几个月就回北京，但在香港的第3天，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的安排下，英国驻港领事馆让我和高皋立即离开香港前往巴黎。【註2】我奇怪的是，1989年我的实际行程怎么会与我在1979年幻想小说中描写的一样？
幻想小说描写的「我」，先到巴黎，後到伦敦的牛津街，再到美国华盛顿；在1989年後现实中的「我」也是先到巴黎，後到伦敦，再到美国华盛顿。不过在伦敦到的不是牛津街，而是牛津大学。幻想小说中的「我」从英国到过荷兰，现实中的「我」也到了荷兰。
在幻想小说中「我」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现实中的「我」在1989年11月20日，在「法国反种族主义组织」成立5周年庆祝时，我会见了密特朗总统，当天晚上法国一家电视台曾经播报。
写这两篇幻想小说时我还没有到过国外，并不知道伦敦有一条牛津街，更难想象凡尔赛宫内部情景。这两篇幻想小说中「我」的经历，怎么会与现实中的「我」在1989年6月後的经历相同呢？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我」，还停留在21世纪的美国。历时29年，没有乘上飞艇返回中国。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古兆中、美国格鲁门（Grumman Corporation）航空航天公司国际部中国部前主任保延昭、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张杰、美国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朱学渊的热心帮助，在这里向古兆中教授、保延昭先生、张杰博士和朱学渊博士表示感谢。对纽约Columbia 大学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教授为本书写序表示感谢。
【註1】参见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第21篇《在大亚湾荒岛上》一文，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
【註2】参与安排的法国官员有亚洲司司长马腾（Claude Martin，1944年生）、燕保罗（ 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和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梦飞龙。1889年6月中国发生六四屠杀时，马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90-1993年担任法国驻华大使。他的回忆录《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 巴黎-北京-柏林》（《La diplomatie n’est pas un dîner de gala》）于2018年3月15号由法国l’Aube出版社出版发行。燕保罗（ Paul Jean-Ortiz，1957-2014年）曾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奥朗德总统的外交顾问。蒙飞龙在1989年是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後任法国驻上海市总领事。
第1章 国家职位的权力和任期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许多多国家 。公元前7世纪称霸中东的亚述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罗马共和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它们疆域辽阔、 国势显赫，现代世界的人们还保留着对这些大国的印象。而对于诸如赫梯帝国、 腓尼基共和国、伦巴徳王国、莱昂王国、安提俄克公国，生活在这些国家所在地域以外的现代人，也许十分生疏。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国家还是生疏的国家在它们存在的时期内，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已的权力和管理国家，无一不设置名目繁多的职位。罗马共和国时期有执政官、行政长官、保民官、监察官、独裁官等等职位，古代中国有尚书仆射、中常侍、谏议大夫、大仆寺卿、钦天监等等职位 。在现代世界各国，职位的名称虽然渐趋一致化，但仍是形形色色，有国王、总统、天皇、最高元首、国家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埃米尔、议长、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委员长、首相、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总人民委员会主席、大臣、部长、司长、局长、署长、办公厅主任、最高司令官等等。上述这些职位，仅是人类社会中各种职位的一部分，即国家机关的职位，在这些职位以外，政党、团体、企业、事业以至各种黑社会组织也存在着种种职位。
在本书中， 不谈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职位问题，只谈国家职位问题。国家职位可以按不同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如划分为政务官和文官。本书不研究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对国家职位进行分类，而是研究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国家元首按权力和任期的分类。
权力和任期是国家职位的两大要素，这里从权力谈起。
权力与权利
权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单独的个人有意志，能够自主地行为，这并不是权力。两个人或多个人在一起，就可能存在权力关系。由人组成的群体（团体、组织、国家、超国家机构），也有自主行为能力，这些群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力是一个人使另一个人按其吩咐行为的能力。也可以说，权力是一个人引起他人或团体采取与原来不同的行为的力量。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都简称为「权」。实际上，权力与权利互相联系，但有明显不同。
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1879-1918年）的「权利」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权利」（right ）就是「要求权」（claim rights）。广义的「权利」包括四种「权利」：①要求权（claim rights）；②特权（privilege）或自由（liberty）；③权力权（power rights）；④豁免权（immunity rights）【註1·1】。霍菲尔德的「权力」概念是指「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某种法律关系的能力」。「权力权」关系到他人的行为，它指的是我有权主张他人应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权利」。霍菲尔德关于「权力」与「权利」概念，是从「权力」与「权利」如何改变法律关系来分析的。本书不使用霍菲尔德的「权力权」（power rights）概念，而把权力、权利两个概念作明确区分，并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从不同于霍菲尔德的另一途径研究分析权力与权利问题。
人生活在社会中，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的存在，或感受到社会中的力量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有三大原因，一是担心或害怕受到惩罚；二是希望得到利益或好处；三是因信仰、信念、信义、信任或受社会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的权力，分别称为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信服性权力，或简称为强制权、奖酬权、信服权。【註1·2】组织、团体、机构、系统可以不同方式或不同程度把三种权力加以组合，形成各种权力关系。在所有组织、团体、机构、系统中，由于国家垄断了依法使用暴力进行惩罚的权力，形成了强制权，而且国家还用奖酬权、信服权使国家权力为人们自愿接受。在有国教和有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信服权对巩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
