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狼与羊的时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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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

中国政治文化：狼与羊的“完美”结合
这两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狼文化”热潮。狼的形象所蕴涵的文化和文化心理包括，进取心、竞争性、不择手段战胜敌手等等，这些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喜的气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以狼为师的许多商战法则也应运而生，更有人将“狼道”上升到国家振兴、民族崛起的高度来解读，仿佛只要人人都成了狼，中国就有希望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狼道大行不以为然，认定此为异端邪说。如郭宝胜君便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宣扬和平、忍让的“羊文化”，也聚集了一帮认同者。
孟子曾经曰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在准唯物主义的世界里，把人看作是狼还是羊都有道理。不过，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情况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下情境中，中国是既不缺乏狼文化，也不缺乏羊文化，或者说中国人身上既有狼性，也有羊性；其区别在于：对下是狼，对上是羊；对内是狼，对外是羊。。。。。如此双重特性的表演，不一而足。有政治学者说，权力崇拜与惧怕的二元政治情感、上下等级意识及狭隘顺从心理等均构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人——凶恶如狼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里从不缺乏狼的基因，这种基因特别在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贪婪地掠夺
对民众进行横征暴敛不是那些暴君的专利，而是中国历史上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常态。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否则，欲望的边界才是权力行使的边界。作为历史上最少受到权力制约的中国专制王朝，其权力所及，苛政无所不在。秦朝初年，光是一个阿房宫就动用了75万人力；隋炀帝建东都洛阳，每月征发徭役200万人，俗语说后宫佳丽三千人，隋炀帝时宫女就有数万人，多少青春少女的幸福就此葬送。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历史惯例，弄的民穷财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统治者，将它的臣民弄到几乎总是生活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边缘，既是满足其欲望的需要，同时使百姓变得贫弱而便于统治，这也是一种驭民之术。而对无权无势的百姓而言，掠夺成性的豺狼当道，正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常态，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
2、残酷地杀戮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度过。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人口的70%。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东汉末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全国有90%以上的人口在内战中死亡，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述，并无丝毫夸张。 其他如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入侵等，往往都造成人口减半。对于那些胆敢反抗者，专制统治者的杀戮则变得加倍残酷：中国历史上农民被压迫之惨为世界之冠，其起义的次数为世界之冠，为此而牺牲的生命也为世界之冠。如黄巢起义后，长安既被巢军屠杀、也被官军报复，居民死亡殆尽；明末张献忠起义，四川先后遭到起义军、明军、清军的屠杀，四川人几乎被杀光，且有“贼如梳、官如篦”的说法，说明官府的报复甚至更加残忍；其他如清朝白莲教起义直接间接导致人口减少1亿多；太平天国起义也致使2亿中国人死亡，皆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兽性的周期性发作，是中国人灾难的最大来源。
3、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既然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带来如此大的欲望满足，而那些无权者却面临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危险，毫无安全感可言，那么，对权力的争夺就成了事关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必然选择。即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也丝毫也不输于时有死亡或伤残的狼群内部的“头狼”之争。明初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他的儿子朱棣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戏曲《千忠戮》便描画了他夺位后对建文帝支持者的诛族惨杀。在各个朝代中，皇帝杀大臣、大臣杀皇帝；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丈夫废妻子，妻子毒丈夫。。。。。灭绝人性的宫廷斗争不绝于史书。
4、天灾与人祸
中国历史上灾害不断，动辄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中国的天灾并不比周边国家更频繁、自然环境也并非更加恶劣，只不过由于小农经济的离散化、政治上的横征暴敛、吏治腐败、使得人民的抗灾能力极其脆弱，才导致灾害的无限放大。有时候，就是因为春雨晚了十几天，就带来“关中人相食”的严重灾害。这种人相食的记述屡屡现于史书，无非暗示我们，黄河并不一定会吞噬掉自己这么多的儿女，真正的灾害制造者乃是如狼似虎的人类自身。
中国人——温驯似羊
与如狼似虎的统治者相比，作为被统治者的中国人对待统治者又温驯似羊。
马克思说：“小农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必须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代表他们的人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从上面恩赐给他们阳光和雨水。”正是指出，在分散而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极差，因而指望由少数杰出人物来领导广大愚氓者建立理想的天堂。这里的民众如待拯救的羔羊，把一切责任与希望都交给政府，甘作被奴化的人。由分散而脆弱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依附心理，是中国历史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得以形成和维系数千年不堕的最深厚的土壤。
