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段子事件”支持“共振”，但不支持“5．1”这个限定！.

孙维邦

“内涵段子事件”支持“共振”，但不支持“5．1”这个限定！

除非不发动“全民共振”，若发动它就是一个“社会历史如何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个人的意志如何适用历史发展的进程”两个规律的交汇”。“５．１共振”的提法却是个人意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因为“５．１”是一个确定的时限，凡确定的时限都来于人的意志，因而是人的谋划或人力的组织。就是说：是历史时势的需要先造就出适应历史发展的杰出分子，而后才有杰出个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或领域发生的积极影响。建民平台的李一平、盛雪、汪珉等八十八位朋友，还有美猴媒体和秦晋，及曹常清等诸先生倡导的“５．１共振，不管他们能不能自觉到，这个活动在方式上就是英雄史观。英雄史观与意志去适用历史的区分是——只要是意志来主导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英雄史观，人自觉地去追随历史的发展就是意志适用社会历史。这些志士为什么会不自觉地陷于进英雄史观的泥沼呢？原因是：他们只注意到习近平废止国家元首任期限制是一次倒行逆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是向黑暗中古时代的倒退，而这，是一个不疑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接受了事实就只能据于事实。就意识不到“事实又是由什么所造成”？事实是由什么造成的是比事实更根本更深邃的问题——一切事实都是由“道理”所造成，而凡“道理”就只有真值或真迹，只有事实才有实际。朋友们只从实际或事实出发，当然看不到真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只从抵制或扭转事态的愿望出发，也就只凭经验的直观来行事，就遗漏了从“道理”的真假出发才是更从根源上的，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如果倡导的只是“全民共振”，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无前缀的共振只是对社会进步的倡导，是推动，仅是一个进序问题。一旦加上“５．１”这个时限，它就不是倡导而成了祈施或命令。“共振”是敞开的，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你怎么呼喊怎么鼓动它都合法。“５．１共振”却是封闭的，因它是有组织的，就变成了英雄创造历史，是英雄史观。社会历史的如何发展如同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只要物理问题，不问哪一分支都能在经典力学原理内获得解释，决无例外。以上倡导因有了“５．１”这个时限，就隐含了杰出分子的有组织、有谋划的行动，就切断了任何历史上的杰出个人都是适用着历史进程的需要才涌现，才产生，就成了英雄造时势。若没有时势对杰出分子的需要这个大背景，又哪来的杰出分子？只有历史进程的需要这个大背景，才能产生出历史巨变中发挥作用的人才。

若发动的是“全民共振”那它就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追随，因这种发动所针对的是时代思想，是对社会成熟的推动，是无所为而为，是战略播种，不是定向播种，因而是个单纯的进序问题。 但若发动的是“5．1共振”，就成了定向播种，成了有所为而为，即成了英雄造时势，而非杰出个人适用着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才能产生。 这二者的逻辑结果就发生了质的变化。“5．1”共振的发动里先天地包含着一个时间上的规定，这在逻辑上就成为杰出个人在操纵历史，领导历史。无论意识到这点没有，逻辑的结果却就是这样。它使“５．１共振”的性质变成了英雄史观，而非个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追随。因历史的如何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相当于经典力学的万有引力，我们称它为“万有史观”。建民平台发动的是“５．１共振”已堕入了英雄史观，不是万有史观。“５．１”共振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立场上是出自情感上的壮怀激烈，因而只含有社会正义性。社会正义的价值值当然畅通无阻，是普遍有效的，但社会正义的价值值并不＝它的实际实现，社会正义价值的实现是受社会觉醒度的制限——一个社会成熟到何种程度，就只能有何种品质何种阶段的社会正义。这不是杰出个人想要它怎样它就能怎样的。

因而老孙说：只能倡导全民共振，不能设定“某月某日”的共振。全民共振是推动成熟，某时共振却是命令。

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参入发动“5．1共振”的朋友，都是基于眼下事态，因大家都经验了社会的实际状况，就根据实际提出了全民共振这个设想。但不论自不自觉到，除非你不发动，只要你发动，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实际，更深刻的是这提法已越过实际深入到“真际”，即它先天的就是一个理论问题，朋友们没自觉到这个问题先天的就是一个理论问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直观的事实问题了。理论问题只有真假，就必须从理论的真假上来考虑这个提法能不能任着实践经验的支配随意地提出问题。