强制权是一个人的决定，要求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服从并执行，如果不服从和执行，就要受到惩罚。职位可以产生权力，当一个人自愿服从上级或领导人的决定时，这种自愿的背后，有强制权、奖酬权、信服权在起作用。一个人对神权的服从，也是自愿的服从，但这种服从仍然包含着服从者相信，如果不服从会造成自己在未来或来世受到惩罚的后果。【註1·3】
权利（Right）不同于权力（Power），权利的行使可以不依赖他人，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休闲的权利；权利是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所以，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 。【註1·4】在有些情况下，权利的行使依赖于他人，如本人的财物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行使索取他人欠债的权利、免于武断监禁的自由。权利往往会受到他人的侵犯，所以，权利需要保障。【註1·5】权利可以靠权力相互制衡和国家权力来保障 。在本书中，这是指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而法律保障，就要依靠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基本人权，就是国家权力不能进入的领域。国家职位的设置都与行使权力、保障权利有密切关系。
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分权学说
在政治思想史上，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分权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322年）和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在漫长的中世纪，分权学说无人问津、销声匿迹。近代以来，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年）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分权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约翰·洛克说，立法权是短时间存在的权力，执行权是经常存在的权力，对外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处理各种对外事务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权与执行权必须有不同机关的人来掌握。如果这两种权力有同一机关或同一些人掌握，就必然给这些人造成方便条件，使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註1·6】 洛克认为，对外权与执行权本身是有区别的，但很难由不同的人来执掌。
在约翰·洛克以后，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desquieu，1689-1755）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他从反对专制主义、要求公民政治自由出发，提出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并认为这三种权力必须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这三种权力，既然是独立的，又是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註1·7】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影响很大，为其后许多国家建立宪政体制所采用。从孟德斯鸠的理论来看，约翰·洛克所说的对外权，既包括立法权，也包括行政权，如制订与批准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一种立法权。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上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是判断一项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权力。行政司法权，是一种司法权，是指行政主体作为某项纠纷的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仲裁、裁决和复议的权力。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司法权都是规范性权力，司法行政，不是司法权，而是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是围绕司法活动而展开的各种保障和服务的统称。不从分权的角度，而从权力对个人的直接、间接影响来说，国家权力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规范性权力，立法权和司法权都属于规范性权力，司法权是保障法律规范有效性的权力；二就是执行性权力，行政权与执行权是同一种权力。从权力分类的角度看，行政权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不服从行政决定、指令或命令将会受到惩罚，同时，法律用国家的权威给公民造成一种信念，使公民自愿地按照法律规定行为，这使遵守法律包含了信任性权力的成分。不同的行政权以不同方式组合了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和信服性权力。司法权主要是强制性权力。
约翰·洛克关于「立法权是短时间存在的权力，执行权是经常存在的权力」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对一个个人来说，司法权并不是「经常存在的权力」。行政管理权、军队指挥权、警察治安权，都属于执行权，是洛克所说的「经常存在的权力」。所以，对掌握着「经常存在的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尤其需要受到监督。如果说，法官需要对法律融会贯通，「法官终身制」有助提高司法水平，那么，掌握「经常存在的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就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最高国家行政权的行使，如君主的权力，当其他人无法限制它时，就只能通过宪法规定严格限制。但宪法上写明的东西在实际上并不见得就一定发生，这就形成了政治领域的「名义」和「实际」的区分。
最高权力和最高行政权
在一个国家中，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每一种权力，都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通常规定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但不规定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议会君主制和议会共和制国家，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式议会制度有根本区别，中国不承认自己实行的是西方式议会制度，但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规定代表机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点上，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共和制是相同的。
在议会君主制和议会共和制下，议会不仅有最高立法权，而且，政府有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政府向议会负责，议会还有权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中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军委主席等，在这一点上，也使中国的全国人大像议会共和制国家的议会一样，表现出可以行使最高国家权力。
