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派的视角看王小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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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石的文章你读懂了吗？


暂时无派


最近，新华网在显要位置上转载了一篇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道：“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接着，文章笔锋一转，说道：“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再往下，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副前苏联解体后悲惨的社会景象，并向人们发出了中国如果出现动荡将会更加悲惨的警告。最后，作者以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可怜下场为例，对中国的“天使、导师和公知”做了看似严厉实则好心的提醒。


这篇文章直到本人写这篇短文时还挂在诸如人民日报强国论坛和新华网的置顶头条上。据说，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其它各主要门户网站也将其置于显要的位置上。文章被广泛传播后，人们对其褒贬不一。因为是直接批评“公知”的，所以它受到“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们激烈反驳是意料之中的。但我注意到，这些反驳虽然看起来言辞犀利，却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上；相当多的批评者其实并没有读懂这篇文章，他们没有理解王小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章推荐者的）良苦用心。而许多持相反态度的人其实也没有真正弄懂作者的立场，他们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普世价值”本能的厌恶，将一些词汇的表意当成了文章的内涵，进而表达了错位的支持。


坦率地说，这篇文章明显是一篇普通网友的有感而发，其文笔、论证过程和数据的引用是相当粗糙的，其中的观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样一篇缺乏推敲的文章受到如此急迫的高规格推荐，一定有它的特殊原因。我以为，重要的不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王小石的这篇文章，而在于如何理解它被如此重视的背后原因。为了“破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对文章做一点稍微仔细的分析。浏览一遍这篇文章，我们大概可以初步归纳出作者下面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社会现在大体上是和谐的，是远离“崩溃的末世”的，这个社会上每天发生的事没有多少是负面的。


第二，如果人们听到或看到了什么负面的新闻，那它们大多也都是“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通过“造谣传谣”等办法制造出来。这些人的能量很大，他们可以“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第三，前苏联之所以那么惨，是因为它解体了，而它之所以解体了，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受了“欧美画出的民主大饼的骗”而搞了“民主化”。后来，绝大多数受骗的人，包括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索尔尼仁琴和一手毁掉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后悔了。


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了苏联解体后的“悲惨”，但除了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欧美民主化大饼”的骗局以外，文章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却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剖析。从文章的内容上看，苏联的解体好像主要是外因的作用，这场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和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悲剧似乎不过只是西方世界一个精心骗局的成功之作而已。


这样的解释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的真相吗？显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世界扼杀和颠覆它这样的外因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十月革命后的多国军事干涉造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极度困难，但这个政权没有垮台，苏联也没有解体。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苏联不仅没有垮，而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但是，在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以后，它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了。列宁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西方社会给它画了一个什么“民主”的大饼，而是因为其内在的因素，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变质和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个变质和背叛的过程始于赫鲁晓夫，终于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先是变成了一个自称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全民党”，接着变成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官僚集团，最后变成了一个欺压和剥削人民的利益集团。苏联的最后倒下和解体，其实是长期量变积累的必然质变，是其统治集团内部隐性私有化向显性私有化在瞬间的名至实归。多年后，一个生活在别的国家的人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偌大的一个政党，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俄罗斯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苏联共产党也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那里从来不缺“男儿”。之所以在最后时刻无一人挺身而出挽救那个政党，实在是因为得利者和失望者都太希望它垮了。接下来的动荡和痛苦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的人民必须要吞下的苦果。


过去的三十多年发生在中国的事，其实和发生在前苏联的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走过了很相似的堕落和变质的道路。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制度比作一只青蛙的话，那么，苏联的“青蛙”和中国的“青蛙”在各自的执政党眼中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必须死去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死的方式有些不同。苏联的“青蛙”是以断头的方式突然“休克”死亡的，而中国的“青蛙”则是被用温水慢慢煮死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执政者们对他们的这一选择是津津乐道的。他们觉得，“温水煮青蛙“可以避免直接断头引起的动荡，是一个可以引以“自信”的杀青蛙的好方法。


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一批文人“精英”前后起过两个不同的作用。


在那个被称作“改革开放”的过程的早期，这些人担负的是“前锋部队”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是为这个过程制造理论上的合理性，或曰制造舆论。而在后期，尤其是最近十年，这些人的任务变了，他们由“体制”培养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时他们担负的是“佯攻部队”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是以“极右”甚至带有某种“汉奸”色彩的姿态，吸引对方的火力，掩护“体制”主力的攻坚。应该说，他们在这两个阶段的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出色。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进行得很平稳，基本上做到了天衣无缝。但是，在左派被完全噤声，普通民众被高压“维稳”，第二个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大业就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关键时刻，这支部队本身却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打得太兴奋，不想撤下来了。这些人有点像阿拉丁神灯里放出来的妖魔，不仅收不回来了，还想控制甚至取代主人。他们开始“客大欺主”，开始向体制开火，开始裹胁民意向体制夺权。这就出现了王小石文章中开篇中提到的那些现象。具体分析起来，这些人中可能有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人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不敢说这样的人有多少，但我相信他们是存在的。我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建立一个西式的民主社会是中国明天的正确出路，我对他们的信念表示真诚的尊敬。我一向认为，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将别人的信念说成是“糊涂”、“幼稚”或者“脑残”。我以为，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思想，他自己就是一个糊涂的人，就不适合思考政治问题。对于坚持自由主义理想的人，我祝愿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坚持下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止。


