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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兴:新书《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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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08:22: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徐文立 于 2018-4-9 08:31 编辑

通讯:新书上市

2018年3月30日,新书:《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已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编入图书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是:2018938921。该书现已在亚玛逊(Amazon)全球图书网站、美国最大图书零售连锁店巴诺书店(Barnes & Nob Le)上架销售。

该书目录:
序一: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序二:不可重踏文革覆辙                         印红标
红卫兵运动的预演                               王复兴
暴雨欲来风满楼                                 丁广举
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的原因         王复兴
附录:5.25后聂元梓、黄一然会面真相
毛泽东与《新北大》                             智  晴
北大文革与我有关的两件事                       谢甲林
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联大有来头                 智  晴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7.10”事件                      藍绍江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赵建文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宫香政
北大、三门峽西、达密滩                         沈耀才
关于聂元梓遇刺                                 王复兴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丁向阳
我涉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王渊涛
微人闲话文革                                   姜国廷
    附录:姜国廷2018年1月22日给校友孙兰芝的信
文革中我亲历的几个小故事                       王明美
我所知道的“臭老九”的来历                     夏清和
我被押回北大参加清查“5.16”运动                  胡宗式
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                           马云龙
我的《文革日记》和有关的追忆                   扬子浪
我对孙蓬一遭遇的思考                           章  铎
羞言毕业与怕提专业                             马士林
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孙兰芝
非常年代                                       刘  若
狱中杂记                                       马云龙
聂元梓文革后琐事                               刘  若
后记                                      主编:王复兴


该书序言:
序一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严家祺,1942年12月25日出生,原籍江苏武进;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数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于光远、龚育之的研究生;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6-1987年在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后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1979年与刘长林等人合写《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1982年《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3年《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与高皋合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100多万册,有英文、日文、香港等十几种版本;1987年《首脑论》(台湾.谷风出版社),1992年《联邦中国构想》(明报出版社),1996年《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台湾.远流出版社),2006年《霸权论》(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普遍进化论》(纽约.明镜出版社)。

序二
不可重踏历史覆辙
印红标

这是二十位北京大学校友的文化大革命回忆文集,讲述了文革期间他们在北大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计划在2018年春天,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庆典之前出版,作为向母校的汇报,也可以算是献上一份非同寻常的纪念。这本书提醒人们:北京大学不但有其辉煌的历史篇章,也有过真真切切不堪回首的一页。对于智者,教训是一笔财富,其分量不亚于成功。著名的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争取到出版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备受赞誉。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看重北京大学的影响力,始终将北京大学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从运动之初被盛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引起中央最高领导层截然相反评价的6月18日批斗事件,派工作组与撤工作组,文革后期推广到全国的“六厂二校”经验、奉命撰文引导舆论的“梁效”大批判组,北京大学经历了太多牵动全国的事件。更不用说对于学校领导、教授学者、教职员工、普通学生的非人道迫害。正因为如此,社会期待北大的当事者、见证人能够讲出亲见、亲历,还原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场景和卷入者的心态,揭示历史的真实,澄清不实或不够准确的说法。这是北大人的责任、也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在中国内地被长期压抑着难于展开。客观地说,清华校友率先行动,走在前面,北大人自应当仁不让,至今已经有几本回忆录在美国、港、台或自印出版,告诫世人:不可重踏历史覆辙。这本回忆文集是冲破羁绊,作出的又一个努力。

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涉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不可变更的,而人们的记忆是主观的,难免受到个人情感、后续经历的干扰;历史事实是多面的,而亲历者个人的见证是单面的。尽管如此,回忆性文章常常能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文字资料未曾涉及的重要信息,多人的回忆汇集起来,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或纠错,有助于像拼图一样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本回忆文集的作者多为文革运动初期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他们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渐感到了困惑甚至遭到伤害。他们有的讲述了派性斗争令同学之间反目,有的回忆了亲去外地,为在派性冲突中被害的同学收拾遗骸的痛苦经历。有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同学被调去协助《红旗》杂志调查“五一六兵团”,卧底参加其几次活动,向中央作了汇报。不想后来中央却无视事实,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那同学自己也成了“五一六”的嫌疑,阴影伴随一生。这些校友的燕园岁月被文革扭曲、摧残,正如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所说,成为“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阅读这些回忆,人们不免感慨:是什么使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进入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学子陷入了如此的狂热、愚昧,以致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时不胜唏嘘愧疚?事实上,当年不仅是学生青年,而且是全民的迷失。长期的学校和社会教育,把领袖捧上个人崇拜的神坛,引导青年对“大救星”、“红太阳”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愚昧化合二而一,是酿成这场悲剧的一个基本原因。文革结束之后,全民反思,中共中央痛定思痛做出不要突出领导个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决定,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当今回顾文革浩劫,以史为鉴,尤感遏制个人崇拜,坚守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精神的必要。

