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源探寻：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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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苑梦客

我一直认为，大跃进时期的中国进出口数据对理解大饥荒的成因非常重要，但系统的资料一直没有看到。最近读到荷兰学者冯客 (Frank Dikotter) 博士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中国浩劫史》，认真研读了第二篇第10部分“征购狂潮”，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本书是作者历时四年遍访全国各地档案馆以及大量采访基础上写成的，资料翔实，论据充分，因此获得了英国2011年度塞缪尔‧约翰逊大奖。


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始原因是他1957年底在苏联世界共产主义大会上所发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豪言壮语，而毛泽东的真正动机是要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毕生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决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为达到个人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人的生命在实现他个人目标过程中从来不予考虑。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样如此。


要实现“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靠循序渐进的发展根本不可能，必须超常规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大跃进”。而毛泽东的选择有限，除了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别无他法。因此，从1957年开始，中国花费巨资大量进口成套的钢厂、水泥厂、玻璃厂、发电站、炼油厂等。各种机械设备的进口也成倍增加，仅举数例, 从1957年到1958年，金属切削车床从187部增加到了772部，播种机从429台增加到2241台，拖拉机从67辆增加到2657量，货车从212辆增加到19,860辆。


由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因此西方盟国从五十年代初就对中国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因此，中国进口设备大部分都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也急于打破西方贸易禁运，以便得到更先进的设备，而一些西方国家也希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因此，从西德的进口从1957年的2亿德国马克暴增到1958年的6.82亿马克，而从英国的进口则从1957年的1200万英磅增加到1958的2700万英磅。


大量的进口除了现金交易外，更多的是大笔举债和实物出口交换。据冯客的研究，当时基本贸易格局是这样的：用信贷、资本货物和原料来交换稀有矿产、成品和食品。例如：用猪肉来交换电缆、用大豆交换铝、用粮食交换钢等。


这个期间向苏联出口的物资一半以上都是农产品，包括天然纤维、烟草、粮食、大豆、水果、食用油到罐头肉等。而出口到俄罗斯的大米从1957到1959年增加了两倍。由于来自中国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以至于赫鲁晓夫打算不和西方比工业化速度了，先和他们比人均消费的肉类、牛奶和奶油，宣称苏联很快将在这几项的人均消费量方面超过美国。 东德人本来不吃大米，可是中国大跃进期间大米居然成为东德人的主食，而人造奶油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食用油。1959年，东德希望从中国进口更多猪饲料，但中方贸易代表无可奈何地解释说，中国必须用这些猪饲料来养活中国人，因此只能限量出口。


为了获取外汇，中国以比国内市场低得多、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产品。例如，中国大陆制造的雨衣在香港比在广州便宜40%， 皮鞋只卖1.5美元一双，小提琴5美元一支，冻鹌鹑8美分一只。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是一场灾难。结果是中国的外汇收入不增反减。例如，1957年，中国出口了870万匹布，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可是1958年头九个月中国就出口了920万匹布，外汇收入才4700万美元。当年总共有1400万匹布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


由于进口大增，贸易赤字惊人，欠债越来越多。东德要求在1959年圣诞节前交付剩下的一千多吨冻鸡，同时欠东德、匈牙利、捷克的卢布都要求用水稻、花生、或皮革来偿还。


面对巨大的贸易缺口，中央领导纷纷开动脑筋，决定进一步减少消费，每个人少吃一点，以完成外贸任务。


1959年出口由6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到79亿元，出口粮食增加了一倍，超过了400万吨。出口指标按比例分配到各省，但全国各地都缺粮，到1959年1月，全国只征收到8万吨可供出口的粮食。湖北、四川、安徽、贵州、甘肃、青海等省表示只能部分完成任务，而福建省干脆拒绝上交保命口粮。


为了解决外贸失衡问题，中央于1959年3月至4月在上海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建议全国吃素，“人一律不吃肉，都拿来出口”。网传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也不吃肉可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在农村，别说吃肉，连食用油也不许吃。1959年5月24日，中央向各省下令，不再向农村出售食用油。而且，按照合同，1959年底必须再出口900万头猪。


了解了大跃进期间的中国外贸，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大饥荒会饿死那么多人了。而这一切，如果说外贸是罪魁祸首，不如说毛泽东是罪魁祸首。在一份只发给参加1959年3月2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党政领导人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毛泽东下令征收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并解释说，“粮食征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要求全国学习河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并额外调拨1.6万辆汽车用于征购粮食。当有人建议，国家应保证每人每年8公尺布时，毛反问道，“这是谁下的命令？”并说，“我们应该少吃。”“抓紧”和“抓狠”是战争时期解决实际问题的保障。“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超人哲学！


关于毛的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1959年6月的一次关于采购的电话会议上作了具体说明，就是要在农民开始吃新粮之前就必须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和农民在争夺粮食。而王任重则建议，对不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调配的地方干部要“先礼后兵”。据说为避免引起误解，毛的原话只能传达到县、区委书记。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向中国农民发动的旷世未有的战争，虽然一个个生命是悄无声息地湮灭的，但其惨烈程度史无前例。我期待着官方能公布大跃进时期的全部档案，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在中华大地上能为那屈死的几千万冤魂树立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