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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臆想中的＂过去的好时光＂，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附：老木屋 -- 文革时的空军大院
空军大院的西大门大概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向南挪了一百米，也就是那个地方，原是几排平房，住着政治部印刷厂的几户职工。
那个年代能在大机关干印刷恐怕也是查过祖宗三代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一份报道是关于国家重要机关印刷厂的职工当年私藏印刷文件，现在拿出来显示的。有一位朴实的老职工，妻子瘫痪在床，有一男一女，我只记得儿子叫铁头。铁头像他爸一样从小就朴实，我们虽然爱在一起玩，由于家庭地位太悬殊，我不免喜欢拿铁头开心，现在想起来也怪对不住人家的。
有一段时候我发现铁头一天到晚怀里老抱着个大公鸡，我感到新鲜，问铁头你整天抱着公鸡干啥？铁头说是给妈打鸡血用的，铁头还说自己的饭要让给公鸡吃一半，每天晚上还要给公鸡洗个澡，一个月后抽鸡血给妈打，能治好妈的瘫痪病。文革中的空军大院除了成了大字报红色语录海洋外还真出现不少新鲜事儿，恐怕打鸡血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件。我这个人从小不跟风，喜欢戗着干，立刻感觉鸡血往人身上打不行，我对铁头说那样不行，要打死人的。铁头是个孝子，执意要打，并说大院门诊部不给打，还得到附近农村找人打。鸡血最后到底打没打成我不得而知，但我确实知道铁头的父亲后来成了历史反革命，据说铁头的父亲在印文件时把毛主席语录印反了，后来政审又发现有历史问题。铁头的父亲是大院最普通职工，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同在大院里，人家住高楼，他住小平房，如今又成了历史反革命，这对未成年的儿女和瘫痪在床的妻子无疑都是雪上加霜。
文革时干什么都是一阵风，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生活的，老百姓跟风，老干部也跟。养海宝喝红茶菌,好像是我印象中的第二件。记不太清了是文革中的哪一年，我家里多了一些瓶瓶罐罐，我问父亲是干什么用的，父亲说是在养海宝呢，现在每天喝三次红茶菌，我掀开盖子看了看，红红的，拿嘴添了一下，有酸的感觉。我想那段时间，不仅我父亲，可能大院和全国不少人都在养在喝。实际上当年谁要跟这个风是跟对了，坚持数年，我敢说不会死于癌症，至少我父亲最后没有死于癌症。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明青霉素后，人类普遍认为抗菌素是最好的抗菌救命药，凡抗菌素不能消灭的有害菌最后都容易转化成癌症，成为不治之症。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办法对付这些灭不掉的有害菌，就是菌种平衡，用友好菌对付有害菌，是预防保健的最佳良方，这种办法在政治上叫“以夷治夷”。一九八八年我带着发明的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参加了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在张建宇的帮助下获了银奖，会上我认识了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杨振华抗癌851的发明人杨振华。当时我怎么看抗癌851怎么像当年的红茶菌，而且这事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悬念。如果真是这样，851就是当年的红茶菌，大家似乎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文革也有好东西啊。杨振华是中国生物制品的开山祖，她的851在美国现在还有卖，不少人说确实能起到防癌作用。发明都是个“巧”字，也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关键道理对，杨振华发了财，其实杭州的“娃哈哈”也是一个道理。
文革时的空军大院应该像全国一样还有一道景，就是前后摆手，当年玉渊潭公园的运河两岸，每天早晨数千人一起摆手，着装不论男女全部黑绿，一起手前手后。可是这道景在大院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也没见人摆过手。摆手同打鸡血喝红茶菌不一样，是一种集体活动。文革前大院同级的干部多是一块上下班，在路上走着大家有说有笑，文革时可不同啦，成了老死不相往来，话都不说一句，怎么能在一起摆手呢。再有文革初期空军众将闹翻，借口讨论文革，实际上在发泄对新任司令的不满，并要求部以上机关干部表态，一个好端端的空军大院顿时四分五裂。又说到摆手，总不能司令派在一起摆，反司令派在一起摆，付司令派在一起摆。
