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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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了50万人，在今天的天府广场召开了文革中四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这次的批斗对象，是四川的领导班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除了挂黑牌，坐喷气式外，被批斗的人还被押着在成都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

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植岩也在被批斗的十人之列。三个月后，他从关押地成都锦江宾馆9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终年49岁。

半个世纪后，刘植岩的儿子成为结束中美这场贸易对抗的重要人物：副总理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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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河北省昌黎县两河村的刘冠儒家生了个儿子。刘冠儒种地为生，靠务农挣下了一份家业，他给儿子起名为润春。因为润春表字雨楼，后人就多以刘雨楼相称。

虽然刘雨楼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有志于学问，但是刘冠儒并不看重读书，在十三岁时就早早给刘雨楼娶了妻子谢静宜，想要拴住他在家乖乖打理家业。刘雨楼对此十分苦恼，最后他的丈母娘见其志向远大，于是变卖了自己的田产，供他上了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在永平府中学堂时，刘雨楼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后来鼎鼎有名的李大钊。

从大清银行专修科毕业后，刘雨楼投身了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

后来刘雨楼因为得罪了上司而被迫离职。刘家后人回忆，上司曾向刘雨楼索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拒绝。后来银行做投资，刘雨楼误判行情造成亏损，上司借此机会开罪于他，迫他辞职。

离开银行，刘雨楼在同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介绍下进了研究院。先当会计课办事，后来又担任起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

根据刘雨楼流传下来的日记，其秉性刚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常遭排挤，多有情绪发泄在日记中。如：“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注：李书华，字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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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7日，刘鹤的父亲刘植岩出生了。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刘植岩是唯一的儿子。

刘植岩是老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尚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中的刘植岩，就与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墙壁上办救亡墙报，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

1935年他和一些高中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同年又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五区队队长。

刘雨楼知道自己儿子在闹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欲写信给植岩，而其行踪似有离开晋城之势，十有八九不能收到。欲不写则心中不能搁置，惟有不管收到与否，姑写之寄之而已。”

抗战时，刘植岩先在平津流亡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后受组织派遣到孙殿英部从事旧军改造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工委书记。

1939年，刘植岩奉命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1940年起，先后担任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岳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兼屯留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岳北地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西北局工委委员，太岳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委，晋绥十一地委书记兼十一军分区政委等。

1949年5月，刘植岩被调回北京。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后出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长、第一局副局长。1952年秋天，又被调到组织部任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干部管理处二处处长等。

刘植岩是中组部比较有名的“笔杆子”，他擅长写作与家庭氛围有关。父亲刘雨楼酷爱旧体诗，常在家吟诗作对，任职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也是民国有名的学术机构。刘植岩的大姐刘植莲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后来化名雷妍成为沦陷区有名的女作家。

在中组部，不少文件、报告、社论都出自刘植岩的手笔。例如《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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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刘植岩被中组部下放到云南，任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他先后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

尔后文革席卷而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植岩被任命为西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炮打西南局的口号下，大批学生冲击西南局机关，出面接待应付学生的，主要就是刘植岩。见过他当时接待学生的人回忆，刘植岩个头很高，口才好，讲话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学生本来是来闹事的，但被他的讲话折服，他讲完后都拍手，跟着他呼完口号后，就回学校去了。”

不久后，刘植岩被打倒了。他被定性为刘少奇、邓小平、安子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谋士、大帮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爪牙。”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批斗和迫害。

安子文是刘植岩多年的老领导，抗战时期，安子文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刘植岩就在他手下工作，得到安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任组织部长，刘植岩也在组织部工作，仍是他的下属。1956年，在安子文的推荐下，刘植岩成了中组部唯一的处级干部八大代表。

在刘植岩的罪状中，有一条为“保护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时，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准备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控制名单”。把中央机关和各省市上千名有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列入名单，进行保护，不准批判。这个名单，就是刘植岩领导的组织部二处负责搜集整理的。这后来成了安子文和刘植岩的罪状之一。

另外一条罪状，是他保护过刘少奇。

原东北局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李纯六搞了一份材料，说有一个叫刘少犹的人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叛变投敌。李纯六认为，“犹为奇误，刘少犹就是刘少奇”。刘植岩当时在组织部二处，派人到东北进行了调查，并对李纯六进行了处分。刘植岩说：“刘少奇没有到东北去过，一直是在南方工作，李纯六完全是造谣胡说。”这成了他的另一条罪状。

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黑干将、鼓吹刘邓这些帽子，都扣在了刘植岩头上，不止一次批斗、挨打。在当时的一份造反派小册子中写道：“以李井泉、刘植岩为首的西南局，不是承认错误……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这本小册子中，甚至还有他的“供词”。

1967年，刘植岩被关在锦江宾馆9楼参加学习班，12月12日，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从9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这一年他仅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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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刘鹤15岁。

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101中学，这所学校是在革命老区创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1951年，经周恩来特批从河北张家口迁至圆明园南侧，生源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和烈士孤儿。

1969年刘鹤到了吉林下乡插队，第二年参军，三年后退伍回北京无线电厂做了一个工人，后来转为干部。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刘鹤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在人大读工业经济系。他曾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1988年，刘鹤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992年至1995年，刘鹤留学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