在人类史上，除了个别国家外，国家都有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军权就是统率、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理论上的军权是一种绝对的强制力，是按照掌握军权的人的个人意志行为的绝对权力。军权有大有小。大的军权可以强制小的军权服从。如果不服从，就会发冲突和战争。按照权力的划分，军权是一种执行的权力，所以隶属于行政权。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的行政权，就不是最高行政权。
最高行政权与最高立法权不同，是一种经常行使的权力。在历史上，这种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行政权，在没有任期和连任届数限制的情况下，往往就成为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的独裁的权力。
古代「独裁」并非坏名词
就国家机关的各种权力来说，当一个人把国家的最高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时，这个人就是独裁者。在罗马共和国，独裁（dictatorship）并不是一个坏名词。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经元老院提名两位执政官之一，为独裁官，任期为6个月或1年。公元前456年，辛辛纳特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应召为独裁官，立即放下他的犁头，前往拯救他的国家，一俟任务完成立即解职归田。这个故事为其後历届独裁官所尊重。在罗马共和国的近500年中，除了两个人以外，每次担任独裁官，都以辛辛纳特斯为榜样。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三种权力中，行政权会经常地、直接地施加到广大民众身上。一个掌握全国武装力量和最高行政权的人，可以凭借武力来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在限制权力时，首先都是限制包括军权在内的行政权，对最高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可以有效行使的手段，不是法律和元老院等机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掌握最高行政权的人的任期和连任届数，用权力来制衡权力。
就国家职位来说, 按照任期来划分,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终身制职位，简称终身职 。在一般情况下，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就是君主。在有的联邦制国家，在成员邦中是终身元首，但在整个联邦中担任元首有一定任期，这样的职位，也可以视为终身职。如现代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9个州的统治者，终身在位而且世袭，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称为最高元首，由这些世袭统治者中选举产生，这一最高元首有任期也是君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君主有各种称号，古代埃及的法老、苏丹、哈里发、皇帝、古代和现代的国王和某些终身元首，大公国的大公，都是君主。君主的职位就是君位，有王位、皇位、帝位、大公位之分。本书在不同情况下，按习惯使用皇帝、国王、王、女皇、女王、苏丹、哈里发、沙皇或天皇，意指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在有些情况下，用皇帝或国王一词，代表其他称号的元首，不加特别说明。在古代，雅典贵族会议和罗马元老院的成员，和后来的一些职位，如大法官，他们的任期不受任何限制，即使丧失任职能力和生活能力，都可以继续担任这一职位，这也是终身职。
文官就是常任职
第二类是常任制职位，简称常任职 。现代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文官的职位就是常任职。文官通常由考试产生，他们一经委任后，除辞职、因过失被辞退、死亡或退休外，一般长期任职。 常任职和终身职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实行退休制度，而后者则不实行退休。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官终身制 ，实际上是一种常任职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任期不受国会选举和总统更迭的影响，它们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但在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的情况下一般都退休。
第三类是限任制职位，简称限任职 。这种职位通常由选举或任命产生，有明确的任期 。如果选举法没有规定候选人年龄上限，就不能禁止超过文官退休年龄的人竞选有任期的政治性职位。「老人政治」是专制国家终身制的产物，与自由选举无关。在总统制国家，总统不仅是国家行政首脑，而且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又是国家元首，议会或代表机构对总统的权力制衡有限，在这种体制下，规定它的连任届数限制尤其必要。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韩国总统都是限任制职位，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一個人擔任總統之職後再勝選可連任一次，然而擔任兩次之後隔屆再參選並不在此限。这种职位，是一种「弱限任制职位」，对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一条通往专制的道路。普京就是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在担任了两届总统後，没有竞选总统而担任了总理，在担任总理职务5年後，2012年和2018年第3次、第4次竞选担任了总统。【图1·1】
【图1·1】普京在2008年连任两届俄罗斯总统後，梅德韦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2012年普京第3次当选总统。2018年5月7日，普京第四次担任俄罗斯总统。照片是2018年5月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安德列耶夫大厅大厅就职典礼上。
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
第四类是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 。 这是一种有任期但连任届数不受任何限制的职位 。许多国家议会的议员、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某些委员会的委员也都是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 。美国第91届国会中有72名众议员连续任职多届 。美国犹他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自1977年首次当选以来，已经连任７届。在195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生效前，美国宪法对总统连任届数是没有限制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担任了两届、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担任了一届、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只担任了两届总统。乔治·华盛顿和杰斐逊强化了连任不超过两届的传统。从宪法规定看，这种职位仍然属于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美国总统罗斯福带领美国渡过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就连任了三次总统职位。在他1944年当选连任四届总统後，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被选任总统两届以上」。这使美国总统职位成了限任制职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任期为7年，可以无限制连任，2002年後任期改为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成了限任制职位。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1991年从原苏联独立以来，卡里莫夫（1938-2016，Islam Karimov）当选首任总统。他的任期获得多次延长，直到他在2016年9月去世，成了实际上的终身制总统。
