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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汉关系变迁及症结:维稳政策和傲慢汉文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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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 06:07: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08年6月,新疆喀什,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现场的维吾尔族妇女

文 /吐尔文江·吐尔逊

1949年以后,新疆的维汉关系随着中共的民族和边疆开发政策起起落落。而近年来,政治上的不信任,行政管理缺乏法治基础,激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以及汉文化的傲慢,都直接加剧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新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是族群关系,而在族群关系中影响新疆的核心又是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维汉关系基本决定了新疆的社会发展走向,新疆其他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对新疆政治、社会的影响不说是可以忽略不计也是影响甚微。正因为如此,新疆的维汉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新疆维汉关系概况

新疆的维汉关系之所以在新疆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与维吾尔族、汉族在新疆的地位有重要关系。从人口数量来看,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总人口约为2200万,其中维吾尔族约为1000万,汉族约为880万,如果算上在新疆的汉族流动人口,两者数量差不多。从分佈上来看,维吾尔族、汉族是在全疆几乎任何一个县都有人口分佈的两个民族,而新疆的其他民族基本上都是聚居或散居在若干个地方。维汉之间在教育、就业、商业、行政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从政治因素来看,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维吾尔族的政治权益,自治区主席、6个地区(市)的专员(市长)、近一半的县长是维吾尔族,在自治区各厅局、地县的各部门中有大量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干部;而汉族作为国家主体民族,在政治上具有统治地位,新疆从自治区到各地县的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各级党委、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组织部、发改委、财政、公安等的正职也都由汉族来担任,维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权益上的博弈。从社会矛盾来看,新疆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发生的大小数十起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事件中,当事双方基本上都是部分维吾尔族和汉族主导的政府。

认识新疆的维汉关系必须要从多元、多维的视角去看。新疆的维汉关系存在着地域、阶层、语言背景、交流程度等的差别。地域上,哈密、吐鲁番、昌吉等地的维汉关系与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有很大的不同,这与每个地区维汉人口数量有关,也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有关;阶层上,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商贩等不同身分的群体无论是在维吾尔族中还是在汉族中对于维汉民众的认识都有差别,与维汉的交往关系也不一样。事实上,维汉关系比较疏远的并不是农民而是维汉中的精英群体——干部和知识分子;维吾尔族中有部分人员自小学起在汉语言学校接受教育,在新疆俗称他们为「民考汉」。由于他们精通汉语,了解汉族文化,在受教育过程中与汉族接触多,有许多汉族朋友,因此与汉族的关系比较理性和平和;维汉之间的交流程度也对彼此关系有很多影响,许多对维吾尔族或者汉族持严重负面偏见者其实和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也根本不了解对方。而许多维汉混居社区的民众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双方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了解对方的习俗、想法等,因此不仅彼此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对整体的维汉关系认识比较客观。

维汉关系的历史变迁

新疆的维汉关系在时间跨度上有明显的不同。从建国到现在,新疆维汉关系存在明显的变迁过程。从大的方面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79年。现在许多人包括不少专家都认为这个时期是新疆维汉关系最好的时期,认为那时民风淳朴,维汉关系融洽,族际冲突和暴力事件罕有。应该说,这个时期维汉关系是许多特殊因素造成的。首先,1949年后,维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维吾尔贫苦阶层普遍获得较多权利和利益,对汉人新政府充满好感。其次,民族政策的效应。49年后,国家开始在新疆实施民族政策,包括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培养维吾尔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一系列工厂、企业,培养大批维吾尔族工人,促进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第三,当时阶级斗争的政策强化了身分的阶级属性,淡化了民族身分属性,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阶级间或政治立场间的争斗,而不是民族间。第四,当时新疆的汉族人口数量并不多,兵团的屯垦地都远离维吾尔社区。第五,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宗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四旧」而被禁止。伊斯兰教对于维汉的民族分界功能被限制。第六,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作用下,在维汉民族间表现出的是「贫穷的平等」,维汉间不存在利益和分配上的不平等与争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维汉关系比较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并不具备广泛的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1980年至1989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的时期,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期也是新疆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维汉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总的态势是「维强汉弱」。汉族民众普遍害怕与维吾尔族发生冲突,如果维汉冲突,在行政措施上会偏向维吾尔族。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新落实了民族政策。其次,政策对于在文革中受到压制的维吾尔人表现出补偿性,维吾尔族在教育、就业、干部任用等方面受到优惠。第三,宗教全面恢復,到1989年,新疆拥有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超过中东任何一个国家,这一点对以后的新疆维汉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阶段维汉关系虽然开始出现裂痕和冲突,但总体还是不错的,维汉之间的交流包括私人间的交流都不少,对于对方的印象基本属于中性偏正面。