大院的同级干部从上下班路上有说有笑到文革时的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最后人情淡如水，薄如纸。这种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受伤最重的是他们的第二代。一个大院，千八百个孩子，父辈多数认识几十年，孩子们又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可是成婚结为亲家的很少，用一句数字话说，不足百分之一。我倒是一心想找一个大院的女孩子，但一直困难重重，最后找的这个小郝，幸亏她父亲是离休后才到的北京，文革时不在大院，要不然也早凉菜了。
文革时发生的这种不正常的父辈间的人际关系对我后来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到哪都不愿意直报姓名说出父亲是谁，生怕碰上了整人的对立面,像个地下工作者。我大学毕业刚到空一所报到，就被政治部陈付主任认出我的父亲是潘斯福。陈付主任在大院时只是个干事，他不太明白司令部上层的惨斗和用心的凶险类似当年苏区的肃整。陈付主任说他跟我父亲很早就认识，而且父亲一直对他很好，他执意要请我和小郝到他家吃饭，我说那可千万使不得，要吃也一定要把窗帘拉上。小郝看不明白，因为陈付主任家的对面就是所长楼，当时有三个所领导在大院时做过处长，去过干校，只不过他们认不出我。
院子大了，什么树都长。文革那几年大院出了不少新鲜事，恐怕传得最快的是出现反动标语吧。好像是在文革最火的那一年，先是四号楼垃圾箱旁出现了反动标语，我跑过去观看的时候，已有战士站岗，标语已拿报纸盖住。标语写的位置很低，很可能是少儿所为。其实当年很多所谓的反动标语都是笔误，一般是写“打倒刘少奇”没写对，写成“毛主席”了，要不然写“毛主席万岁”，小孩不懂事儿，在“毛主席”上打起XXX来。当时负责照像破案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姓梁的干事，也就是后来大院开会斗我大喊叫我低头的那个。他采取的破案方法是对笔迹，不过那时是人工的，我在大院时是个知名人物，遇到这些事当然跑不掉了，我隐隐约约记得他让我写过几个字，不过当时太小，搞不懂他是在收集笔迹。大院出现这些反动标语很明显不是大人的字迹，就是查出来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最阴险的是大院当时在暗查一个三岁的孩子每天喊着“蒋介石万岁”，领导认为出现反动标语可以是小孩的笔误，但喊反动口号一定是大人教的。现在想来这是一例明显的陷害栽赃案，告发的人意在陷害小孩的父亲。当时有三五岁孩子的多是参谋干事，可能还带有外地口音，小孩说起话来又不标准，趁大人不在再逗逗孩子，远听近听就像在喊“蒋介石万岁”了。
一九六九年年底，我从陕西黄河滩农场回北京，没想到在火车上碰到大院警卫连的老兵胡传福。胡传福，河北邢台邯郸一带人，一九六二年入伍后就在大院警卫连，一九六九年春退役，可以说我搬到大院就认识他了。这个人可是大院那个时代的活历史，不知为什么那天他见了我显得十分紧张，后来又有些害怕。警卫连文革时扩充为警卫营，警卫战士日夜站岗，担负着大院的安全，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但不得不指出，不少战士成了掌权一派的马前卒和打手，很多过火的抄家押送逼供信行为都是这些战士干出来的，这些没有法制的行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大约有十二年漫长的岁月。
在狂热的年代，大家都狂热是正常的，不狂热反而就不正常了。狂热之后是冷静，冷静下来就会良心有发现，这种现象在西方称之为宽容和忏悔。同大院的孩子恢复接触后，不少孩子给我留言，劝我不要提太多这些揪心的往事，他们说不论父辈当年在哪一派，看到这些文章都会很伤感的。说实在的，都经过那个年代，大院哪有世外桃源，有谁能“桃花源里可耕田”，铁头一家也是难逃啊！
附：老木屋 -- 有笔难下空军二次文革和后文革
周恩来去世的前一段时间，显得特别烦躁，每天好像都有话说，但欲言又止。身边人员耐心等待，准备耳闻手记，生怕漏掉点什么。这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在清理自己的旧帐，有的能说出口，像杨度的入党问题，毛泽东手里的“九个中央文件”，难开口的“伍豪启事”也说出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特别是在病危的时候，都会其言也善。
几十年来，党史专家都在揣摩周恩来当时的复杂心情，结论都是病危中恩来仍心系国家大事。我猜当时魂绕恩来的是顾顺章灭门血案，也许此时他想起了被细麻绳勒死正在地府里喊冤的顾妻张杏华，也许此时他听到从此下落不明顾七岁的小女儿黑夜里喊“爸爸妈妈”的哭声。
顾顺章曾是我党高级领导人，后投靠蒋介石叛变革命。对于当时的中央特委作出密杀顾顺章八个亲属一事，我党后来没有形成任何历史决议，也没有人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议论过。周恩来当时也自言自语说过，今天我们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将来历史会怎样看待我们。不管怎样，这一事件开了个人错误，殃及亲属的先河。从中央苏区，到延安，到中共建政，到文革，愈演愈烈，到后来不可收拾，成为涉及千万人口的党难国难。
文革初期，多次出现中国高层被整的领导人的子女被逼伤致残甚至被打死的恶性案件，最著名的有邓小平的儿子和李井泉的儿子，其中李井泉的儿子几乎就是被活活打死，对于这些丧天害理的恶性案件，不仅没有得到在场群众的同情，反而更多的是在喝倒彩。