88位共振倡导者，还有“坚决支持”的曹长青等诸君，都需诚诚实实勤勤恳恳地先去治学，只有治学之后才能因已站在了新的境界上，从而反观到原来的立场所未见。须知：知不足是个经验问题，但不是经验的直观而是经验的反观才能得到。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共产文化造成的深刻危机与灾难中，海内外有识之士都急着想摆脱危机、走出困境，期待着步入宪政。这一立场当然的合乎社会正义。可用什么来摆脱呢？人们只关注到要摆脱，却未去思考用什么来摆脱，即便我们用来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法是对的，正确的，但因我们未自觉到它，其有效性也不是当然的和普遍的。毫无疑问只有对共产党的揭露与批判才是走出危机的正途！可用什么来揭露来批判呢？回答是：共产主义是什么，就用什么来揭露，就用什么来批判。共产主义文化和共产党都是知识，是文化。只是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特殊的文化，故而我们就只能用纯粹的知识、纯粹的文化，才能澄明什么是纯粹，才能用纯知识来比较出共产主义做为特殊知识，它到底特殊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对它的批判，促使它进入解体和覆灭。

无论自不自觉我们都时时刻刻处在知识的运用中，但却无法经验到知识的运用也有个穷尽或枯竭问题。所以几乎我们每个人都陷在对知识的运用而不知培育知识的陷坑中，我们不知前代人创立的知识成果已被共产制度用到枯竭。这是因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掠夺和迫害上的功利文化，其本质只能是破坏，因而它的建设当然也不可免地包含着破坏。时至今日，共产制度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培育的知识之流用尽了，用枯竭了，可我们还是在拚命地使用，甚至就不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个使用知识，又是一个开知识之源，培育知识之流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发酵。经了共产主义的大肆破坏我们的文化已陷于枯竭。在我们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就不自觉地包含了对共产主义文化的糟泊成分的应用。甚至我们根本就没意识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就如战国时期百家之学，不同学派之间展开的互为攻击、互为批判。这种互为攻击和互为批判既开了知识之源，又培育了知识之流，各知识学派间的碰撞，就造成了强大的文化发酵，维系了中华民族在许多次的几百年的入侵面前能屹立长青的。战国与五四这两个历史时期有着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功利而知识的，它保证了源源流长的知识活水。共产党是以掠夺为目的，以压迫为方法论的侵略集团，无论它是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掠夺方面发动的运动，造成的后果都是破坏，如它的经济建设之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那样，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糟塌着我们的文化。

发动“５．１共振”的朋友，还没意识到在社会历史的如何发展问题上，有一个“万有史观”的成熟的理论，且，前人之述备矣。一切要自觉承担起向宪政之路转型的朋友，竟没对这一早已定型的“万有史观”有起码的了解。没有这种了解，又怎么能洞见到自己说的话或发动的行为是对是错呢？我们眼下就有一个正天说些不伦不类的胡话的不教竖子，疯狂的破坏着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还大颜不惭地把自已牛逼成“思想家”，我们不是正天批判他，嘲弄他吗？我们也就有义务承担起拯救中华文化的义务，可事实上我们说的话错误多多。虽说人类历史发展所遵循的是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自然律当然是客观的和必然的。但这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即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唯一的，不移的。但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之外还有历史事变这另一面呀，这另一面服从的是另一规律。

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是人类历史总是：从较低的文明阶段向较高文明的前进；从特殊性向着普遍性的前进。

但在历史在最一般进程之外却还另有一面，那就是“历史事变的引发是自行造成的，突发的、是非组织的、偶然的，是在人们的预见之外的。建民平台的诸先生及美猴王与秦晋的对话，是拿来支持“５．１共振”的理由，事实上却恰恰成了对“５．１共振”的否定，可各位先生却未意识到，正是自己提出的用来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成为对本己立场的否定。

建民平台，还有美猴与秦晋的对话，都只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个方向问题：却没考察到在“历史最一般的进程这个主要规律外，还有一个只关乎“历史事变”的次级规律。如刚刚发生的“段子事件”就是在所有人始料所未及情况下突然爆发的，这一事件没有领袖，没预先的宣传，也没有行动的纲领，甚至在发生的前一刻也没有人预料到它的到来。可它还是凭空而降了，凭地而冒了出来。做为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事件，没有人来组织，也没有人来策划，也没有人来指挥，甚至也没有人有事先的预见。它却还是惊了天动了地。没有人向它提供组织与联络的方式，可它不还是拥有合乎自身性质的组织方式与联络方式了吗？这就是历史事变的规律——

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客观的、必然的。但历史事变的发生却是突发的，自行造成的！非预见的。

我们来说清：社会历史的发展所遵守的是客观必然性，但社会历史的“事变”所遵守的却是突发律，即偶然性。

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是主要规律，包含事变所遵守的偶然律。偶然律虽低于必然律，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只能造成社会进化的成熟，却未必是一个崭新社会的出现，而偶然事件的突发却能引发出伟大的历史事变。只有必然律与偶然律恰到好处的交汇于一点肘，翻天覆地的社会事变才能出现。因而伟大的社会事变总是发生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事件的交汇点上。