所谓羊性，说穿了就是一种政治依附心理，按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奴性。由于对政府的权力不加以提防与限制，作为“羊”的中国人，一向尊重与服从各种各样的当权人物，承认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但这种依赖和奴化的心理取消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配合造就了普遍不平等和专制皇权。但这种权力依赖又是不可靠的，当独裁者滥用权力时，人们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进行制约，最后只能以暴力反抗、同归于尽等极端方式来进行绝望的挣扎。
至于那些人群中最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所谓百家争鸣，大部分如儒家文化等都是向统治者建言献策的学说，其出发点惊人地一致。儒家通过仁义礼法劝服人民、法家则通过严刑峻法压服人民服从统治。把人民变成服从统治的驯服的绵羊，而对于统治者这匹恶狼来说，基本上没什么制约的办法，甚至根本不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而历史上的文字狱也有效地钳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把知识分子变成了战战兢兢的待宰之羊。
狼与羊的时空转换
中国人的狼羊之性既是双重存在的，同时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不同的时空环境而轻易改变，或者从狼变成羊，或者从羊回归狼。如地方官员对上级如羔羊般驯良；对下层又特别狠；整个统治集团对人民凶狠残暴，十足的狼性作风；但对外敌（如帝国主义列强）又谄媚有加；人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温良恭敬、忍气吞声，但在造反或起义的时候却突然变得禽兽不如，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老师——那些曾经的统治者。农民起义者，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机会对上层进行反攻倒算的造反派，无不把这种残忍好杀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有党内理论家在1979年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遇后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
狼和羊可以依据不同的时机、场合完美转换，其原因很简单：当他们做绵羊状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对上级官员或者君主感到敬服，而是对权力顶礼膜拜。“尧为匹夫，不能正三人，位卑也。桀为天子，可以乱天下，势也。”一旦君主和上级失去了权力，那么被统治者狼的本性就露出来了。一个对权力不加限制且极度崇拜的国家，必然会把它的人民变成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的豺狼。专制主义把人变成羊、专制主义又把人变成了狼，这种政治文化惟独不能使人成其为人。专制使人暴虐，专制使人愚昧，而极端可恶的专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使人民堕落。
相对而言，近代西方是在反思神权政治、确立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不世的文明成就。污蔑西方文化是“狼的文化”，无非是历史教科书主义在作祟。而且即便欧洲人做过“狼”，但在近现代的国内斗争中，更多地把这种狼性发泄在面对专制和封建君主、民众争取政治权力的抗争中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现代史上总是那么艰难，与社会精英、普通大众均缺乏此等勇气、过于爱惜羽毛、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有关。当作为现代公民的“人”的精神气质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你怎么指望统治者会把你当做“人”来对待呢？
所以，无论是狼图腾也好、羊文化也罢，都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问题所在，但所提倡的解决之道，都是在善良的出发点只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情境的片面性误读，可以说是双双开错了药方。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其实来自专制主义的遗毒，所以确实需要做的，不是以什么狼、羊之类的非人的东西来混淆价值标准，而是真正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当追求。
“狼文化”热潮的背后
狼文化在当代中国古怪地兴起，有几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其一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人的扩张心理、对西方的报复心理。作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侵略、压迫的国家，国力的迅速强大导致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其寻求国际承认、民族崛起认同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复制历史记忆中的强国形象（欧洲列强），而那时的列强确实如狼般贪婪、似虎般凶狠。不过在对二战和冷战的反思的基础上，当代世界现在是以相互依存、大国合作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已从“霍布斯文化”进化到了“洛克文化”，但由于中国文化的封闭性，我们依旧选择了一种几十年前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旧文化。
其二，是社会现实的狼性教育。当代中国缺乏商业社会的基本伦理支撑，导致物欲横流、“人对人象狼”、“他人是地狱”这些工业社会情景在中国国家恶化，成为狼文化为人们所承认的现实基础。
其三，狼文化兴起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政治文化选择的人为阻碍。近代哲学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当一个时代的理论和思想观念过于保守，不允许这个时代选择“人”的文化时，甚至通过物质手段加以强力限制的话，那么人们就只能选择狼、羊、狐狸、甚至蛇虫鼠蚁等动物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乃至更高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才是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精神的对症之药。毕竟，中国不缺“狼”、也不缺“羊”，缺的只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