再看看空军大院，文革中受苦受难最多的是被整将军的子女，这些子女多从父亲被整的那时开始，受到各种名义的长期监管。老实抓不到不良把柄的孩子是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交代父亲问题，有不良倾向的孩子则关押，最后送到军队农场，长期监督劳动。
我在大院时，被抓过坏的典型，亲眼看到这些被整将军的儿子被战士用鞭抽打辱骂的情形。在十六号楼临时看守所里，警卫战士专门拿电线，是黄色的，鞭成了一条辫子，每天抽打黄玉昆的儿子黄友林，黄友林经常在隔壁惨叫，当时黄友林可能只有十五岁。
后来我被送到南苑机场空军农场暂时过渡一下，在那里我看到何庭一的儿子何伟在冬日的寒风中穿着件破军用棉袄，赶着拉粪的牛车。何伟生来体弱个子矮小，当时岁数太小可能还不会照顾自己，手和脸都皴得很厉害。我有个习惯，喜欢自己旧地重游，每次回到那个农场，总会想起何伟当年赶牛车的情景。
张廷发的几个子女一直品行优良，也被以“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形式受到长期监管，长女张笑红实在受不了这种非人性的管制，据说是破窗逃到了山西插队，在那里又受到当地农民干部的百般凌辱，往事不堪回首。张小祥被送到东北类似宁古塔地区，我想日子决不能好过。我这里不是说领导干部的孩子就不能像全国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他们这样上山下乡是背着“黑五类”的牌子，谁都要踩上一脚的。后来，小祥不幸染上鼠疫，又没人给治，据说死的时候，眼珠子都掉出来了。我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蹂躏，又会怎么想。
文革中，各种学校停办，又面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要想逃避最好的办法是去当兵，军队又有安排子女当兵的特权。在空军大院，被整干部的子女是不能去当兵的。岁数大一点的女孩子，都知道到了穷乡僻壤凶多吉少，死活哭着求着要去当兵，这种情形我耳闻目睹，现在又让我下笔，这几笔又怎么能描绘出她们当时的心情。我家楼上住着十级老付部长张汝舟，她的长女就是哭着在我家要当兵的，张汝舟第一批挨整，司令部没有同意。也许正在这时，毛主席又发出“办五七干校”的指示，干脆来个顺水推舟，空军把被整的干部带上全部家属子女送到了边远地区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去变相劳改。
“全家扫地出门”可能也是文革时大院发明的整干部家属子女的新方法，凡是有历史问题，现行问题干部的家属一律不准在大院继续居住。全大院第一个被扫地出门的我看要算因一张大字报受到无限上纲，遭到百般诬陷含冤去世的空政保卫部付部长赵国锐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了，当时大的十三岁，小的只有四岁，真想象不出后来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就标志着空军二次文革拉开序幕。最先传出听后叫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是孙秉超的妻子，也就是我小学同学孙卫平的母亲被逼迫交代问题含冤自杀的消息。孙卫平的母亲不在空军工作，是个地方干部，不可能掌握大量空军机密，如此逼供致死，性质有点像张杏华。两者虽然死因不同，一个是被，一个是自，我觉得都是无辜的，丈夫的问题归丈夫，何况她俩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并不是高层人物，最后如此下场，真叫人难以瞑目。
好像历史喜欢捉弄人，也喜欢重演，新的一轮整治被整干部的子女也紧锣密鼓开始了。问题严重干部的子女多受到关押交代问题，他们那时的年龄都不会超过二十岁。南苑空军农场，也就是何伟当年赶牛车的那个地方，成了他们的看管所。大院一位网友说在育鸿小学组织学农的时候，他亲眼看到夜里农场的干部在训斥王飞的儿子王鲁宁和黄永胜的儿子，交代问题。王飞的长子王鲁宁，一直是我崇拜的大哥，从小到大优秀得不能再优秀了，党内斗争再残酷，如此厄运也不该降临到他身上。
新的空军党委决定，凡是与林彪事件有牵连干部的子女在部队的一律转业复员，可以回京，但不得在城区和近郊区安排工作。孙卫平的姐姐孙米克复员回到了北京，看到母亲已含冤去世，大院的住房也被没收，万般无奈，又实在没有去处，夜晚只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晚上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叫人耻笑不说，我想叫她最难断定的是自己后来的人生，还好她挺过来了。九四年我见过她，她居然没认出我，弟弟说，连潘涌都不认识，白活了。
按照空军当时的政策，贺德全的几个孩子可以回京，但不得在市区近郊区安排工作，后来铁军和弟弟去了远郊怀柔林场，九四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铁军和弟弟已在那里度过二十多个春秋了。梁璞的儿子梁建英梁小五，杨彩章的儿子杨宏兵杨宏军也是那时必须停飞转业复员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上面我提到的只是正部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其实还有很多事例，像金全的一对优秀女儿金苏玉金燕燕也是，就不一一列举了。
