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靠不住 监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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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钟淡月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

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若“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官员。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大员入见时，康熙即兴说：“到江南，即知尔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这场景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其选求清官的诚意。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

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舞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其时有卓异操守品望者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瑸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彭鹏等。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不过，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真是这样吗？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有着近乎病态的“清官情结”，认为清官一出现，人世间的任何不平都可以解决甚至消除了。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认为最高统治者是好的，好经都被下边的官吏念歪了。老百姓的苦难是暂时的，下情被蒙蔽，不能够上达天庭，一旦最高统治者知道了情况回来解救我们的。中国这才有了当今世界独特的一道风景：上访大军。

晚清时期的奇士刘鹗先生，可能是我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非议弥漫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清官情结”和“清官文化”的有识之士。在他的名作《老残游记》里，刘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并且声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其实，贪官群体和腐败群体既是历代统治者用独裁、专制和暴政来统治中国的邪恶工具，清官群体又是统治者在中国延续邪恶政治生命的障眼法和烟幕弹。从本质上分析，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之罪名仍然是统治者癔想而制造出来的转嫁危机和灾难的讹诈之罪名。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并未唤醒我们民族那麻木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思想闪光也难以点燃我们民族的启蒙之火，更谈不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涤荡旧思想的启蒙运动了。因为我们民族类似于“英雄崇拜情结”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了，何况还有一层难以击碎的封建专制主义外壳牢牢地禁锢着它。

贪官污吏横行肆虐时，人们自然呼唤“清官”横空出世；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清官”，往往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精神与道德寄托。“清官情结”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结”的具象化人物。

“清官”在历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贵”，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种“淘汰清官”的体制。在中国官场上，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潜规则”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难保持清正廉洁。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一语道破了这种官场上的“潜规则”：“中国的官员们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海瑞便是这套“潜规则”的牺牲品。他在这场“无物之阵”中，到处碰壁，越是碰得头破血流，他越要通过极端的“找死”方式证明自己的清廉，最终终于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据史料记载，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十分不屑，说海瑞做官有原则、有操守，但缺乏变通与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如此看来，海瑞并不一定是个好官，但肯定是个清官。相对来讲，官德不彰的张居正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远非海瑞能比，而在中国民间褒扬其人的并不多。看来，国人从古至今，对官员的评价主要看其是否有政德，而对政绩并不特别看重。

崇尚清官决非坏事，但崇尚过度形成“清官情结”，就出了问题。从百姓方面来看，有过重的“清官情结”，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没遇到清官自认倒霉，忍声吞气，不再拷问制度的优劣，以为有了清官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从官员角度来讲，陶醉于“清官情结”，认为自己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康熙与雍正是两个极端，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贪官当然是可恶的，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够容忍的，但是，“清官情结”也是靠不住的。希望我们少一点“清官情结”，多一些“制度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