“段子事件”与“全民共振”既有顺应的一面，也有不可并论的一面。因“段子事件”的发生也是共产政权已陷危机的一种必然，“全民共振”也是共产政权陷于危机的表现，这是它们共有的所以然。但“段子”做为社会历史的事件，是自行造成的，服从历史事变的偶然律，是中国社会历史所包含的矛盾的自行爆发。而“５．１共振”是一种人力倡导，服从的是杰出个人的意志，是个人的意志在为历史谋划出路，是优秀分子创造历史，属于英雄史观，不是无领袖无组织的自行造成。如果不先由时势造出英雄，是不会有杰出分子对历史进程发生积极影响的舞台的。凡不是自行造成的历史事件都不足以构成为重大的历史事变。因“事变”这个概念所揭示的就是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之间的，自行演变的结果，当然它也能做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事件或环节，与建民平台倡导的“５．１全民共振”的价值值是同一的。但它却不能支持 “５，１”共振 。因 “５，１”共振不是突发，那些例子却全是偶然呀！“５．１共振”是杰出分子的谋划。历史事变的爆发，只能是自行造成，不是人力所及。

秦晋先生对美猴王的不利不索、不成系统地答问，是为支持“５．１共振”，可这些举例恰恰成了“５．１共振”的不予支持，也是对秦晋立场的否定。因秦晋所举出的全部例子都是突发的，无领袖的，无预先的造势的，没有组织纲领，也无宣传纲领，是在所有人所始料未及情况下由事件自身突然冒出来的。秦晋的这些例举所要支持的“５．１共振”却是预先谋划的，指定了时间的，是英雄人物造历史，不是历史时势造类这个有时间制限的共振，而非无限制条件的 “共振” 。“共振”一旦有了时间上的指定，就成了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的人为事件，就不是自行造成的自发事件了。秦晋拿来的全是自行造成的自发事件，他没意识到他所要支持的其实已是人力组织的人为事件。秦晋所要肯定的，恰是他要拿来支持他的那些事件所必否定的，因二者不是同类的事物，秦晋未完成区分。我说秦兄弟，是自然能去雕飾，不是雕饰出自然。你的论调是把果实拿在灯下来烤，那不能使果实成熟得更快，只能使它腐烂。

而“全民共振”这个概念的内涵只是对思想的倡导，是促使人性觉醒，走向成熟，是求向前的迈进。若在“全民共振”之前前缀上“５．１”这个时限，二者就不是一回事了。须知：全民共振是一“全称关系”判断，是无限敞开的，一旦前缀上“５．１”这个时限，就质变为“特称”关系判断了，成为封闭式的了。

这种改变的后果是严重的，不可并论的！因全民共振内涵的只是顺应历史，而非有组织有领导的作用历史。历史事变是由外部突发事件所引发，且这种突发事件的量级与社会覆盖率都必须达到共振所需的规模。我来问吴建民，一平、盛雪、王珉和秦晋，你们能保证“５．１共振”的量级和覆盖率达到你们预计的规模吗？如果不能，就只应鼓动与倡导而不能规定时间。不用担心社会的事变不爆发，只要社会意识成熟了，就一定有由成熟所必然能得到由成熟所准备好的果实。共振所以有时限与无时限上的质的区别，是因我们把“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上的必然性，误当成了历史事变所遵守的也是必然性了。其实历史事变遵守自造成规律，人工号召是不能自发的。

秦晋把正义的正当性当成了时间上的必然性。不错，正义也一定必然——即得道多助，但得道并不＝马到成功。中国社会的历史已成熟到必然发生共振的临界阶段，但即使已处在临界阶段也要由偶然的事件的带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孙武、孙膑说的“兵者，诡道也”。它们的关系是：政是政，兵是兵。政须诚，兵须竒。兵不拒诈，政却一定拒诈。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个“二律交汇”，不是单一律。即社会历史的成熟孕育出历史事变的可能性，而偶发的历史事变为杰出个人提供出应用才智的舞台。此后才进入到有纲领、有组织、有目标的博斗阶段。从这时开始，杰出的个人才能把自己的才智应用到历史进化链条上去——成为历史必然链条中的必然的环节。带动并组织出大规模的社会事变。直到完成社会历史所提出的任务。

