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国家联手证明，回头路即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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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陀飞轮0

一
    近期，伊朗和土耳其双双遭遇麻烦：伊朗因为美国退出核协议重启制裁，又一次陷入动荡；土耳其则因美国加征钢铝产品关税而里拉暴跌，风雨飘摇。
    由于在宗教派别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又有着利益勾连，这两位伊斯兰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微妙，起伏不定。
    但如今，至少在美国这个共同敌人面前，它们终于成为一对能够同仇敌忾的难兄难弟。
    然而，与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对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容易从反对美国变成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这对于现代化之路本来就障碍重重的伊斯兰国家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
    就非物质因素而言，比起其他地方，在非民主政治之外，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要多跨越一道障碍，那就是非世俗社会；民主化与世俗化，是衡量它们现代化程度的两大指标。
    土耳其和伊朗，就是或者曾经是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领先者。
   二
    在上世纪20年代，目不识丁的伊朗军官礼萨·汗通过政变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而后雄心勃勃地推行他的现代化计划，发展工业修建铁路开办学校组建现代化军队，给伊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
    他的儿子巴列维，在上世纪60年代发动一场规模更为巨大的“白色革命”，在繁荣的石油市场助推下，伊朗的现代化程度快速提升，世俗化程度直追西方国家。
    但随后的故事众所周知。1970年代末，霍梅尼发动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共和国，在世俗化上大踏步后退，与西方国家势不两立，和美国从盟友变成仇敌，直至今天成为一个同样是为数不多的禁止脸书使用的国家。
    伊朗这个大进大退，源于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战略是“半身瘫痪”的：只推进世俗化，不推进民主化。
    无论是礼萨·汗还是巴列维，他们愿意推进现代化却不愿意失去权力，因此一直固守君主制。
    到巴列维时代，在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刷下，终于不得不拿来民主作装饰，于是搞了所谓的“帝国民主”，类似中共人民民主专政，称西方的议会民主“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只有在“帝国民主”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
    在漂亮说辞下，是“专制现代化”的实质。
    三
    这给伊朗带来了严重恶果。现代化改革和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财富，被滥用在军费开支等方面上，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与国家财富同步增长。
    专制之下的世俗化，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现代化之名施行的暴政。
    为让教权屈服于王权，礼萨·汗无视伊斯兰最基本戒律，穿着马靴踏入清真寺，用手杖抽打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巴列维王朝彼此间的仇恨种子。
    在对待宗教力量上，巴列维同样强硬，而且比他父亲更糟糕的是，在他的时代，财富膨胀带来了广泛的腐败，广泛的腐败又把民众加速推到唯一能与政权相抗衡的清真寺，一场反噬世俗化的伊斯兰革命避无可避。
    对民主化的拒绝，埋葬了巴列维王朝，也埋葬了伊朗人民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希望。
   四
    两相对比，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就比伊朗平坦得多。
    历经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坦齐马特改革、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二战之后的民主政治变革三轮大转型，土耳其的现代化程度在伊斯兰世界里不但最高，而且最为稳固，一直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例外。
    但是，随着借助二次修宪完成个人长期集权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的崛起，土耳其令人叹息地走上反民主化和反世俗化的“走回头路”，伊斯兰世界的“例外”很可能沦为“雷同”。
    土耳其的偏航与伊朗的逆转，在本质上，都是伊斯兰文化传统反扑的结果：民众的思想观念，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发生变革，“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伊斯兰教义仍然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旦经济萎靡和社会不公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扑便不期而至。
    在直接原因上，则都是在民主化上出了问题：土耳其是民主化不够彻底，伊朗则是干脆就没有民主化。
    为什么这么说？
    五
    这是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发端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移植”，这就需要把它们与本土文化嫁接，“国情”的因素客观存在并构成阻力。
    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变革是最为灵敏的因素，它能推动国情相对快速地发生变化，为移植创造合适土壤，民主化于是成为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东德西德、南韩北韩的兴衰对比以及日本在美国规训下的成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目前整体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现实结构还是苏联模式的遗产。中国有些学者不断地提「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提法贯穿着一个思想，即不搞西方制度文明，核心永远是专制、非法，让国际承认并在世界推广。
    因此，拒绝民主化的巴列维王朝的失败，并不让人意外。
    土耳其的民主化程度在非西方世界中算是靠前，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不能忽视：为对抗强大的反世俗化力量，凯末尔留下了一个既是补药也是毒药的遗产，那就是赋予土耳其军队捍卫世俗化的职责。
    军队对世俗化的捍卫，巩固了世俗化的成果，可同时也伤害了民主制度，挫伤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仰--——几乎是每十年就要发生一次的政变，本身就在呼唤政治强人。
    埃尔多安之所以能够完成个人集权，就得益于他在挫败2016年的七月政变后，大肆清洗反对派和异议者。军队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行动，给他带来了一个披着合法外衣进行集权的天赐良机。
    因此，土耳其的民主是存在缺陷的，这个缺陷被埃尔多安这样有着个人野心的政治强人利用后，就进入了“用民意上台而后破坏民主于是违背民意”的怪圈。
    可见，民主化决定了现代化的成败。
   六
    针对土伊二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上的波折，长期以来有一种相当“强势”的观点认为，非西方国家本来就有着独特国情，应当由它们的人民自由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不能照搬。
    这个“不能照搬”当然是对的。社会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又不是芯片，破译人家的代码后照抄西方知识产权就行。因此“结合自身国情落地”，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观点自然不是为了说明这句“正确的废话”，它的真正意图，是要主张，特殊国情需要特色制度，特色制度是在满足特殊国情，然后就将非民主制度定义为“特色制度”，兜一圈后回到了由当权者“自由选择专制”的老路。
    巴列维的“帝国民主”，埃尔多安和普京的“强势民主”，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卡扎菲的“民众国”，中共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比美国好五倍，以及更早的苏联模式，就无不如是。
    他们花样百出的“民主新酒瓶”，装的是清一色的毒酒，解体、溃败、战乱、倒退，就是毒酒发作的结果，并由人民承受代价。
    七
    观察在这些国家身上发生的事，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任何一个地方，都必定存在着“国情”，但国情仅仅是决定现代化的方式以及难易程度，而不能否定现代化本身。
    第二，现代化会因国而异，但再“异”，也有不可篡改的共同特征，在非物质因素上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而民主化本身也有着不可篡改的共同特征，例如政教分离，宪政和法治等等。
    第三，选举是民主的基本元素，但选举仅仅解决权力的产生问题，民主还必须解决权力的运行问题，是包括分权限权、言论自由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因此民主化不是“选举化”。埃尔多安利用选举上台，但其利用修宪完成个人长期集权是在破坏民主，背离民主的要义。
    第四，现代化过程会出现挫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往前走，坚定地走民主化和世俗化的道路；如果因为遇上挫折而走回头路，那是死路一条，伊朗重回神权国家固然如此，土耳其向威权政治蜕变同样如此。
    所有这些，“回头路即死路”足以一言以蔽之。
    现在，土耳其和伊朗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它们是用国情阉割普世走上死路，还是用普世改造国情走上活路，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