第三阶段,1990年至2009年。 1990年 4月在新疆发生了巴仁乡暴乱事件,这是新疆民族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新疆维汉关系开始进入紧张、割裂、冲突的时代,一直到7.5事件发生。这一时期当局对维吾尔人开始採取强硬态度,总的态势改变为「汉强维弱」。在维汉冲突中,行政措施开始偏向汉族。维吾尔族在许多方面受到来自政策的压制。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包括,首先,在政治上维吾尔族不被信任,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换成了汉族干部,维吾尔族在办理护照、加入军队等方面面临有形或无形限制。其次,经济上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新疆的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破产,其中的大量维吾尔族工人下岗失业。第三,维吾尔族的国内形象发生改变,在汉族民众中被污名化,在国内旅行、求学、经商包括机场安检等都受到歧视性待遇。第四,国内人员和经济流动增强,大批汉族居民进入新疆,在经济利益上与维吾尔族产生竞争,挤压了维吾尔族的生计空间。第五,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就业模式,而新疆的经济发展又落后,加之新疆的教育水平不高以及维吾尔族在语言、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所限,维吾尔族从普通青年到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和汉族相比处于劣势,失业率很高。第六,在维吾尔社会面临限制和不平等的现实下,宗教的精神救济影响开始凸显。伊斯兰教及其思潮对于维吾尔族的影响愈来愈大,强化了民族边界。这个阶段维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双方的心理距离愈来愈大,物理距离也开始变化,在一些维汉混居城市,双方都在离开对方佔多数的居住区,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维汉私人间的交流愈来愈少,在部分地区或领域私人交流很罕见,对于对方的印象普遍归于负面。

第四阶段,2010年以后。中共中央在新疆召开工作座谈会。新疆新的领导人以及新的政策的实施,遭到严重破坏的维汉关系逐步修復。影响这一阶段维汉关系的因素有: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态度在改变,倡导的原则是「汉维平等」,提出尊重差异,更加强调讲法制。其次,新疆出台一系列民生政策,解决维吾尔社会的困难和诉求。
新疆民族政策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民族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过程中,对于促进维吾尔族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对维吾尔族缺乏信任。首先,目前新疆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也是寥如晨星。重要的部门的正职如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发改委主任从自治区到县一级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其次,维吾尔族即使被任命为主要领导也缺乏实际权力,使得维吾尔族感觉游离于权力之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比如所有维吾尔族担任县长的政府里都有一位汉族的常务副县长,县政府的行政大权基本都在他的手里。在重要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维吾尔族干部很难参与,更不用说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三,存在着显形或隐形的针对维吾尔族的不公平政策或规定。如重要岗位的领导任用和要害单位的人员录用不敢用维吾尔族,办理护照时,出国旅行时维吾尔族比汉族居民需要面临更多的审核以及提供更多的资料。第四,缺乏倾听维吾尔族声音,民主协商的机制,压制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对于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关于本民族的发展、权益的正当要求以及对于政策的不同看法,往往扣上一个「有民族情绪」的帽子,造成他们在公开场合要么说一些套话、空话,要么就不说话。

社会管理方面,维稳政策缺乏法制基础,往往採取违法的手段去打击维吾尔群众并不违法的行为。如喀什、和田对于留大鬍鬚、妇女蒙面纱採取办学习班、罚款、取消低保、收回承办地等强制性的措施,虽然解决了表面现象,但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群众并不信服,认为我又没有犯法,凭什么处理我?有些地方甚至将不允许蒙面扩大到不允许妇女戴头巾,引起维吾尔族群众的强烈不满。
经济上,缺乏有针对性的增进维吾尔族经济活动参与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政策推进措施。造成维吾尔族整体经济参与程度较低,就业率低,收入水平低。对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不足,缺乏全面、系统适应市场和产业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缺乏鼓励企业吸纳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导向政策,大量的维吾尔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市、向产业充分转移,导致维吾尔族中缺乏产业工人阶层,无法分享工业化发展的成果。

文化上,汉文化的自大和傲慢思想严重,对维吾尔族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支持。维吾尔族文化由于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和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很难完全自我发展繁荣,必须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目前的现状是政府没有去支持,如维吾尔族中现代通俗文化类型严重不足,没有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流行歌手小打小闹,电视台节目单一,十几年没有一部反映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连续剧等,造成维吾尔族文化无法向现代化发展。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社会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维吾尔族并不反对学习汉语,只是担心现在的教学模式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消亡,希望能对教学方式调整。但是当局不愿理解维吾尔族的忧虑,认为民族文化是保守、落后,使用民族语言不利于社会竞争

(作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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