在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这些国家对首相、总理的连任没有规定限制。在自由选举条件下，对这种可以无限期连任职位来说，终身任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性 ，这种职位与常任职不同之处还在于任职不受退体年龄的限制。「可无限期连续任职」既适用于由选举产生的职位，也适用于由任命或其他方式产生的职位。日本首相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许多党派党章规定了对党的首领连任的限制。
「反潮流」的非洲小国
一个国家称为「共和国」，当采取总统制时，通常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对「总统连任届数」的限制。近多年来，在一些非洲小国，出现了一个不大为人们注意的「反潮流」趋势，把「限任制」的总统职位改为「可无限期连任」的总统职位。这种改变，完全谈不上为了进入伟大的「新时代」，而是走回到这些国家传统的「舊时代」。1989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非洲苏丹总统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 Bashir，1944年生），至今已第7次连任總統，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4月16日。巴希爾是当代典型的独裁者，30年连任并没有使他的国「厉害」起来，2011年，南蘇丹正式獨立，奧馬爾·巴希爾的「国」的面積縮減了四分之一。2005年，非洲国家乍得（又译查德）通過新憲法，廢除了對總統任期的限制。在阿尔及利亚，2008年11月，為給現任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1937年生）連任掃清障礙，阿爾及利亞議會兩院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取消總統任期限制」的憲法修正案，從而使布特弗利卡从1999年担任总统以来得以第3次連任。非洲国家吉布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不能連任兩屆以上，2010年修改憲法，取消了连任限制，現任總統伊斯梅爾·奧馬爾·蓋萊（1947年生， Ismail Omar Guelleh ）於1999年当选总统， 2016第3次連任總統。
非洲国家发生的事，现在在中国发生了。2018年3月11日，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修宪案，删除了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正好在3天後的3月14日，默克尔第4次连续担任联邦德国总理。7天後的3月18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已经担任了3次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大选中以 76.69 % 的支
【图1·2】1989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非洲苏丹总统奧馬爾·巴希爾
（Omar al Bashir， 1944年生），至今已连任第7次總統。
持率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普京将任职到2024年。到2024年，普京将总计担任总统职位20年。
如果说非洲小国是「反潮流」，难道伟大的中国，也是反潮流吗？有默克尔4次连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先例，有普京要当20年总统的榜样，怎么能把非洲苏丹与伟大的中国相提并论呢？然而，全人类的人性是相同的。太阳下没有新事，世界千篇一律，舊戏一再重演。
国家各种职位的任期如何，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位的任期如何，对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古代历史开始， 对职位和任期同題， 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不同的任期类型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问题作一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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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第118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
【註1·2】美国政治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把权力分为Condign power 、Compensatory power、 Conditioned power三种，中文译为应得权力、补偿权力、调控权力。参见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刘北成译，时报文化出版，台北，1992年。
【註1·3】权力在动物世界中也存在。黑猩猩社会中存在权力，在白蚁、鼹鼠、蚂蚁、蜜蜂社会，也存在权力。本书主要谈人类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美國政治學家拉斯威爾（H. Lasswell）在1950年代提出，權力是研究「誰、贏得何物、何時、如何贏得？」（Who get what，when and how？），这并不是权力的定义。行使权力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要有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权力概念将会有新的扩展。
【註1·4】霍菲尔德把这种情况下的权利，称为特权（privilege）。霍菲尔德指有特权的人可以有这样行为或不行为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liberty），特权（即没有义务）仅关系到本人的行为。
【註1·5】霍菲尔德把这种权利称为「狭义的权利」，由于霍菲尔德是从法律关系分析权利问题的，他对「狭义的权利」的定义是，指有权利的人可以迫使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行为。
【註1·6】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第8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註1·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Foreword
Andrew J. Nathan
（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Yan Jiaqi,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China’s first professional political scientist in the true sense of that term. That is, he views politics as a subject of open-minded, fact-based inquiry, not as a subject of dogma and propaganda. As post-Mao China’s first practitioner of this kind of political science, he set the model for what political science could be in China. Even though Yan is now forced to live in exile, his model of scholarship remains influential among many practicing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China – not, to be sure, among the academic authorities set above the scholars by the Party, but among serious teachers and scholars who want to understand how political life really works, whether in China or abroad.