一但规定共振的时间点也就不再有律可循，而是成了奉命行事。秦晋只看到了共振这一行为的毋庸置疑的正义性，未看到社会事变即使在合乎正义的条件下，也只能突发而不能组织。张子房冒险剌秦皇，活下来的机率极低极低，所以他才被杞下老人所训诫，并教授。当时秦朝的酷刑峻法，劳役税赋的严酷已把百姓逼到了非反不可的境地，但即使造反的成熟度已经达到，成熟度的达到也并不意味着造反可随时发生。造反需要突发的诱因，那就是大雨使役夫不能在指定的时限到达工地——他们已被置于死地，历史留给他们的就是死地里求生，这个唯一机会。这个机会而非陈胜吴广的意志才是历史事变的真正.始点！

前委员长中正先生是去西安是视查行动，而狗屁不懂的花花帅所发动的却是事变，事变的发动只能暗中进行，只能出其不疑，不能大张旗鼓，而“５．１”共振是在敲锣打鼓中展开的，可以断定它不可能开辟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行性方式，未来的中国社会事变的可行性途径不是任何杰出个人所能预见，它不仅仅是自行造成，而且从组织与联络都是由事变本身来造成。没人能有力量组织出全社会的大规模的事变。所以席卷全社会的运动只能是敞开的、非组织的，不受任何制限的纯粹的思想倡导所造成的历史成熟来完成，不是杰出个人的意志所可能。一旦在倡导前加了制限条件，就不是倡导而有领袖、有计划、有组织的具体性行为了。

秦晋在此处所举的突尼斯小贩事件，伊斯兰世界爆发的这花那花的革命例子，再后来又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例子也以举证；秦晋你唯独忘了自己所要证明的不是“全民共振”，而是“5．1共振”，这已是一个有时间制限的组织行为。因“5．1”是个确定的时日，是一个制限，是封闭的，从而谁提出时限谁就成了组织者，成了领袖，就成了有宣传纲领的杰出个人的意志活动。它就违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所遵守的是客观必然性与历史事变遵循的是自行造成性即偶然性这个次级规律。

在宗风鸣先生所记录的赵紫阳的谈话里，赵清楚地指出了八九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黑手的。且中共十四大前由王任重为组长对赵的调查正式报告已指出没有黑手，也无分裂党的行径。它的引发是胡跃邦先生的逝世，因胡的逝世里不只是他个人的委屈，更是我整个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遭受的逆转与重创，它迎合了社会巨变的心理要求。且在人心覆盖率上足以普及全社会，也只有在能足以喚起全体国民的的悲痛的气氛里才能不约而同的爆发出整个民族的震天哀嚎。在同一时间互不通讯、互不影响的条件下，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爆发对政权的请愿与抗议。

不错，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还在八八年下半年，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就有所预感，有大环境有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有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中国人性解放的影响，有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戈尔总理的意见交换发生的影响，整个共产世界普遍酝酿着的人性觉醒和澎勃，中国知识界呼吁释放魏京生等良心犯的呼声等……但这一些因素所证明的是国人意识的觉醒分成熟，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但没有证明社会历史事变是人的意志组织，没有人有力量能在同一时间发动那么大的运动。

而其前八六年发生于合肥科技大的和八四年发生的的学运也都是突发，七八年的民主墙运动和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也全是非组织的、没有领袖。甚至二千多年前陈涉、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也不是事先的组织行为，是因降雨误期而置于了死地而求生的偶发的事变。


如果建民平台提出的是“全民共振”那它就完全合法，它依靠的是历史自身的成熟.，但加了“５．１”这个确定的日子，就是领袖的意志领导，就不是杰出个人去适用着历史进程的需要了，而是“英雄史观”。

“共振”只服从正义一个原则， 事变的发生却服从进程的必然性与爆发上的偶然性两个原则。

毫无疑问：由吴建民、李一平、汪珉、盛雪等88位人士提出的“五—全民共振”是正义的，得到相当的拥护。但这一行为指定是５月１日，这就不只是一个服从正义便取得行动资格的问题。因为发动共振只是行为的性质问题，只要求行好的正义，对它的行为就是敞开的和不受限制的。但定为５月１号，这就不只是倡导，而是一道命令。它违犯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事变爆发总是偶然的，是偶然律。


历史的发展所遵守的是客观必然性，指出的是运动的方向的不移性。但历史事变的爆发是非组织、非号召，是预见外的自行爆发。戊戌变法的起于《公车上书》，上书是自发的，剌杀慈禧是在自发之后有组织的，因袁世凯的告密而失败。辛亥革命是有组织的，是发动的，但发动是密秘的，多次失败，但到了武昌起义却因枪不慎走火不能不提前行动，却在人们的估计外外成功了。我们只应去适用历史的自然自发进程，不能去揠苗助长历史进程。
这意味着无论多么杰出的人物都不能创造历史，因历史是自行造成的。杰出人物是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着历史的自然进程应云而生，历史事变只能摘取由进程所造成的成熟的果子。