需要指出的是，林彪线上的许多干部子女在林彪得志的时候曾经也相当轻狂，特别是在党的“九大”上林彪被确定为党的接班人后，更加忘乎所以，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他们突遭厄运的时候，大多数能够冷静下来面对现实，而不绝望颓废，有的还不失大将风度。
吴法宪有个小女儿叫吴京秋，林彪出事的时候她还不满十八岁，当时在洛阳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她比一般人要早一点知道父亲的情况，也明白自己今后的命运。每天她不惊不诈，照常平安工作学习，她当时的冷静态度，叫她的同学和院领导都佩服。失掉父亲靠山，不怕各种整治，克服重重阻绕她到达了美国，最后又通过各种严格考试，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她用英语写作出书，虽然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有失公正，但还是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京秋只比我小一岁，我们的专业又同是英语，而我如今在美国只练了个小酒庄。京秋可能也是我们那一代大院孩子中唯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周向阳可是“重要钦犯”的子女，我想当年收拾和整治他不会轻的了。我同他已接触过多次，他从来不谈当年被整治的往事，反而以一种常人少有的宽容和大度，活跃在K57网站上，每天同当年去五七干校干部的子女侃山聊天，还认真地解答一些历史问题。向阳的母亲曾是育鹏的老校医，大院许多大一点的孩子上学生病的时候都得到过她的精心照顾。她可真是名副其实地被整治了几十年，能吃能动的时候又关又押，老了不能动了，成了植物人，又给推给了子女，至今不给回复空军医疗关系，如今躺在临终关怀医院，由小儿子隔天看望一次。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是空军后文革的开始。空军的整治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虽不急风暴雨，但也是软刀子割肉，疼但叫不出声来。这时多采取压级变相平调限期离开北京的办法整治，那时的老干部很本分，多数忍气吞声流着泪水带着全家老小离开北京。
后文革时的老干部中不乏也有硬骨头，坚决抗“旨”的，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科研部的王九臣就是因为给林立果讲解过现代飞机发展方向，要给他降级调出北京，他坚决不从，后来警卫战士把他家的东西全部扔进了防震棚。王九臣有两个小儿子，多多和咪咪，从此以后就住在防震棚里。后来我多次见过他们，就忘了问，自来水是怎么解决的，上厕所到哪去上，冬天防震棚里有多冷。
毛泽东去世后，人们的胆子也开始大起来。有个叫马鹏飞的，也就是马英马勇的父亲，老干部一提起他，没有不伸大母指的。《红楼梦》贾府里的焦大敢骂街，因为他救过老爷的命，马鹏飞敢骂权势，因为他觉得在理儿，当过秘书处长，管过空军秘书，难道就成了林彪线上的人？最后空军也没有办法，派人把军衣送到他的病床前：马处长，您穿上，过去的处理决定全部取消。
最后受到整治的是我父亲和王少江，两人都是十一级，五十年代到空军工作前都早已是正师级。前几年的整治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最后终于以革命干劲不足按付师级调出北京。王少江是个乐天派，不在乎，每天仍然乐呵呵，所以他活了八十多岁，我父亲则显得差些。
看到老干部分期分批被整治，聪明的老干部也开始留心眼了。刘海玲的父亲刘琦恐怕是最先有这个远虑的，他率先在玉渊潭公园旁盖了个农家小院。我们家则整下鼓楼西大街一号一间六平米的小房，小妹妹潘雅的户口落到那里，后来她在那里复习考试，上了北京语言学院。
所谈这些都是后文革昨日花絮，它无法与空军文革和二次文革相比，受到重创的是前两次,不论是谁我都同情。虽然后来继续出现空军阻绕梁璞的小儿子七八年上大学的奇怪事件，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必尽是鞭长莫及，青山再也遮不住了。七八年那一年，我们家搬出北京，也就在那一年，我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从此，老一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一代准备乘风破浪开始远航了。
我曾试图想用宽容和谅解的方法来降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都说可能性不大；那么我又问能不能对他们的家属子女给一些宽容和谅解呢，像张杏华不给勒死，孙卫平的母亲不给逼死，对周向阳的母亲空军给予人道主义的医治，已经是生命的最后几天了，如果认为还是不行；那么我最后问一声，除了不杀之外还能不能给未成年子女一些宽容，周恩来都说孩子是无辜的，我今天写的可多是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还是不行，可真让我有笔难下啊！
Aug 23,2007 |
发表于 2013-6-22 15: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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