第二种人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梁实秋笔下挨了嘴巴还大喊“要抽车”的多嘴“观棋”人，而是想自己下场亲自下它一盘。在这些人看来：无非就是个市场经济嘛，让我来干肯定比你强。于是，他们难免会动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些前辈一样的念头：轮流做庄。有这样的念头是不是就大逆不道、不自量力了？不能这么说。两千多年前的农民都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今天满腹经纶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有一点我们可爱的“公知”们却常常会忘记，那就是，搞政治是要有资源的，而他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资源。在从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说过这样一段比较刻薄的话：“如果说‘民营资本’的民主诉求虽有先天性的缺陷却不失一定的合理性的话，‘知识精英’的民主热情就让人觉得有些脱离实际了；他们不仅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连经济力量也没有。他们的自我感觉很‘丰满’，但在现实中的地位却很‘骨感’。他们慷慨陈词、气势如虹，大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但却从未摆脱做‘毛’的可怜命运。”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服气，但自古以来一直有一个说法他们可能听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第三种人没有政治野心，属于真心为“体制”排忧解难的谋士。他们在担任“佯攻”任务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发现：佯攻的方向才应该是真正的主攻方向！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想避免动荡，恰恰需要走“普世价值”的道路，搞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都有这样一句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发现不少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够准确，他们要么将其简单化为不走邪路，要么将邪路理解为改旗易帜。在我看来，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应该是走邪路时不改旗易帜，换句话说，所谓“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真正涵义应该是走不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这是不是“胡批三国”呢？不是的。我们只要将邓小平有关“邪路”的定义和今天的现实一对照就明白了。因此，“温水煮青蛙”的核心秘诀就是政治专制保障下的经济彻底私有化，而这个特点也正是所谓“中国特色”的实质所在。对这一点，有些“公知”可能不太认同。他们大概属于“正人君子”一类的人，不屑将羊头挂在狗肉店的外面；他们执拗地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坚持改旗易帜与邪路的表里统一。


无论是出自哪种动机，客观的现实是，当今中国的舆论界确确实实存在着一股对政治体制比较强的冲击波。这个冲击波显然对“走不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战略部署产生了干扰。王小石的这篇文章虽然比较粗糙，但因其在谈到“动荡”的危害时回避了动荡产生的真正原因，就被体制内的“有关部门”借用作为了一个命令“佯攻部队”撤退的号令。事实上，这已经是继“宪政民主”被叫停后的第二道撤退号令了。如果有些“公知”们在此之前没有听懂这个撤退令，希望我的话能对他们提个醒。会不会有人辜负“体制”的希望而继续一意孤行呢？也许会的。会的话又能怎么样呢？不知为什么我会想起曹操手下管粮草的那个小官。


左派已经被噤声了，如果“公知”也撤退了，整个中国突然就此变得鸦雀无声了，中国动荡的根源是不是就消除了？整个中国是不是就可以悄然入梦了？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不是否定的，我们就得承认历史既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也不是英雄豪杰创造的，而是一群“天使、导师、公知”等文人们创造的；我们就既不应该看到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也不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应该承认掩耳盗铃是可以成功的。


在是个认字的人就能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的今天，我还是喜欢向马克思请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迄今为止所有历史记载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有两种存在形式：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前者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后者是以革命形式存在的；前者表现为长期的、静态的、不露声色的社会形态，后者表现为短暂的、动荡的、疾风骤雨的社会形态。剥削阶级的本性是贪得无厌，这样的本性一定会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因此，没有一个阶级压迫的社会形态可以长治久安。当被压迫者的忍耐达到极限时，对立的阶级双方的地位就开始互相转化，被压迫阶级就要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原有的秩序就会受到破坏，社会的动荡就要开始。这种“忍耐的极限”有两道底线：一道是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即两极分化；另一道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极端不平衡，即自然灾害或大的经济危机。今天，这两个底线已经逼近中国。执政党对“青蛙”的最后一把火是会将中国社会更深地推向这两道底线，还是会将它从那里少许拉回来一点呢？我看是更深地推向那里。


“公知”们制造不出“崩溃的末世”，他们也没有本事凭空“煽动”出社会的动荡来。“造反也好，革命也罢，从来就不是什么人鼓动的，也从来不是造反者或革命者的主观选择；古今中外，所有的造反和革命都是造反和革命的对象逼出来的”（摘自本人的《“甲申年”的两个条件已见成熟》）。中国能否避免动荡，执政者能够把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旦动荡出现，中国“会比苏联更惨”，还是会凤凰涅磐，只好让未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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