《五四运动》也是自发，而非组织的。

共产党篡政，实施的运动都是预谋，是共产政权对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如此残酷的压迫却未引发反抗，这是为什么？因为历史尚未成熟到普遍的觉醒，国民尚未意识到生命是独立的，独立所赋予的是人格尊严的平等。没有对自由的自觉。就是说必须先有历史时势达到了临界点，杰出人物才能应着历史的呼唤而出现。应明确：是社会历史的成熟先发出对杰出分子的召唤，英雄人物才能应着历史的召唤而出现，成为历史事变的力量。即旧历史的终结与新历史时期的桥梁。杰出人物的活动必须是历史必然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才能对历史的个别外貌或局部发生影响。从历史的外貌上看，是陈涉和吴广于大泽乡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起义，但这只是事实，并非历史的自身的规律，因规律只能被思维不能被感官所看到。大泽揭竿是事实，是事实就有形态，就是感官所能见。因感性能力一经被外部刺激就不能不引发反应，但这种反应只是感性闪接受性，不是思维的必然所得。可如果不是连续降雨，服劳役的民工误了期，照秦朝的法律当斩，押解的劳役与押解者都陷于死地——被置于死地的人，都不甘心对，只有由自己求生。他们除了从死地里求生别无指望。那么，我们看到了的就是客观的历史的然性对英雄人物的召唤——是此时的历史逼着陈涉与吴广起来揭竿。如果不揭竿陈涉他们就不能活。他们的行动又速影传播开来，影响了更多的人，发酵出建立新政权礿规模的起义。从中可见：是历史的成熟在先，杰出人物的出现在后。

吴建民、李一平等八十多位义士提出“全民五一共振”，这是应着百年共和历史又出现复辟这个倒行逆使而发出的倡导，倡导是对正义的服从，在道义上占％100的人和。但别忘了，１００％的人和不一定能抗衡历史的贯性，如八九年民主运动可视为全民起义，即使共产党内部也是反镇压的为多，特别是军队，十二位重要将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劝他不要镇压，但镇压还是发生了，可见中共历史所沉积的势能使全国人民抵不了邓小平一个人。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足以否决十几亿人的力量，说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可事态就这样了。

从外貌上看，是周恩来的死直接导致的76年的天安门事件。但事实上这一事件的成因要复杂深刻得多，共产政权长期的残酷统治，促成着国民的人性觉醒，构成了人民对共产政权做愤怒，这种仇恨是对着整体共产党的。而共产党在其统治路线上的分歧使毛泽东的影响处于减弱，党内形成了土庶派，构成了党内世族与土庶派间的争斗……这些矛盾都在深处聚焦，各在寻找出路，林彪的受宠是毛泽东对出路的寻求，林的外逃显示了毛泽东整合共产党的失败，周恩来的死亡引发了整个共产党世族对毛泽东土庶竣的愤怒，这一事件的规模与突然证明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共产党内派别复杂矛盾的白热化。

这次事件的主要矛盾是党内的，是共产世族对土族的清算，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是共产世族子女，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土族的张春桥。

同一政治诉求能不约而同的爆发于全国，证明了这诉求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性所决定，证明了中国社会已成熟到从专制的共产主义迈步入普世民主制度的阶段，各地请愿所提出的口号不是活动者的主观意志，而是应着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形成，是人的行为在适用着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这些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历史事件的出现是应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才可能形成，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趋势，没有社会历史的成熟，事变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社会历史的进化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历史杰出个人的活动也必须构成为必然历史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的环节，事变的发生才有可能，因为历史的成熟只是客观时势，只有客观时势达到了某种爆发事变的程度，事变才能发生，就是没有组织家的出现，它也一定会自发地发生，我自己的记忆是：在八八年的年底我已较明确地意识到，某种大规模版社会社会事变正在向我们走来，但它需要引发的条件，这个条件的发生必须同时震撼整个社会，所以只有事变自发发生后，宣传纲领组织纲领的形成才可能。

我不是以上诸位朋友们对抗者，我也不是实践者，我是一个求真者，只享受求真所带来的生命愉悦，所以我的阐述只对真际负责。恳求被我批评级各位大侠不要用敌视态度来看待老孙。

虽然我的批评严励，因大家已决定“５．1共振”，我也举手做为参入者，虽微不足道。因为我已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能不从这个位置为出发。接下来发表对盛雪先生的《三个迷思》理性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