本书作者均为本人的学长,他们排除阻碍,勇敢、坚决地向母校的青年一代、向社会讲出他们的文革经历,即使在国内不能,也要在海外出版,表现了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令我十分感佩和深受鼓舞。主编王复兴学长嘱我写一段序言,实在令我有不敢当之感。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防止文革资料流失和文革研究领域在封禁中荒芜,为了不走回头路,不揣谫陋写下这段文字,期待推动更多的回忆和反思面世。
2018年3月5日

印红标,生于1951年;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学与研究领域: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史。
与文革史有关的主要著述有: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日文,发表于《文化大革命を問い直す》文集,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6年。)
《失踪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信息传播》(日文,发表于东京:《亚洲游学》2004年)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訂》(《文史精华》2004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07期);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该书后记:
后记

2016年9月,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拙作《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此书并编入图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也都收藏了此书。中国《记忆》电子杂志曾选登连载,美国《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通讯”亦永久收藏并曾在《华夏文摘增刊》(电子杂志)上选登连载。

2017年1月,北大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伉俪参加和安排了向校友推荐、赠送该书的两次聚会。聚会时,丁广举与笔者等人倡议:专由北大的“老五届”校友写作、编辑一本关于燕园文革的亲历者文集,与会校友深表赞同。于是,笔者肩负着众多校友的期望,不揣冒昧,立即投入了编辑、出版此书的工作。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在海外早已是热学。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40多年里,在中国大陆当然也被广为关注和研究,多年來也曾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和著作;但近年来似乎成为禁区。

令人费解的是: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被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认为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但如今却讳莫如深,噤若寒蝉?!

但由于它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文革结束几十年以来,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学者、专家直到民间、亲历者们,都在持续不断地艰辛地追寻“文革”的真相,研究其内核。

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监狱这一中世纪专制象征为爆发点的法国大革命,200多年来全世界都在不断地研究。甚至就在前一、二年还在中国政界、学界、民间成为热议的话题,讨论其革命前的制度、政策与爆发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的教训、大革命的作用与意义等。这显然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希望:从大历史的轨迹中,探索当代中国的路向选择。

中国的文革与法国大革命虽发生于不同的时代,性质亦不相同,但二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一样极其深远。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分奇特、怪异、激烈、持久。它反映了哪些中国社会矛盾?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何关联?它暴露了哪些国民性的深层弱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心理到底为何?“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作用如何?文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有何关系?文革必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文革的失败对“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文革黑暗的背面,有何正面的闪光亮点值得挖掘和吸收?文革中诸多悬案(如“林彪事件”,等等)如何解释?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可从文革史中汲取什么经验与教训?诸多课题,需要梳理、研究、探索和挖掘。而研究文革史,责无旁贷,当然首先应当由亲历文革的中国人来做。可以预期:在悠远的未来,人们仍然会对中国文革史抱着浓厚的兴趣,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本书是北京大学那场文革亲历者的文集,作者有北大“老五届”校友(指文革前----1965年及其以前考入大学、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也有文革时在校的教师、干部、研究生。作者中,原文革中分为两派的学生都有。北大在文革时曾处于那场疾风暴雨的中心。当下,尚在的北大文革亲历者们,年龄最小者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大家普遍仍有一种十分赤诚的心愿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希望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把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反思与教训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以供后人以史为鉴,避开险滩、暗礁,开拓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对北大文革史(对中国文革史也是一样)中某些事件、某些细节的回溯,校友们的记忆可能不尽相同,观点也会有差异。毕竟年代已经久远,每个人的经历、视角又不相同,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是很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众多历史“碎片”的展观,包括细节与体验,相互印证、平行、交错,乃至对立,都有益于拼接历史的全景画面,有益于后人探索历史的真相。本书编、著者主张:自由畅言,抢救记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探索真相,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

本书以此为宗旨,征集、选用了20位北大校友作者的25篇文章,结集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诚恳祈盼将来有更多的文革亲历者秉笔直书出:更多关于文革的衔华佩实、精辟详尽、鞭辟入里的锦篇佳著,发表出版。

本文集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校友孙兰芝、丁广举等人曾给予大力支持。孙兰芝曾在《告别未名湖》三集中担任过主编之一(第二、三集是第一主编),丁广举曾在《告别未名湖》第二、三集中担任主编之一(第一集是副主编之一),他们的经验为本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征文、选编、审稿、校对、编排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在此,对孙兰芝女士、丁广举先生、等校友,表示衷心感谢!

主编:  王复兴
2018年2月23日

该书销售网址:


巴诺书店:
https://www.barnesandnoble.com/w/retrospect-of-stormy-days-fook-hing-wong/1128314141?ean=9781683721291

注:
1、该书美元定价:$19.99。不含运费。
2、纸质书有邮寄服务。
3、以上网址有纸质书和电子书出售。

王复兴启
2018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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