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愚上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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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和坏蛋
作者: 陶杰
总统川普终于宣布中俄两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中方一向希祈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指责美国人仍抱有“冷战思维”。
美中之间，当然是冷战思维主导一切，譬如香港的反对派据说“美国资助、颠覆中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国对中国展开和平演变”，这不是中国对美国的冷战思维又是什么。川普不太喜欢装聋作哑浪费时间，挑明讲，这就很爽快——既然你天天提防对方“亡我之心不死”，就不可能结成什么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很明显的简单逻辑。
美国这样带头一吹哨子，西方文明国家，纷纷Me Too归位：德国情报局指中国在网络收买德国精英，纽西兰政府点名一名竟然当了国会议员的杨姓中国卧底，澳洲总理刚刚在亚太经贸会议与美中领袖一起笑着合拍Selfie，回国之后即刻掀桌子，指斥中国商人贿赂政党、影响澳洲外交。
Me Too之下，原来个个都曾经中国的性骚扰。然而，据说Me Too会引起“责备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的心理，澳洲纽西兰，如果声称做了受害人，对呀，当然要首先要自己负责。
这些中国富商卧底，不是游过南中国海偷渡上岸的，是你澳洲纽西兰张臂欢迎来的“投资移民”，投资移民不要紧，如果澳洲还继承一点点“向澳政策”，即刻就明白，一名英美白人投资者的移民申请，与一名中国人的投资申请，即使账面的资金相同——往往中国人的银码大得多——在制度上，白人资金的来源，本质以及这笔金钱所代表的道德价值观，有天渊之别。
一个来自崇尚自由、公平、契约精神的制度；另一种资金，来自一切凭背景靠山、掠夺盘剥的列宁极权制度。一种是赚得有底线的钱（Money with a bottom-line），一种完全没有。
国际政治没有对错，只有利弊，汇丰银行若中门大开不设防，没一个阿差警卫，白花花的钞票堆在柜枱上，而且不会抓人，任何一个中国人或香港人，路过看见，都会进去搬抬钞票，半分钟内就会全城哄抢，引致暴动。
大陆的公路翻侧一辆货车，几万只桔子翻泻在地，四周没有公安，也即刻引起农民哄抢。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移民”政策，一切见钱眼开，不问制度性质，不问这个人明明三十年前开货柜车，今日为何会有一百亿，中门大开，终有今日后果，一样的道理。
即使是色狼，你也成年，他半夜三更叫你去酒店套房，说替你签明星合约，你跑上去做什么？这个世界先有贪心的傻瓜，才有坏蛋。
李怡：下愚上诈之道
前文谈及两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所做的社会调查，发现学历越低、收入越少的人，民族主义意识越强，在屡次反日反韩的“爱国争端”中，这些社会边缘人群都是激烈参与者。
英国政治家Henry Brougham（1778—1868）说：“教育使一个民族容易领导，却难于驱使；容易统治，但无法奴役。”
所谓领导与统治，是指理性、公平，人民权利最大化的政权；所谓驱使与奴役，就是指所有决策以掌权者利益为依归，独断，非理性，不公平，把被统治者当作奴隶的极权体制。前者靠启发个人心智的教育而使领导与统治更容易，后者就靠全民教育水平低下，和强调民族主义及扭曲历史的教育来实现。
中国的教育灌输对执政党绝对服从，历史教材扭曲，语文和社会教材偏颇，都是洗脑式的愚民教育，让受教育者容易驱使与奴役。
但即使是这样的教育，仍然会使教育水平高的人，较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较难驱使。中国的教育经费一向偏低，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只相当于美国的9.68%。
1937年，大学问家陈寅恪在与吴宓教授散步时谈中日战局，吴宓日记载：“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下愚上诈”的说法，真是说中要害了。“上诈”而“下”不觉，皆因“下愚”；而“上”要继续“诈”或更“诈”，就要使“下”更“愚”。解放后，教育经费之偏低和教材之偏颇，都可以说是为了可以让“上”更诈和一直诈下去。
“上”诈最厉害的一招，是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因此下愚者就自以为居于领导阶级的地位，幻想无权的自我置身于强国“大我”中，而爱国主义爆棚。但其实在掌权者眼中，城市工人和以自杀为人生正常归宿的农民，都是底端人口。
有一个苏联笑话：人身上有三种不可测的特质：才智、党性和真诚。一个人只可以拥有两种——有党性和真诚就不会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诚就不会有党性，有才智和党性就不会有真诚。
这虽是笑话，但也是至理。对于以“下级服从上级”为主要教义的列宁式政党来说，党性是三种特质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一定会排斥“有才智和真诚”的人，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党性；其次就会排斥“有才智和党性”的人，因为即使表现得有党性，但有才智的人分分钟对上级决策会有自己意见，虽服从却可能是口服心不服，上级党对他们的信任会存一个问号；再次就会排斥“有党性和真诚”的人，因为这些人尽管无才智，但如果他们的确真诚，真心相信党的政策，也往往会有违上意。

因为下愚上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之术，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