Some of China’s excellent younger political scientists today use quantitative data or game theory to test theories of micro-behavior. Yan’s mode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flects an earlier approach that is still essential. He takes the entire history of humanity, in China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his source of data about how human beings behave politically. He defines concepts like “power” and “rights” clearly and carefully. He asks the big questions that have driven political inquiry since Plato and Aristotle, such as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disorder. And he writes in language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 understand, to reach all who have a stake in politics. Thanks to the breadth of his scholarship and the clarity of his writing, no one has done more to inform the Chinese people of the wealth of experience that humanity has gained, across the centuries across the globe, with the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variety of political theories.
Yan has focus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on the core issue that has faced Chinese thinke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what is the best political form for China? Should it be a monarchy?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A one-party dictatorship serving as a transitional stage to democracy (so-called “tutelary authoritarianism”)? Or a one-party authoritarian state that claims to rule as a technocracy? Should China, as a vast, multi-ethnic country, configure itself as an empire, a unitary political system, or a federal system? Should leaders design policies according to an ideological doctrine, or according to some form of technocratic reason, or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mentation to select policies that work best?
Yan’s explorations of history have delivered an emphatic answer: dictatorship is not a good form of government. The over-concentration of power suppresses the creativity of the people, distort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ruler, leads to abuse, and destroys the 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adjust from failures and adapt to new challenges.
Originally trained as a physicist and mathematician, Yan burst onto the scene as a full-fledged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start of the reform era in 1978, with a famous article in Guangming ribao – reproduced as an appendix to this book – on an imaginary visit to three historical courts – those of religion (a 17th century Papal court), rationality (Enlightenment France), and practice (Deng Xiaoping’s China). The article showed through example that political decisions must be guided neither by ideological doctrine nor by abstract theory, but by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of finding out what actually works – a message very welcome to Deng Xiaoping and his reform colleagues at the time. In a later work, an exhaustiv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authored with his wife Gao Gao, Yan showed how Maoist fanaticism damaged the the Chinese state and people. Yet another of Yan’s famous works explained with great learning why China should adapt a federalist form of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fair treatment and maintain the loyalty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In 1980 Yan published an article, also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ctatorship,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publicanism. He was a pioneer of the view – which is today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liberal thinking -- that the ruling party should exercise power in keeping with the rules of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Of course, for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o function, the public must be educated, politically aware, and willing to obey the law. These are condition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fulfill.
