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社会主义说的却是实际。

孙维邦

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社会主义说的却是实际。
实际只有优劣哪来的真假？

周先生纪念李锐老人的话含错误，他批评美国总统的“我们不搞社会主义”“用词不当”。人家说“美国不搞社会主义”是表的态度，态度哪有用词上的当不当？态度所关涉的只是肯定还是否定，不存在用词问题。周先生说：我们应反对的是假社会主义或伪社会主义，即德国纳粹社会主义，不应反对真社会主义”。照周的意思，好像社会主义还有真假两种？这话不成立，只有不同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没有种类上不同的社会主义，故而周的话就蕴涵了“种类上不同的社会主义”，有真的又有假的，这话不通。

因周先生没缕清真假范畴是以什么为成立——真假所揭露的只是知识或道理不揭露实际。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知识即一个理，可也是实际的制度，是事实的社会主义。这样他就把事实制度的优劣好坏用道理值的真假来表达了。他说的假或伪社会主义是指德国纳粹国家资本主义。他应该用恶或坏而不应用假与伪来说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真假说的是真际，真际可以只真而不实，但实际必须有实而不必真。做为知识或道理的社会主义，不是事实的社会主义，事实的社会主义只有优劣好坏，不存在真假。只有知识或道理才有真假。

但因知识上的社会主义与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同一个字面。只要字面就是反映对象或思想的。做为知识或道理的社会主义所反映的对象就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因道理就是反映对象或思想的，载体所载的思想是否与对象相合就是真假的标准。这里做为思想载体的社会主义与实际的社会主义却是同一个字面，同一个字面所储存的当然只能是同一个思想——一概念包含的思想不能相异于本身。若于此处缕清了这里用的虽是同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却不是同一件事。这同一个概念既反映事物所以为事物者的“理”，也反映可经验的“事实”，它们各是各的，各有自己的价值值。因字面是反映或储存思想的，其价值值就只是真不真。实际社会主义的价值值是反映实有能量的，只有优劣或好坏。

周先生所以会犯这样一个“德国鬼子嫖妓，习近平得花柳病”的错，是因批判共产党是一种向外的相对的关系。只能自觉到自己的立场，只能从内容方面发动对共产党的批判。可周先生既是批判者，其批判就有个自身方法论的问题——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批判共产党？我敢肯定这是周先生没来得及去想的。与海内外的民运一样：心里只有推翻共产主义打倒共产党的要求与情绪，没有如何来批判的方法思考。正如21年上海——嘉湖建党，那十几条汉子心里想的只是成功——夺取国家公器的成功。他们没去思想人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公器是干什么用的？他们甚至也未去思考：党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思考所建的是合乎政党价值值意义的党么？他们也不知什么是革命，革命一词的涵义不只是革除天命，用暴力手段来改朝换代，更深刻的是社会观念的从特殊向普遍的更新。共产党发动的是一场意识上不知什么是革命的革命，共产党所建的是一个不懂什么是党的党。这样的党及其这样的革命除了对成功的要求能有观念上的任何前进吗？这样的成功除了破坏与灾难能带来别的吗？没有内圣之德的成功怎么会造成人民的福祉？

无论周孝正先生纪念李锐老的讲话，还是整个民运的活动都是没有自身方法论考察的，也就是大家都只活动在反共之中，反共也是人的如何做人，可没有人去探讨自己是怎么成了人的，难道人之成了人不是人生的阶段，难道人之是人里不包含人的性质？既是人的性质它能不发生能量？可我们只有如何做人的自觉，却没有把自己是怎么成了人的人生阶段计算进如何做人中去。

如何做人包含着不能经验的成为人的人生阶段，且这是更根本的阶段。

英国的洛克在阐明其所以撰写《人类理解论》时说——1670年他和艾什利勋爵住在埃克赛特宫里，一直有五、六个朋友定期讨论道德与宗教，但不久谈论就陷于停顿，很久都没把所以陷于的困难找出。再后我我想到，我们是走错了路，我们应该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先考察自己的能力，看看能解决哪些问题，哪些是不能解决的……这成了我研究的起点。从此洛克展开了努力，用20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人类理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