But there is another condition: those people must also be committed to respecting the law. This is a difficult condition to fulfill, because law and politics are in some ways opposite systems. Politics is about the struggle for power; law is about setting limits 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Nonetheless, for some time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t seemed that Chinese power-holders – terrified by their own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would allow the law to limit their power struggles. The political reformers around Deng Xiaoping reintroduced laws, courts, and lawyers; allowed citizens to sue the state; created a civil service system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regularized the procedures for promoting cadres within the party.
As Yan pointed out in several of his works, a key requirement for taming the viciousness of politics through law is a system of term limits for the most powerful leaders. Mao – like Hitler, Stalin, and other dictators – had served as the top leader until his death. This was also true of other senior cadres in China and other dictatorial systems: they served until they either died or were purged. Yan explained why lifelong tenure is dangerous for the state in his 1983 book, The Lifelong Tenure System and the Limited Tenure System 终身制和限任制, and in other works. Lifelong tenure tempts leaders to view themselves as indispensable. It leads them to fear what might happen to them after they give up power. It weakens the ability of other political forces to limit the leader’s power. It stifles the careers of talented younger politicians and drives the most talented people out of politics altogether. It makes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afraid to speak the truth, deprives the top leader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nd leads sooner or later to tragic mistakes.
Deng Xiaoping agreed with Yan’s argument. He introduced an age-based retirement system for political leaders and wrote a limit of two terms for the post of President of the PRC into the 1982 PRC constitu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ng’s system of fixed retirement ages evolved into an informal limit of two terms for the top position of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This system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all in one effort. It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gradually. Thus, Jiang Zemin held office as General Secretary for more than two full terms. When he handed over that top party post to Hu Jintao, he kept the position of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for an extra two years. And after his full retirement from formal office, he exercis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u Jintao period through his many subordinates who still held office, the so-called Shanghai Gang. Even so, the system of limited terms seemed to be more and more accepted. Hu Jintao stepped down on schedule in 2012 and Xi Jinping succeeded to all three top position (party, state, and military) on schedule in 2012-2013.
But today the system of term limits has been abandoned. In March, 2018, Xi Jinping ordered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o be amended to remove the limit of two terms for the state president. This came after his strong consolida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sing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o purge all rivals, replacing top military officers with his own appointees, and placing a dominant number of his loyalists in the Politburo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The amendment of the state constitution was only the final act in the process of removing all constraints on Xi’s power.
This dangerous trend has motivated Yan Jiaqi to revisit the issue of term limits in his important new book. Searching again through the archives of human history and geography, Yan reveals that our most preci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never fully secure. Political systems have made progress in constraining power through term limits. But at times of disorder or corruption, leaders have often abolished such limits on the pretext of restoring order. They suppress criticism, jail those who have independent views, and oppress persons of talent.
Instead of creating order, such violations of rule of law generate an even more intense struggle for power. Now there is only one location of real power in the system – only one position where a power-holder can have real influence and enjoy the temporary illusion of safety. The more power is concentrated, the worse i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consisting of passive resistance and subtle undermining while the top leader appears strong, and a vicious succession struggle when he grows weak. In these way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brings the reversal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weakening, rather than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state. Excessive power accentuates the weaknesses of the power holder’s personality and sooner or later brings disaster to the society.
I admire Yan Jiaqi’s sense of duty to his country in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 at this important time. I admire his faith that his fellow Chinese are public-spirited and interested in the truth, and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learn important lessons from serious scholarship. I admire his belief in the ability of authentic political science to enlighten readers and to help citizens set their country on the right course. Indeed, I have admired Yan Jiaqi’s work since he began to write about politic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 have had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him since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0. It is my pleasure to recommend this illuminating and thoughtful book to everyone who takes an interest in the crucial question of how China should be governed.
Andrew J. Nathan New York July 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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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7 2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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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8 04: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